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盛夏，氣溫驟升。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創作、並在北京隆重公演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盛況空前。
緊接著，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做出決定，懷著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請』到廣州演出。要求每一個藝術造型、每一個音符、每一個舞蹈動作，都必須與『原型』相符，不能有絲毫走樣。為此，集結了全省最優秀的歌唱演員、舞蹈演員、導演、樂隊、舞臺設計師等千餘人，以黃花路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為基地，按軍隊建制嚴格管理，嚴格排練。陶書記還發出指示：為《東方紅》添紅。就是說，只要是《東方紅》演出上需要，要人給人，要物給物，一路綠燈，日夜通暢。
我從漁區採訪歸來，在中山紀念堂觀看《東方紅》演出。無論讀書還是觀看演出，我向來很少『動感情』。也許這與我個人的『戲劇觀』有關，我認為，舞台上的所有故事情節，都是虛構的。可以說是『藝術真實』，但不等於『生活真實』。如果感情過於投入，可能會影響自己做出比較客觀的藝術判斷。看《東方紅》演出，我直觀的印象是，重溫了一遍已經熟知了的中共黨史。
一位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位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聯手』做出如此罕見的大動作，是不是文藝界又闖了甚麼大禍？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全國科學家座談會』和『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舉行，也是周總理和陶書記主持，《東方紅》的公演，絕對不是一次普通的藝術演出。我預感到文藝界將會有一次大整頓。
果然，毛主席對文藝界的一系列批評，陸續在中央的報刊上公布出來。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說『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說『文藝界的許多部門，已經跌到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口吻和用語如此嚴厲，大大超過十年前公布『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時的『按語』。
『五，一六』通知公布，正式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姐』，任命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組長、陶鑄為顧問（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不久更竄升排名第四位，即毛、林、周、陶）。這時我雖然躺倒在醫院的病床上，斷了脊樑骨似的，備受神經痛的折磨，心裏卻一直關注文藝界的動靜。挨整是肯定的，但整到甚麼程度，整成甚麼樣子，卻無從想像。
『一月風暴』從上海刮起，各省相繼『奪權』，令我大為吃驚，卻又百思不得其解。說是『文化大革命』，看來又不僅僅是文化界的事。說是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各級黨委都已潰不成軍，昔日的絕對權威早已蕩然無存，連人影兒都見不著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又到哪裡去找？別地的情況我不瞭解，廣東的情況略知一二。光是陶鑄榮升為中央第四把手，大致上可以判斷，廣東應當是『健康』的。即使有個別『野心家』，恐怕也早叫陶書記『收拾』了。儘管我有許多『不得其解』，有一點是絕對明確的，那就是毛主席的絕對權威。
一九六六年『三月軍管』，廣州突然出現了大亂的局面，大規模的打、砸、搶、操、抓，大規模的兩大派發生武鬥，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隨便殺人，使全市變成恐怖世界。
開頭，宣布廣東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主任是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原先省委大院門口的牌子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陶鑄榮升中央後，省委第一書記由趙紫陽繼任），現在換了新牌子，是廣東軍事管制委員會』。三天後，軍管會即發布第一號『取締令』，把珠江電影製片廠『東方紅』、老紅軍戰鬥團』等等一大批群眾自由結合的組織，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勒令這些群眾組織立即解散，各該組織的頭頭親自前去軍管會登記，聽候處理。
對這個『取締令』，廣州兩大派群眾組織的反應截然不同，一派說『好得很』；另一派說『好個屁』。說『好得很』的這一派，自稱為『擁軍派』，認為軍管有如『東風勁吹』，形勢大好，這一派就叫『東風派』。說『好個屁』的這一派，認為軍管支持『保皇派』，壓制『造反派』，堅信自己一派擁護的是毛主席『革命造反』的路線，決心高舉紅旗，戰鬥到底，奪取最後勝利，這一派就叫『紅旗派』。我不贊成『取締令』，理由既簡單又具體。因為中央文件明確規定，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整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運動才開始不久，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都被造反派奪了權，全國上下都沒有任何一個人，被定性為『走資派』，軍管會有甚麼依據，可以將人數眾多的群眾組織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明明就是利用軍管的權力，把鬥爭矛頭從『走資派』轉移到『革命群眾』，干擾鬥爭大方向，打擊群眾，保護『走資派』！
