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國慶就是中共的黨慶 中共建黨的真相

中共建黨確實日期應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錯訂七月一日作黨慶。臺共建黨人是彭湃，臺共綱領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臺灣民族獨立」「建立臺灣共和國」。　　　　

本文所談的是有關中共誕生確切的時間，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參加一大的代表，和臺灣共產黨與中共最早的關係。

早期的中共黨慶是蘇聯的國慶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初到陝北，當時中共並沒有黨慶之說。那個時期我的印象，蘇聯的國慶就是中共的黨慶。第一次，在距離西安大約一百八十里的三原雲陽鎮（原彭德懷的紅軍前敵指揮部）青年訓練班（主任馮文彬；教務長胡喬木）學習，十一月七日這一天，我們的伙食加了菜，每個學員都吃到了幾片肉。政治指導員樂少華（一九五二年一月自殺）即席講話，他說：「同志們，今天是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建國的節日……」。

　　第二年的同一天，我在延安又吃了幾片肉，還是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的。也在這一年（一九三八年）－－中共成立了一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委員會，開始中共黨史的研究。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王明兼的，實際的負責人是楊松。楊松曾經是東北抗日聯軍楊靖宇的政委，到陝北後任中宣部副部長，一度代理部長。「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以及當時的中共黨史教材都是他主編的。我在延安時，楊松一向待我很好，我日後對中共黨史研究的興趣，可能受到他的影響。楊松於一九四二年死於延安整風。　　

中共「七一」建黨之說是錯的

　　早期中共黨人提及建黨日期的，如鄧中夏與李維漢，他們都說是一九二一年六月。這一說法的根據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上海臨時中央發出通知，中共一大定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舉行。持「六月」說即以此為據。到六月底，由於準備參加的代表多數沒有到上海，所以決定改期。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的《共產黨人》創刊，毛澤東寫發刊詞，原文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文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將「六月」二字刪去了。

　　毛澤東這個「六月」之說，明顯的是錯了，沒有人敢指出，所以，有一個時期，關於中共建黨的時間，都是這麼寫的，「一九二一年七月」沒有正式日期。

　　這個問題延安討論很久，沒有結論。但是毛澤東已經察覺到「七月」建黨之說，是較為有根據的，當時毛澤東對於抗戰以來的中共發展，頗為得意。一九四零年他在延安的一個講話中，公開為中共建黨日期拍板，毛澤東說：「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明年是黨的二十週歲，我們黨從七月一日起慶祝一個月。」隨後，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社論，號召全黨準備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慶祝黨的二十週年紀念。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正式發表文件，以七月一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但是，其後大量資料證明，七月一日是中共誕生之說也是錯的。正確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

　　很多中共最早的黨員都寫過中共一大，其中包括張申府、劉仁靜、李達、張國燾、羅章龍、朱務善、周佛海、陳公博、陳譚秋、包惠僧、董必武等，一部分還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六十年代我在香港常向張國燾請教有關中共黨史的問題。當時資料不足，我和張國燾都同意毛澤東的七一建黨之說，認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說謊的必要。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我參加在墨西哥舉行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也曾為毛澤東七一建黨之說辯護。但是，以後我接觸中共資料愈多，愈對毛澤東的七一建黨之說發生懷疑。

　　陳公博的回憶中說，一大的召開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陳譚秋的回憶中說，一大的召開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底。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回憶更寫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底上海的社會新聞，我根據上述線索，查到當年的上海申報，果然發現與他們所述的情節相符合。於是我致函我的蘇聯朋友石克強（K.V.Schevelyoff，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教授），請他幫我查一查共產國際的檔案文件，他回答我說，根據中共一大後，共產國際代表給莫斯科的一份報告，開會的確實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

　　這是一九七八年的事，當時石克強教授還寄給我一份莫斯科出版的一九七二年第六期《亞非人民》雙月刊，其中有馬林報告的原件，一九八零年中共的《人民日報》才承認了中共建黨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說法。毛澤東關於中共建黨日期兩次都說錯了，仍然沒有人敢駁他，中共黨慶仍是七月一日，因為那是毛澤東訂的。　　

中共一大有多少黨員？

　　中共建黨時到底有多少個黨員？有五十三人、五十五人、五十九人等各種不同說法。筆者比較傾向五十九人之說

　　中共建黨是由各地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或稱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選出代表參加的。當時各地小組成員到底是多少人，中共的資料也說法不一。例如北京的小組就有十四人、二十人、二十二人的三個說法。

