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綿十幾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浪費了一代人的寶貴光陰。死於非命或慘遭姦淫的男女知青數不勝數。對於文化大革命年代的高、初中畢業生而言，那是一個永世無法擺脫的惡夢。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革命豪情的鼓舞下，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於8月30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熱血青年。由於這種革命行動有利於減少城市閑散人口，緩解就業壓力，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此大肆宣傳和大力表彰。在共產黨的提倡和鼓動下，在隨後的歲月裡，陸續有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上山下鄉。隨著全國人口日益增多，就業形勢日益惡化，共產黨政府的宣傳和鼓動逐步升級，越演越烈。報紙雜誌和廣播電臺等「黨的喉舌」樹立了一些知識青年標兵，以誘惑更多的失業失學青年上山下鄉。雖然每年都有少數天真無知的理想主義青年上當受騙，但是直到1964年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基本上是一種自覺自願的個人行動,而不是一種由各級政府強制推行的政治運動。
1964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關於組織城市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報告》，正式決定動員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變成了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的政治運動。毛澤東的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裡是大有作為的」被廣為宣傳。「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報刊雜誌上出現得最頻繁的口號之一。一個又一個的知識青年先進典型侯雋、邢燕子、董加耕……被樹立起來，變成了盡人皆知的英雄。據說他們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要麼是根本沒有參加高考就主動下鄉，要麼是考取以後不去上大學、卻偏要上山下鄉，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
湖南省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家鄉,在別的省份對黨中央關於上山下鄉的批示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反應之際,湖南省就聞風而動。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迫不及待地要做黨中央號召的第一個響應者，決定在當年就把不能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全部組織到鄉下去插隊落戶。因此，湖南省的上山下鄉運動又早於全國其它省市。當時，湖南省各中學對學生和學生家長全力以赴地展開上山下鄉動員。一時間，沒有考取學校就必須下鄉好像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誰要是膽敢說不願意下鄉，那就是落後，那就是反動，那就是大逆不道。筆者是64屆的高中畢業生。筆者被中國共產黨剝奪了升學權利的同學幾乎全部去了湖南省最邊遠的農村－－湘桂邊境的江永縣。
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開始，大學還在按照階級路線招生，出身好或統戰對象的子女還有機會升學。因而，共產黨的口號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一顆紅心」是指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兩手準備」是指共產黨讓你讀大學，你就讀大學；共產黨不叫你讀大學，你就聽從黨的召喚，黨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共產黨不喜歡大批失學失業的青年留在城市給它的太平盛世抹黑。因此，它的召喚很簡潔而單一，就是要求他們去它自以為對剩餘人口有無限消化能力的農村－－去當知識青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專院校從6月份停課鬧革命，招收新生的工作當然也隨之停頓。連毛澤東自己大概也沒有想到，這一停就停了11年，直到1977年鄧小平復出以後的第二個月，1977年8月才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決定恢復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傳統招生辦法。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等教育才算逐步納入正規。
