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委員長」的孫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東門國小五年級,有一次放學,和孝慈從學校後門穿過陸軍眷村走路回家,有幾位老伯伯們正圍在樹下乘涼,當看到我和孝慈時,就有一位拉開嗓門指著我們毫不避諱地嚷:「來看來看,他們就是老蔣的孫子,蔣委員長的孫子!長得好可愛的一對雙胞胎!」我們完全聽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們一眼,加快腳步回家。但是「蔣委員長」這幾個字,倒讓我們記住了。
類似的事情重複發生了兩三次,心中難免嘀咕,我們決定要問問外婆。有天吃完晚飯,我鼓足勇氣問外婆,誰是「老蔣」?誰是「蔣委員長」?怎麼我們會是他的孫子?外婆當時臉一沉,帶著責難的口吻說:「問這些幹什麼?現在兵荒馬亂,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臺灣,喜歡胡說八道,不要聽那些人講的話,他們有神經病!你們爺爺、爸爸、媽媽,還有姨媽、姨爹一大家子,來不及逃出來,都還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到臺灣,我們家跟什麼『蔣委員長』怎麼會有關係!以後不要問這種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們放學後再經過那個眷村,要我們走學校前門繞一條較遠的路走回家,避開那些老兵們的指指點點。回想起來,這些老兵似乎已略風聞我們的故事。
這段經歷是第一次有人,在我們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蔣家有某種關連,雖然有過疑惑,但一陣子就過了,畢竟年幼,被外婆編織的故事和她嚴肅的表情給隱瞞了過去。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外婆被我問到這個問題時,是什麼樣的感受?
家徒四壁臥竹床
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這幾年在新竹,過得還算平穩,沒有任何異常,從衣著到每天的便當,以及上學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學沒有兩樣。但是從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變壞,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畢業,都沒有好轉過。
那段期間,新竹家裡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電器用品,就是幾盞懸在房間當中沒有燈罩的電燈球。新竹的風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卻悶熱異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鄰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電風扇在轉,覺得既新奇又□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們知道家裡買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帶著孝慈和我祖孫三人睡在小房間,裡頭擺著兩張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爐般悶熱,晚上就寢時,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熱的。家裡買不起窗,只好去文具店買色紙把窗子糊起來,後來乾脆用看過的舊報紙代替。
二舅想出一個簡單的消暑辦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學後,到附近的東門市場去找魚販,向他們買幾塊用來冰魚的便宜大冰磚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塊放進臉盆,擺在竹床上來回移動個把小時,把竹床冰涼一些,剩下的冰塊就放在房中間,讓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較好睡些。整個新竹市,應當沒有第二家,用這種妙方來對抗熱浪的。單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體會什麼叫「家徒四壁」了。我們睡的竹床一直到進了大學都還在用,陪了我們十幾年,後來竹床不僅有個洞,還會夾肉,到了夏天都要墊上兩層的床單才行。從這樣的生活條件來看,街坊鄰居怎麼都不會相信,住在隔壁的這兩個雙胞胎會和「蔣總統」有任何關連!
成功嶺上見祖父
我真正近距離見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三年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的暑假。從報上得知他每年都會到成功嶺向大專學生兵訓話,所以一進到成功嶺,我就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們就整隊在大操場集合,足足等了一個鐘頭。那年祖父已七十五歲高齡,向我們致訓詞時,聲音宏亮、鏗鏘有力,雖然帶有十分濃厚的奉化鄉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氣十足,而且逐字照著稿子宣讀,可以聽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體預官學員全程持槍立正聽訓,一動都不敢動,足足半個多小時。我內心是激動的,全場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訓詞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擁之下,緩步走下司令臺來校閱學員部隊。我個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數第四位,祖父會很接近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我終於可以見到自己的祖父了!我興奮得在心中吶喊。
自從外婆向我們解開身世之謎後,對祖父的感受,立即變得複雜又矛盾,好像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理障礙要去克服。他那種歷史巨人的身影,從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腦海裡,突然間外婆卻說他是我的祖父,這是何其大的衝擊。對一個十八九歲的窮孩子來說,要接受它為事實,真是太殘酷了些!對這種幾乎不可思議的身世轉折,除了必須不露聲色地去面對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隱忍住不能說出自己是蔣家人,這不是「辛酸」兩個字能道盡心裏的委屈。
回首過去,在那麼嚴峻的環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髮無傷並成功地把這項天大的密深鎖心中數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棄,反而知所奮進,各自在不同領域裡,走出一片天來,這是外婆艱辛的代價成全了我們,只要想到那夜她熱淚盈眶的雙眼,和那雙輕撫我們面頰、微微顫抖且佈滿皺紋的雙手,我們就會強忍淚水,潛心向上。當十六七歲時弄清楚自己親生父母是誰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變得沉靜起來,甚至內向而寡歡。這是一種內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嶺的隊伍裡,我不只是好奇,急著想看到像是從歷史裡走出來的「蔣總統」,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爺爺的慈祥。
他是我爺爺!