如果我不贊成『取締令』的理由，僅僅停留在『看法』或『判斷』上，大概不至於後來招惹了那麼嚴重的災禍。由於我太自信，太認真，把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寫成了一篇大字報，貼在大院裡的大字報棚上，很快就被『觀點相同』的群眾組織，刻印成傳單，廣為散發，據說『頗有影響』。一年又三個月以後，軍管會主任黃永勝竄升為中央軍委參謀總長，軍宣隊即『秋後算帳』，拿我開刀，罪名就是炮打三紅』（所謂三紅，即是毛主席、共產黨、解放軍），『惡毒攻擊黃總長』。照此罪名，殺無赦！
那麼，實行軍管的廣州，到底是『東風』還是『黑風』，觀點不同的人自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我以為在概念上的爭論，無濟於事，還是來看看事實吧。
在文化界，散文作家秦牧的遭遇，具有典型的意義。
秦牧原來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員，因政治態度左傾，反右派運動後期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青雲直上，當上了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副總編輯，並多次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出訪多個國家，寫下不少『歌功頌德』的文章，是陶鑄書記門下得意的大秀才，也是南方『歌德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九六０年春節期間，全國正陷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大飢荒絕境，秦牧發表了散文《花城》，竟是一篇『歌頌大躍進』的奇文。
誰都料想不到，陶鑄門下的大紅人，卻被第一個拋了出來。《羊城晚報》領頭，中南五省（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的省委機關報，統一步調，集中火力，都以頭版頭條位置，批判秦牧的散文集《藝海拾貝》，指責這本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的大毒草』。並由文及人，揭露秦牧是『藝海裡的一條響尾蛇』。就在報紙公開批判的第二天，就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包括工人、街坊婦女、青年、兒童，輪番擁進秦牧在東山的住家，聲討、申斥、責問。第三天開始，更有各式各樣的人，川流不息地闖進家門，大喝大罵，聲明要把秦牧『鬥垮、斗倒、斗臭』。叫罵聲震耳欲聾，房門被踢破，床架被踩爛，屋子裡糊滿了大字報大標語，連個睡覺做夢地方都沒有，夜裡還不斷有人來叫嚷著『打倒秦牧反動派！』
秦牧從此不得安寧，苦不堪言。他在無奈與絕望中，曾經閃過一個念頭：對著那群吵鬧得最凶的少年兒童，沉痛地說聲『再見了，小朋友』，然後從天台上跳下去，結束這個悲慘的局面。不久，秦牧被所屬單位（羊城晚報）秘密轉移並監管起來，與妻子隔離。忽然，又收到房管局一紙通知，稱秦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無權再住原來的房子，勒令立即搬走。與此同時，報紙的批判又再升級，指秦牧是『反共老手』，是混進革命隊伍裡來的『反革命分子』。廣州市的工、農、青年、婦女團體也紛紛集會聲討，指秦牧牧為『廣東的鄧拓』。各縣文教部門，也都在抓『小秦牧』，凡與秦牧有過『一握手一談話』的人，都被打成秦牧的『同黨』，有的不堪屈辱、折磨的，就自殺身亡，還被扣上『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的罪名。
秦牧氣憤，悲哀，痛苦，消沉，走投無路，終於橫下一條心，決意一死了之。經過整夜的思慮籌劃，他設計了一個自殺的方案。天朦朦亮的時候，他避開監管人員，悄悄溜了出去，在街角郵箱投進一封給妻子的訣別信，立即乘公車過珠江鐵橋到了河南，買了繩子，再折回河北，逕自上了白雲山。這時，他不再思緒萬千，既不憤怒，也不悲哀，而是沉靜地思量著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這是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天，本來，五十一歲，身體健康，正當壯年，還可以做不少事情，可惜遭遇如此，一切也就付諸東流算了。這樣一想，心情格外平靜，對世界充滿一種輕蔑的冷漠。
白雲山遊人頗多，又正值秋老虎，天氣燠熱異常。秦牧先在麓湖裡泡一泡水，去掉一身汗漬，再到一間茶館喝茶。心想，捱到下午，遊人稀少了，再尋找一個適宜的去處。忽然，茶館一角的廣播喇叭響了起來，號召大家注意一個人的行蹤，如果見到這個人，就立即把他扣留起來，護送到一個甚麼地方去。廣播裡描述的那個人的身材面貌，恰恰就是秦牧，接著乾脆把姓名也點了出來。秦牧暗暗吃了一驚，意識到這是運用『組織力量』，到處搜尋了。因為廣播裡說到的秦牧，是戴著近視眼鏡的，秦牧立即摘掉眼鏡，若無其事地到櫃臺付了帳，離開白雲山。他的另一個目標是龍眼洞植物園，那裡更加偏僻，幽靜，可以從容行事。
秦牧在山下那條大路上往前走，一輛迎面而來的小轎車嘎然而止，車上下來一個人，是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前不久還是軍區的高級將領）蕭洪達。他攔住秦牧，並要秦牧上了車。蕭洪達和顏悅色地問，為甚麼到處亂跑？秦牧直截了當地說：『準備自殺，活不下去了。』蕭副部長默然黯然了一會兒，才勸導秦牧『想開些，先回去休息』。這時，秦牧可以猜想得到，他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軍管的手裡。