在大學關門的這11年裡，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起初並沒有想好如何安排失學又失業的高、初中畢業生。從1966年起到1968年止，接連三年的高、初中畢業生都積壓在城市，既不能升學讀書（大學關了門），又不能就業做工（工廠在鬧革命，生產時斷時續）。他們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年輕力壯的城市失業大軍。年輕人天生好動好鬥，天下大亂的形式使他們變本加厲。他們變成了一群無法無天的脫韁之馬，為所欲為地橫行在校園內外和大街小巷。他們組織和加入了形形色色的群眾造反組織，給動盪不安的局勢推波助瀾、亂上加亂，對社會安定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長此下去，局面將變得無法收拾。他們只好故伎重演，以對付城市閑散人口的老辦法來解決問題，那就是把這三屆高、初中畢業生統統趕到農村去。這是全國範圍內發生的一次規模最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國老百姓和國內外學術界後來把這三屆被一鍋端到農村去的高、初中畢業生通稱為「老三屆」。對於這次粗暴的強制性的全國移民運動，中國共產黨也給它發明瞭一個十分動聽的口號－－「一個面向」。所謂「一個面向」是相對於原來的老口號「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而言的。學校不招生，誰也不能升學，當然只剩下了「一個面向」，面向廣闊的天地－－農村。
毛澤東和共產黨搞上山下鄉運動之初還是頗有一點雄心壯志的。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通過把大批年輕力壯、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移民到邊遠地區去，讓剩餘勞動力變成社會生產力，搞好邊遠地區的建設，一舉兩得，何樂不為？於是，各省早期的知青都被送到了省裡最邊遠的地區。北京、上海、天津這些大城市自己沒有邊遠地區，它們的知識青年就被送到北大荒、西雙版納和內蒙古草原。
在歷史上，實行屯田制，搞移民墾邊，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最早的移民墾邊是由漢朝的晁錯建議、漢文帝採納實行的。其後，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都實行過各種各樣的屯田制，通過移民墾邊來開墾荒地，獲取稅糧。三國時曹操任命典農官搞募民耕種是成功的屯田制的典範。
但是，到共產黨這裡就不靈了。這是為什麼？因為，古代成功的移民墾邊，無論規模多麼大，都是只涉及到全國少部分人的有組織、有計畫的全家移民。大部分人還是在家鄉過著安定的生活。對於移民，政府給予土地、農具、種子和最初幾個月的口糧，免除他們最初幾年的地租和勞役，使移民獲得實惠、安居樂業。而毛澤東搞上山下鄉卻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家庭活活拆散，用豪言壯語和崇高理想把青年人騙到鄉下。到鄉下以後，知識青年衣食無著，生活困難，長期需要家長資助。家長在城裡擔心，知青在鄉下不安心。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毛澤東先後把一千六百多萬知識青年趕到了鄉下。那時的中國，幾乎每個城鎮家庭都有一、兩個孩子在鄉下，多的有四、五個孩子在鄉下。上山下鄉運動搞得全國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於是，毛澤東漸漸發現他的新移民墾邊政策行不通。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新畢業生的升學就業問題。為了減少社會積怨，他只好放棄了當初移民墾邊的雄心壯志，改為把知識青年就近安排在城郊或者城市附近的農村。於是，移民墾邊的雄圖大業退化成了應付失業失學的權宜之計。但是，這種解決方案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在城郊或城市附近的農村，勞動力本來就過剩。農民不歡迎知識青年到他們的家園來分享他們有限的資源。他們的日子本來就過得不寬裕，他們不願意知識青年到他們家來奪取他們口中的食物。農民和知青的關係惡劣，在知青和農民之間，聚眾鬧事, 打架鬥毆的事件層出不窮。
毛澤東終於認識到，農村對剩餘勞動力並沒有無限的消化能力。而且，他在同時又發現，他把知識青年送到鄉下的另一個目的也完全失敗了。他原以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學習農民艱苦樸素、勤勞樸實的好品質，有利於把知識青年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可以叫他們做革命的永不生鏽的鑼絲釘。他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黨的喉舌」甚至蠱惑人心地幫腔說：「農村需要知識青年，但是知識青年更需要農村。」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貧下中農給知識青年的再教育是：在大躍進的時候，共產黨命令他們聽任成熟的莊稼爛在地裡，卻去把樹都砍光煉鋼。為了顯示幹勁衝天，在數九隆冬還強迫他們光著膀子去修堤筑壩，連十七、八的大姑娘都不許例外。接著，在隨後的三年裡，成千上萬的人活活餓死！另外，知識青年在農村的親眼所見也沒有幫助他們堅信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發現農村不是一個廣闊的天地，而是農村幹部們無法無天、為非作歹的地方。儘管農村貧窮落後，他們卻無法施展他們的知識和才幹。