祖父校閱時,學生隊伍一律舉右手扶槍行注目禮。我用眼睛餘光看到他老人家從右邊緩緩走過來,內心興奮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著三軍統帥帽,披著那件招牌式的披風,帶著白手套,面帶微笑,步履穩健而輕快,神采奕奕,威儀懾人。當他走過我面前,接觸到他目光的那一剎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喚他一聲「爺爺」,但我不敢。他雙眼炯炯有神,面色異常紅潤,身材沒有想像中高;他威嚴中不失和藹,一直帶著笑容,向我們頷首回禮。他眉毛很淡,唇上的鬍鬚已白,身體卻顯得健朗。我感到他很親切,我曉得他是我爺爺,但是在那一刻裡,「他是我『總統』」的感覺超過了「他是我爺爺」。
我繼續轉首行注目禮望著他的背影,我問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孫兒就站在這裡,和所有優秀預官一樣,認真地接受著嚴格的軍訓?」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訴他孝嚴在受訓,他該會有多高興和安慰?!
外婆說,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們的事。四姨媽亞梅還說過,母親在廣西桂林過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帶到江西萬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貴州,兩年後才回到南昌,蔣老夫人還曾差人帶口信到南昌,問外婆願不願意把這對雙胞胎交由蔣家撫養?如果捨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沒有答應,只告訴那帶口信的人說:「我女兒都死了,兩個孫兒是我命根子,他們是分不開的!」
再見面已是永隔
當我第二次見到祖父時,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密從美國回臺為他老人家奔喪。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駐美大使館」工作時,深感自豪,因為我是蔣家第三代當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經由特考及格進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接著到「外交部外講所」接受十個月的嚴格訓練。「外講所」的設立是「外交部」的創舉,同期同學均自我謔稱為「黃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部內就流傳一則小道消息,說是當祖父獲悉他的愛孫孝嚴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興,不動聲色地命令「外交部長」魏道明立即編列預算,設立「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除了強化國際公法、私法、國際貿易等專業知識訓練外,還安排了高爾夫球、交際舞、橋牌等那時算是很時髦的課程。聽到這種繪聲繪影的說法,我只有笑笑,無從證實,也無以否認。但此一傳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裡面已經漸漸有人耳聞我和蔣家的關係。我不會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會託詞閃避。
外放生涯嘗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攜眷飛抵華盛頓「駐美大使館」,那是二月初下著大雪的寒冬。美國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現成待租的空屋更少,當時「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現在,三等書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塊美元。「駐美大使館」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華盛頓近郊的惠頓區(Wheaton),因房價較廉,那一帶大都是美國社會裏的中收入戶,要不就是韓國、越南、墨西哥和從臺灣去的移民。「大使館」的同事程建人與戴瑞明,和媒體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裡。
因為沒有積蓄,我外放時雖然領了治裝費和預支的薪水共三千六百美元,因為要花一筆錢買汽車,所以在華盛頓旅館住了三天,手頭變緊,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 「大使館」的另一位三左澤華商量,讓我們一家三口在找到房子前,擠到他小公寓裡的客廳打地鋪。左澤華是「外交部」書處老同事,他一口答應,由我分擔他三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東。我們便在他客廳住,這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兩間臥房、一個小書房、一套盥洗設備,客廳飯廳連在一起,總共四十坪上下。他們夫婦用一間臥房,還帶一個半歲多的男孩,另一間臥房已分租給在「大使館」擔任會計的薛糧輝,所以我和美倫帶著兩歲大的蕙蘭,只有在客廳打地鋪了。小公寓一下子住進了五個大人、兩個小孩,真夠擠的了。睡在別人家客廳,是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學會一個基本動作,就是別人就寢後,我們才能入睡,別人起床前,我們就得起來,因為要先起身收拾好鋪蓋,否則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確實難為了美倫。