此時的廣州，和全國的情況一樣，兩大派的武鬥，越演越烈，夜裡到處槍聲大作，有時，白天也發生機槍掃射，手榴彈爆炸。長堤省總工會大廈（即前胡文虎萬金油大樓）一帶，成為武鬥的主戰場之一，牆壁上彈孔纍纍。街上除了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大標語，有時還出現人們咬著匕首，抬著屍體遊行示威的恐怖場面。一些中學校大門口，可以看到青年學生因武鬥而死的訃告，大書『享年十七歲』『死有重於泰山』『永垂不朽』等字句，令人不忍卒讀。與我們光孝寺大院只有一牆之隔的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大門內的通道上，一次就停放著十多具中學生的屍體，一律穿上軍裝，頭戴沒有五角星的軍帽，旁邊一幅大標語，上書『血債血還！』
本來就已十分可悲可怕的景象，更因『砸爛公檢法』（公安、檢察、法院系統的所有機關全部砸爛，並由軍管會屬下的廣州警備司令部接管）而更加恐怖。全廣州市突然間不見警察的蹤影，街道上的崗亭，被沒有駕駛執照而又駕車亂闖的青少年撞塌，沒人敢管。解放牌大卡車滿載手持自動步槍的武鬥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呼嘯而過，路人避之尤恐不及。許多街道搭建起柵欄，設置路障，人們手執長矛、短刀，站崗放哨，隨時準備自衛。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甚至傳說大批『勞改犯』衝出了勞改營，要來攻打廣州。
那個晚上，氣氛特別緊張，槍聲徹夜不停，居民相互報警，敲打臉盆鐵桶，嘈雜的響聲，此起彼伏。第二天早晨，就聽說西門口街道的路樹上，吊著屍體。我想看個究竟，便走出光孝路，右拐折向西門口，就在中山五路和人民北路交叉口第一棵樹上，果然吊著一具男屍。我見到男屍的頭顱被擊破，臉歪在一邊，灰色的唐裝衣服上，血跡斑斑，上衣口袋還露出半截小錢包。分明是昨夜在附近被人活活打死，再吊在樹上的。聽說人民中路一帶，也有路樹吊屍，我順便走過去一看，就在人民中路羊城晚報大門口以南，到一德路短短的一段路上，我見到被吊在樹上的八具屍體，大多是被人打破頭顱，鮮血迸流而死。當天，聽說中山五路將軍西、北京路、東山農林下路等處，都有路樹吊屍的慘劇發生。如果以我所見的路段推算，全城至少也有幾百具吧！
事後聽說，被打死的，有不少是一早入城挑糞的近郊農民。一夕之間，在軍管會眼皮底下活活打死了數百人，真相如何，至今仍然是一團歷史迷霧。
這個時期，全省許多縣、市都發生武鬥和殺戮事件。湛江地區的陽春縣，據官方統計，共殺死了三千六百多人，武鬥被殺的只佔少數，絕大多數是被集體處決的。當時一些『紅五類』（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造反派）的紅衛兵組織，大肆宣揚『血統論』，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誓言要堅決消滅『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和牛鬼蛇神），以防止這些反動階級的『反革命復辟』。為此，必須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在廣東，最早提出這個『主意』的，是軍管會派到陽春縣春灣公社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一名公社武裝部長。他的『主意』得到上級軍管會領導人支持，於是就組織各大隊民兵，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將管轄區內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抓了起來，分別押到野外山溝，用步槍、鋤頭、砍刀等凶器，集體屠殺，就地埋掉，連只有兩歲大的嬰兒都不放過。這個公社共有四萬多人，一次就殺了一千多人。縣軍管會還推廣『先進經驗』，全縣共殺了三千多人。後來上級發現不妥，才加以制止。這是一九六八年夏天，湛江地區舉行過一次小型展覽會，展出的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例。
廉江縣仿效陽春縣的『先進經驗』，也殺了一千八百多人。這個縣的軍管會，不但殺了居住在農村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還派出民兵到城市裡去抓地富子女，加以殺害。許多地富（這時都是公社生產隊的社員）家庭都被滅門。甚至一位公社共產黨監察委員會委員，僅僅因為地主家庭出身，在路上被抓住，立地處死。
湛江市某機關，有一天突然衝進來幾十個紅衛兵，由人事部門的幹部指認，把機關裡地富家庭出身的人員全部抓了起來，不由分說，戴高帽，挂黑牌，遊街示眾之後，立即趕回農村實行『群眾專政』。其中一名女會計，廉江人，地主家庭出身，五十年代初參加工作，一向勤勤懇懇。她的丈夫是廣西人，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夫妻二人一起被趕回廣西老家，由民兵監督勞動。剛走幾天，女會計在廉江的老家派來幾個民兵，要抓她回去與家人一齊處死。幸虧她與丈夫已被趕回廣西，逃過一劫。幾年後『落實政策』，她和丈夫回機關恢復工作，才知道 廉江老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已全部被殺，欲哭無淚。
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固然是歌頌毛主席發動並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形勢一派大好。同時，也包含著血腥的殺戮，成千成萬無辜的生命，被野蠻地地殺害了。這就是暴力政權製造的紅色恐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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