陳省身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2月3日19時14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歲。12月12日，著名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遺體在天津火化，並在殯儀館舉行追悼會。
《中國青年報》12月14日指出，當地某些部門的做法「值得商榷」。報導質疑，當局為了高官的到來，採取了限制人數的辦法，又要求前去悼念的人要統一集合、集體乘車，不得私自開車去。而這一切規定的原因都是因為有官員領導去。
報導認為，天津當局這種做法「一刀切」，囫圇吞棗地限制人數的措施是「親官員遠學者」的做法。據指出，一些老教師、包括許多從北京、上海、浙江，以及國外趕來的學者，都要在北方寒冷的室外站立等候，無處可坐。只有官員、中國科學院院院士和少數工作人員例外。
據指出，集體坐車前來的北大、清華數學物理方面的幾十位元教師，還有來自浙大、復旦的弔唁者，他們大多五六十歲，甚至年歲更大，其中不乏數學學科的卓越人物。因為怕堵車，他們來得很早，有的不到8時就前來等候，凍僵了手指凍疼了雙腳卻只能眼看著官員領導的小汽車一輛輛駛入，車要開到休息室門口。
又據指出，形成對比的是，眾多各種頭銜的官員，有的還很年輕。中國傳媒指出，當天出席了活動的高官，包括了中國國務委員陳至立，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等。
《中國青年報》報導，一位院士看到同行被攔在門外，氣得對執行任務的警察大聲說：「你們只認官員不認數學家！」
這次事件引發的爭議，並未因為新年到來而終結。中國官方人民網1月10日轉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陳省身不願看到的一幕》。這篇文章，不單刊在該網的主要位置，據傳還有許多讀者爭相閱讀。
據中國官方資料，陳至立今年滿63歲，她作為主管教育的國務委員，出席有關活動可謂是無可厚非。不過，她這次「不幸」被捲入這場風波，背後也許有更深層的問題。
一直以來，中國都被指有政治凌駕學術的問題，就連鄧小平都對這個現象有意見。1965年文革前夕，有人正準備批判歷史學者吳（「日」旁做「含」）的《海瑞罷官》時，時任北京一把手的彭真向鄧小平反映此事，鄧小平說：「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險的。」後來，文化大革合果然就以批判《海瑞罷官》揭開序幕。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相對之下，今天中國的學術自由雖已大為改善，但始終政治干預學術的指控仍是時有所聞。例如曾大力批評中宣部的北京大學學者焦國標，就被調離了教學職務；外界有一種意見認為，這就是「政治干預學術」的例子。
中國知名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在《艱難的日出－－中國教育百年回首》一書指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爭取學術獨立、學術自由的努力，所標識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民國時期的「教育獨立運動」以及蔡元培「超軼政治之教育」的改革等等，為中國留下了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楊東平在該書又指出：在1949年之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極左路線嚴重地戕害和扭曲了教育，政治凌駕於學術之上，政治教育取代了道德教化、人格養成和個性發展。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到文革中淪為為幫派政治服務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導致教育被摧殘、中斷的悲劇。
楊東平在這篇 2003年中國非典為禍時期所撰寫的文章認為：「社會現代化是一個日漸倚重和確立知識權威的過程。這意味著在教育、學術與政治之間，以及在國家、社會和學校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確立一種新的價值準則和權力結構。這並不是將教育與社會政治、經濟相阻隔，而是要求按照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建立教育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教育不應是政治或者經濟的簡單附庸，不應是服務於短期政治、經濟目標的實用工具。只有確認教育的基礎性、全局性、戰略性，確立教育、學術為社會之公器的價值，才能真正確立教育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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