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逃到陝北後的借抗日之名求圖存
前文已經講過，從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到西安事變爆發之前，中共從未真正的進行過抗日，反而是利用這一時機，不斷的發動武裝叛亂，並建立了國中之國，對中華民族構成了巨大危害。其間，在國民黨的圍剿中，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輾轉最終在陝北落腳。當時中共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
中共此時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在蘇聯的授意和命令下，中共抓住了一顆救命稻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求生存。為此，中共發表了所謂的八一宣言。但是，中共違背了其蘇聯主子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繼續堅持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的主張。中共所擅長的兩面策略又一次得到展現。
比如在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第一次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但不久後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陝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卻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又如1936年6月13日，兩廣發生軍事政變，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如此對比，我們就不難明白中共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的伎倆了。
為了自身「圖存」，打著抗日旗號的中共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之名生存下去。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它實際上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學生運動爆發後，中共又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學生。並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此外，同年12月12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並於17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這在今日的大陸誠然是不可以想像有這種自由的。
1936 年5月底，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
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1936年間學生運動頻繁發生，中共地下組織也由此得以擴展。中共的所謂的抗日救亡但實際上是救亡自己的運動，給本已災難深重的國家帶來了更多的混亂和動亂。中共的行為再次證明其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義不顧的邪惡本性。
在掀起一系列救亡中共的運動的同時，為了實現其「反蔣」的陰謀，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向負責西北剿共的地方軍閥東北軍和西北軍滲透，並最終結成了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誘使張、楊置民族安危於不顧，劫持蔣介石，發動了西安武裝叛變。只可惜，中共的主子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危險，命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企圖假他人之手殺死蔣介石的陰謀落空了。
西安事變至少在表面上達成了國共聯合抗日的局面。但是在西安事變解決後不久，即1936年12月27日，中共就在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注意：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也就是說，中共始終並未放棄反蔣，在這方面，顯然與莫斯科的主張發生了重大分歧。然而，這個分歧卻為毛澤東和中共堅持了下去。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這再一次暴露了中共狡詐的兩面性。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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