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幼接受的紅色教育中，逐漸培育起的對於四十年代中共在延安時的那段感情，總也存在著感同身受的親切，這是無法迴避的一種樸素，其原因也與我所接受教育的那所學校是從延安走出的「中央保小」相關。而入校學生亦多是由中共早期幹部子女以及國統區地下黨員、烈士子女為主組成。也因此至今，我對延安，以及在延安所發生的那一段中國歷史是懷有一種極其矛盾和複雜的心理的。隨年齡的增長及閱讀內容的多元趨勢，這種心思就愈發複雜。
一次與中央黨校教授交談，大大地改變了我原先對於從事黨史教育人士的誤解。一般認為，似乎時政才是黨校一類教學所需緊密配合的任務，也因此往往忽視了黨史教育中歷史於現實中的延續性分析和評判，但與教授們的交往，方才發現，真正學者的觀念多的是以唯物辯證主義思考黨，思考史的。所以聽黨校教授的談話，多有似乎與現政的相悖，比如針對「八榮八恥」推廣的「方法論」就為其中之最……這些令人意外，如沐春雨。
新近讀《延安日記》讀得仔細，是因為發現這是一部外人寫延安，亦是以日記體特有的真實。就尤其對其中中共以種植罌粟換取戰爭及生存物資的描述產生興趣。無論是何等原因，我們該對這樣的歷史事實該有所清醒才是。
《延安日記》是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的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他在1942年8日2日當天的日記裡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駐地去，要教尤任玩牌的時候，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挂挂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很顯然，鄧發所說已經非常明白。那麼是誰在延安擔負著種植罌粟，加工鴉片，以至與國統區交易的任務呢？回答恰恰是以紅色之旅著稱的359旅。
《延安日記》在4月28日這天有如下記載----
……外國記者即將來訪。毛看到機會來了，想藉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式關係。他推想，記者們會造輿論，而政界人士就會著手認真辦事。不料，中共領導在這件事情上遇到困難了。……大片土地都種上了罌粟，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丟臉的事情……
……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該旅駐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營地的道路兩旁，去鏟除罌粟。第一旅也同樣在幹這個差事……
看到這裡，我眼前不禁浮現出的是「南泥灣大生產運動」，浮現出的是王昆表演小戲劇《兄妹開荒》時的情景。還記得父親於我小學時就交會我們男孩子用織針編織襪子，用破布自己縫補膝蓋上的破洞時的情景。我們也因此得知凡延安出來的男人多有如此女紅技藝。我和哥哥並被教導而得知那就是「延安作風」……
在輿論封閉，思想禁錮的執政作風下，這些關於革命的種植罌粟行動被消息封鎖達半世紀之久，直到今天尚未正式解秘。當我在網上搜索發現相關這事情的議論時，想到的是那個關於如何認識歷史的問題。即使有出於革命的道義的正面認識，但它畢竟還有一個道德良知的反面教材意義。我們寧願理解在十分特殊的時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也不願湮滅歷史的真相。至少於認知上要有個自我心靈永保完善的態度。何況是國家，何況是歷史。
這樣的事例尚有無數，隨著一代人的離世，許多問題將成疑案，那也許不是你現在的官方「定性之論」可以推脫之，及早解秘歷史文獻，及早重新評定歷史問題，這些至少是該給予史學界的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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