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當軍隊剛允許貼大字報時，蔣彥永醫生是三○一醫院貼了第一張大字報的。大字報的內容主要是針對當時的院長靳來川的，其中包括靳對邱會作提供從國外進口的性激素等藥之事。事情有巧，在文化大革命前，邱會作的醜事正碰到了蔣醫生的手上。當時有一位在鐵道兵文工團拉二胡的、患膽囊炎的十八歲的女病人正住在蔣醫生管的病房。當這位病人去做檢查回來時，在電梯裡有一位穿高幹病房衣服的人和她談話，並約她晚上到內科樓前的葡萄棚下相見。她回病房後嚇得要哭，並將此事告訴了護士長。護士長立刻將此事告訴了管病房的蔣醫生。蔣也馬上報告給保衛處的康毓蔚處長，康隨即報告給政治部楊忠孝主任。
他們經研究後決定讓病人還是按時去赴約，而保衛部門安排人在四周去抓那位「首長」。當晚病人到了葡萄棚下，過不久，來了一輛大紅旗車，從車內走出來的是總後的邱會作部長。這些保衛人員是認得邱的，他們當然不敢去抓他，但邱看到周圍有人就返回車內離開了。三○一醫院將此事向總後報告後，總後的政委李聚奎招開了黨委會對邱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文革開始後，總後的一些幹部到三○一醫院找外科六病室的衛生員畢某某，希望她能證實她在總後招待所工作時，曾遭到邱會作等人的侮辱。畢最初沒表態，後來她找護士長談了她被侮辱的情況。蔣醫生當時是普通外科的支部書記，就得知了這情況，並告訴總後的幹部。他們寫了對邱的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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