　　根據筆者粗略的統計，中共一大時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上海約二十人，北京約二十四人，湖北約十三人，湖南約十八人，廣東約十人，山東約九人，這個數字加起來當在約一百人左右。但是，有些參加過共產主義小組的人如戴季陶、邵力子、張東蓀等，不久就退出了。有些參加過共產主義小組的，實際是信仰無政府主義，如北京的黃凌霜，廣州的梁冰弦，也不久和共產黨人分裂了。　　中共成立時包括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山東、日本東京七個小組，東京小組有施存統、周佛海兩個人，都是從上海去的，應該算是上海小組的一部分。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許多交叉性的人物，例如陳獨秀在上海，後去廣州，張申府先在北京，後去歐洲，李漢俊先在上海後去湖北等等。上海小組的浙江人數多，常往來上海與浙江之間，也有人稱為杭州小組的。

　　有一個奇怪現象，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四川就有了一個青年共產黨，是楊尚昆的哥哥楊□公領導的。四川的黨不但沒有參加中共建黨，而且成員之一的吳玉章的黨齡曾經在中共七大引起爭論，要從一九二五年算起。中共一大有多少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有十三人，十二人，十一人，十人的四個說法。

　　十三人的說法是對的，其中包括張國燾、毛澤東、董必武、李達、李漢俊、劉仁靜、陳譚秋、包惠僧、何叔衡、陳公博、周佛海、王燼美、鄧恩銘等十三個人。

　　十二人之說的原因是，早年毛澤東的名單沒有包惠僧，理由是，因他參加一大是作為陳獨秀的個人代表，不算是正式的代表。張國燾的名單沒有何叔衡，理由是，因為何參加一大時是位「冬烘先生」，對共產主義完全無知，後來也因為聽不懂大家討論的內容，提前走了。

　　十一人之說理由是參加一大的兩個山東代表王燼美、鄧恩銘，當時□是中學生，予人印象不深。

　　十人之說的理由是，在上海開會時，何叔衡提前走了，不久又遇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轉到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開會，李漢俊、陳公博都未能參加，所以只剩下十人了。

　　中共一大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後稱總書記），張國燾管組織、李達管宣傳。當時陳獨秀還在廣州，在陳未到任前由周佛海代理，周又去日本，由李漢俊代理，李又和陳獨秀意見不合，一氣而去武漢，再由李達代理，李達又在一九二三年脫黨。中共建黨與共產國際

　　中共建黨時幾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契年維可斯基是最早的中共建黨的聯繫者，馬林正式參加一大，代表國際指導，隨同馬林參加中共一大的還有尼科爾斯基，他是國際聯工的代表，張太雷以翻譯的身份也參加了中共一大，他不算是代表。

　　中共建黨時共產國際和蘇聯都在爭取和中國實力派軍閥的合作。中共一大時，當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權威的兩個人，「南陳北李」（南陳指陳獨秀，北李指李大釗）都沒有參加。理由是當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也在爭取中國實力派軍閥的支持，陳獨秀在廣州擔任教育廳長，做陳炯明的工作；李大釗在北京接觸北洋軍閥，做吳佩孚的工作。

　　四川和湖南的共產主義青年大部分去了歐州，當時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十分活躍，他們分別參加了法共、德共、比共，後來又組織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再後來又改為中共旅歐支部，其領導人先是張申府，後來是趙世炎，再後來是周恩來。張申府是周恩來入黨的介紹人。中共旅歐支部一向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也沒有參加中共的一大。

　　中共一大的綱領有兩版本。一個是陳公博一九二二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憑記憶以英文寫出的；另一個是共產國際所存的檔案，為俄文，一九七九年才出版中文版。兩者內容有些不同。

中共建黨與臺共建黨

　　有一位著名中共黨人參加了臺灣共產黨的創立，這個人就是彭湃，彭湃是廣東海豐人，日本留學生，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共，五大、六大的政治局委員，他是中共黨內與毛澤東齊名的農民運動專家。

　　根據共產國際的資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產國際指示日共渡邊政之輔，中共的彭湃，朝共的呂運亨等三人籌備組織臺灣共產黨。當時因為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臺共又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總部設在上海法租界，由彭湃負責領導。臺共的綱領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臺灣民族獨立」「建立臺灣共和國」。

　　謝雪紅是臺共的代表人物，她在一九二五年參加中共，一九二六年又在莫斯科參加俄共，一九二八年臺共成立後，當時彭湃以中共的經驗，主張臺灣革命應發展農民運動，謝雪紅提出「馬克思主義與臺灣具體情況的結合」，主張「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的聯盟」。一九二九年八月，彭湃在上海被殺，謝雪紅成為臺共的核心人物，一九三一年被捕，後被釋。日本投降後是一九四七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的風雲人物，同年底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並參加中共。一九五八年在中國被打成右派，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五日死於文革。

　　臺共另一著名領導人蔡前（蔡孝干），他曾經參加過中共的長征，中共在大陸建政初期，任中共臺灣工委主委，他到臺灣後不久就被捕，參加了國民黨。

　　臺共在歷史上一向有親中派與親日派的鬥爭。根據日共的資料，謝雪紅屬於親日派。迄今臺灣還有幾位臺共元老，他們與世隔膜，秋風落葉，花果飄零，似乎已經不為人注意了。

──原載《開放》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