當時，各級地方政府都基本癱瘓，毛澤東能穩住江山的兩大支柱就是軍隊和農村。如果農村這一支柱由於知青問題而轟然倒塌，那麼剩下的半壁江山是不是仍然牢不可破就很成問題。萬一知識青年中再有高瞻遠矚者，引導知青和農民認識到使他們陷入如此貧窮和絕望的困境的真正原因，發動知青和農民聯手揭竿而起，重新走毛澤東自己當年走過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麼哪怕就是出動軍隊恐怕也無濟於事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奪回他失去的權力，但是卻絕對不願意失去他的江山。知識青年在農村既然到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地步，那麼就不如讓他們逐步撤回，讓他們看到前途、看到希望，逐步安定下來。與此同時，城裡的家長之心和鄉下的農民之心也就得到了安撫。
於是，進入70年代以後，共產黨逐步放鬆了緊箍咒，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共產黨把回城之門剛剛打開一道縫，知識青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渾身解數往城裡擠。出身好的、有關係的、走門路的，幾個月就回家了。出身不好的、忠厚老實的、沒有門路的，則要花一、兩年,甚至三、四年。至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在無形中歸於失敗。
2. 長篇小說《插隊夥伴》的創作
中國共產黨為期十幾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浪費了整整一代人的壯麗青春年華－－有的人稍短，只有一、兩年，有的人很長，長達八、九年。（筆者的妻子八年（1964-1972），筆者的妻妹九年（1968-1977）。）但是，這一代人並沒有消沉。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熬過了漫長的插隊歲月之後，又返回當初下鄉時的原點，從頭開始了他們人生的壯麗歷程。經過刻苦的努力和頑強的拚搏，許多人變成了作家、畫家、作曲家、歌唱家、教授、科學家、博士生導師。他們的成就告訴我們，即使處在共產黨統治的逆境中，人們仍然具有多麼頑強的生存力和創造力。
在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國門打開了。中國人看到了西方國家的人民在過著民主、自由、富裕、幸福的生活。「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原來是騙人的鬼話。而他們自己卻恰巧是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於是，盲目地往外跑就成了一時的風尚，好像外國的大街上都可以檢到金子似的。留學、探親、勞務輸出、合法移民、非法偷渡，許多人以各種各樣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來到了國外。這種風潮被調侃人士稱為洋插隊，而原來由共產黨政府組織的上山下鄉則被稱為土插隊。
洋插隊和土插隊當然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移民運動。土插隊是在共產黨逼迫下進行的，而洋插隊則完全是插隊者的自願行為。但是這兩種插隊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卻是共同的。有的被迫參加過土插隊的人，後來又自願加入了洋插隊的行列。這種歷史現象引起了筆者的深思。筆者感到，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洋插隊也是共產黨逼的。如果中國也像西方國家一樣民主、自由、富裕、幸福，也做到了人人平等、尊重人權，中國人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到連話都聽不懂的西方世界來討生存和求發展呢？在自己的祖國安居樂業、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豈不更好！
為了用文學手段來表達這一認識，筆者決定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在寫作長篇小說《弱者》的同時，筆者就開始進行與上山下鄉有關材料的收集、整理、思索和加工。經過幾年的深思熟慮，又考慮到筆者已經年屆花甲，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於是決定不再延誤，盡快動筆。長篇小說定名為《插隊夥伴》。全書由兩部組成。第一部《土插隊》，第二部《洋插隊》。在寫作之初，筆者不願意放棄最近兩、三年裡建立起的短篇政論文和文學小品陣地。打算兩者同時並舉。試了一陣，發現短作品的數量大減，長篇小說的進度太慢。為了集中精力，保障在有生之年完成《插隊夥伴》的創作，筆者在此向讀者們暫時告假－－在《插隊夥伴》完成之前，過去兩、三年裡在網壇上頗為活躍的短篇政論文和文學小品作者葛陵元、辛明和文思暫時不會從事短作品的寫作。請大家原諒。在完成《插隊夥伴》之後再見。葛陵元、辛明和文思在此向大家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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