巧遇孝章夫婦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從新聞報導得知,當時為之一驚,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還是有淡淡一層失去親人的哀傷,但我不能表現出來,下午還出席了在雙橡園由瀋劍虹主持安排追思會的討論。回家後,從電視上看到更多消息,美倫也流淚了。我隨即跟美倫說,應該回去奔喪,並和在紐奧良杜倫大學念博士的孝慈通上電話,他說學校正要考試,無暇走開,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個「大使館」籠罩在極端凝重的氣氛裡,不僅沒有往日偶爾傳出來的笑聲,大家連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來,此一重大變故,的確帶給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從四月十二日起請五天事假。
回臺北奔喪途中,遇到一件沒想到的事。在舊金山登機時很意外,我發現我應該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揚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機上,只隔兩排座位。孝章大姐身著深色洋裝,面容哀淒,不苟言笑,相當矜持。我和他們夫婦倆目光接觸了一下,沒有打招呼。我不敢確定,那天他們有沒有認出我是誰?
顧及人倫堅持回臺
飛機於十四日下午抵達松山機場,叫了部計程車照著王升的約定,逕赴愛國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覺得那天的街景顯得特別蕭瑟,敦化路和仁愛路上的椰子樹和樟樹,隨風搖曳,呼呼的風聲像是發出低沉的哀鳴。
進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電話,他隨即於五點三十分驅車前來,著一身戎裝,一向是精神抖擻,眼神逼人。我曾從華盛頓打電話告訴他奔喪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猶豫,問我一定要回來嗎?我說,如果不回去,我會永遠於心不安。他說,那就隱密一點好了,關於瞻仰祖父遺容的事,他會安排。王升還是怕我在敏感時刻回來,身世的密不小心被暴露出來。但是,我不認為這層顧慮可以凌駕人倫之上,我堅持回臺。
那天他走進來時臉色顯得有些蒼白,表情嚴肅而神傷,先安慰了我幾句話,說:「你是應當趕回來見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著便陪我一同驅車前往國父紀念館,車前面坐著跟他多年的隨身參謀王耀華。這輛黑轎車有通行證,一路開進國父紀念館,到後面的側門下車,換由兩位穿著深色中山裝的人帶路,進到裡面轉了幾個彎道才走進大廳。那時,紀念館裡裡外外有數以千計排著長龍的致哀民眾,不僅秩序井然且肅穆安靜。
帶領我進到大廳的那位先生,很客氣地引導我走上最靠近舞臺的較高平臺,一般民眾是不被允許站上去的。我肅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臺中間的蔣公靈柩,十分清楚看見祖父安詳地躺在裡面。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見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淚水,用淚眼注視著他已沒有表情的臉龐,也看到掛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勛章,我低著頭默念著:「爺爺,願您老人家在天之靈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來見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請你保佑父親,給他力量度過難關。」我讓眼淚流著,深深三個鞠躬後步下平臺,再跟隨那位工作人員,左彎右拐地走出紀念館。
與父親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廳前,這位先生輕聲說,經國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懸著一張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這位先生並未自我介紹,顯然知道我的關係,也曉得我前來的目的,才會特別指出經國先生此時就在裡面。我只輕輕點點頭,沒說什麼,也不能說什麼。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還安排我參加了大殮和移靈典禮,雖然不在家屬席,我默默坐在一個角落,還是很安慰地告訴自己,我已盡了孫輩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飛回華盛頓上班。
這次悄然回臺奔喪,在某方面沒有太多實質意義,既不能公開,又沒得到蔣家認同,當然更無助於對外強化「我是蔣家人」的事實。我之做此決定,只在尋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過世時,由於膽怯、猶豫、退縮,連盡孝心的勇氣都沒有,那就不配做蔣家的一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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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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