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父輩們犯了什麼樣的罪》的重要結論之一——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等中共黨員精英，成了阻擋其後面至少三代人認識中華傳統、走向文明世界、認識和批判共產黨罪行的「防火牆」——提出問題，再深入一些探究。
從年齡層面上看，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們是我們這些四十、五十、六十歲的人的父輩，他們是同輩人中公認的黨員精英、知識份子（準確的說法是邪知分子，但中共國寨裡像我這樣理智思考的人鳳毛麟角），可以說引領著絕大多數目前七十、八十、九十歲的父母輩的人。他們首先通過家庭倫理這個環節，先讓兒孫們相信一個魔法：中共誓死要反對的自由民主世界，二、三十年後可以由中共內部改革派好官在某個時候引領著進入。劉賓雁們已成符號。實際上，我母親、岳父輩人對我輩人長期播撒的就是這個信念。而我輩人對我輩兒女又基本上在傳輸大體上相似的認識、可以說，中共國寨的父母都是中共的「防火牆」。
除了父母對於孩子來說普遍充當了中共的「防火牆」，普遍充當了中共的「防火牆」還有老師、官員、學者教授、作家記者、演員歌手等。
唐子在學校做老師時，就把從於光遠的政治經濟學和劉賓雁《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裡的黨文化觀念灌輸給學生（現在的年齡比余傑們稍大，跟任不寐們差不多大）。我學生中間也曾有對改良中共不以為然的，那時候就看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主張革命。我卻以師者的學識和長者的權威讓他們也成了改良派。我是六四之後三年逃離了學校，不敢繼續誤導那些崇敬我的學生。但我的同事們大都在學校，繼續引領學生接受「改良絕不接受改良的中共」，這些學生如今30、20、10多歲。最近在網上遇到一位老師，根本沒覺得替黨教學生是罪過。
中共對中華仁義道德的傳統是基本上否定的，卻一開始就繼承了以吏為師、為父母的傳統。中共官員可以在土改時擦淚把地主父母或者爺奶的土地分掉或人幹掉，卻決不敢不向下屬和民眾灌輸「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謊言。李慎之、於光遠等中共官員學者、教授們就是這樣干的。由於他們跟許世友、吳法憲那些山大王似的粗魯官員不同，他們溫文爾雅、言談引經據典、說話比較尊重人，因此充當中共的「防火牆」的效果就特別好，猶如今天電腦上使用的國產的瑞星、國外的諾頓。一旦他們以右派經歷來宣揚中共會改正錯誤，會改良為實行憲政的民主政黨，百姓要像他們一樣給二、三十年時間，百姓就會信就會給。
作家記者們對其讀者充當中共「防火牆」的作用也非同小可。我在《父輩們犯了什麼樣的罪》一文裡提及的那位女作家就這樣教育她的後輩人的。跟她交往的不少詩人、作者們當面臨中共的邪惡時就會想，這是暫時的，××她熬了20年苦盡甘來，現在離休悠哉游哉——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我為什麼不可以熬？於是他們也換眼光看中共邪惡，換文筆表現眼前的生活，寫中共樂於見到的，不寫中共不樂於見到的。就像敢於批判中共如余傑者，雖然不在文字內容上效法我說的那位女作家，但卻會在尋覓中共的批評底線和熬二、三十年的改良期待上效法。劉賓雁對我走改良路子多年的影響也是通過筆，通過他當記者時寫的報告文學。劉賓雁把《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裡的黨文化觀念賣給我，我又轉賣給我的學生。而今的記者已無劉賓雁對黨的第二種忠誠，但希望它由獸成人的幻想大多數人沒變。他們又以自己的方式給報刊讀者們充當中共的「防火牆」。
演員歌手們充當中共的「防火牆」在今天更功不可沒。大多數晚上，我岳父母便坐在電視屏幕前觀看中央三臺的文藝節目，每到七一、八一、十一這些黨的節日，更是要笑吟吟地從第一個節目看到最後一個。那些「沒有共產黨（錘鐮幫），就沒有新中國（大井岡山）」的歌百聽不厭。看馮鞏、趙本山們對黨官們來一點小罵，而後一個閃亮的尾巴——代表黨的某書記或者某某長出來撥雲見日——他們也先嘆息後歡笑。他們未必真信卻寧願是這樣。他們已經想不出在中共統治下還能怎麼樣。我岳母一個月的退休工資還不夠如今貪官半頓酒菜錢，可總不時地唱「社會主義好」。三民主義好，她當姑娘時民國沒讓上海那些演員這麼幹，給了她很健康的生活。中華民國的歌我一句沒聽她唱過。如果誰給她唱一句「法輪大法好」，保證她會心驚肉跳。我曾經傳送六四、九評的真相資料給網友，網友首先會問：有病毒嗎？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不由自主地被頌黨節目中演員歌手注入的情感同化，引領得近乎本能地抗拒黨的邪惡文化之外的一切新資訊了。
誰是中共的「防火牆」？誰只要站在黨的邪惡文化圈子裡，看中共是政黨而非邪教，視黨國為國寨而非國家、還有改良的希望，誰都可能充當中共的瑞星、諾頓，將自由門和無界當病毒防，阻擋他人看到真正的中華傳統和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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