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伴隨著絕糧和飢餓，浮腫病象瘟疫一樣不可遏制地蔓延。
由於大人把僅有的一點能果腹的東西讓給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腫；等到小孩也沒吃的了，小孩也跟著腫；先是雙腳腫，接著兩腿腫，漸漸腫到上身，直至腫到皮膚發亮，頭如柳鬥，兩眼如縫；再腫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徹底斷氣。
浮腫病人的人數在逐日增加，在死亡線上坐以待斃的人數在與日俱增。這裡，我們僅摘錄1960年2月份（農曆1959年12月）某日，嵖岈山公社部分大隊浮腫病當日統計表來看一看（與後來三反五反揭發出的情況有很大出入）：
◆槐樹大隊：浮腫病人28人；
◆土山大隊：浮腫病人28人；
◆農場：浮腫病人51人；
◆霍莊：浮腫病人68人；
◆大裡王：浮腫病人31人；
◆嵖岈山：浮腫病人50人；
◆包莊：浮腫病人78人；
◆小陳莊 ：浮腫病人75人。
◆……
這一天，全公社浮腫病人786名。也就是說，這一天有786原本鮮活的生命正一步步以小時，以分秒計算走向死亡。
然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仍然宣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90的人是思想問題。」1959年11月路憲文從潢川縣返回地委，沿途只見「死倒」（倒斃在路旁的餓殍）橫陳，被父母遺棄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視而不見，揚長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人員」，指示社隊幹部封鎖村莊，不准飢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
於是，善良的農民們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剝奪和取締了，留給他們的唯一選擇是死亡。
原公社幹部婁本耀回憶說：「大約在11月中旬，我在醫院接到劉班莊群眾的一封來信，信上寫著：俺莊已經死了62口人，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氣，你快來吧，晚了就見不到俺們的面了。我大吃一驚，搖搖晃晃到縣委找到辦公室秘書趙文亮和通訊員徐文堂，由他倆架著我向劉班莊走去。……
「我們一口氣走到八里楊的場地裡，準備靠到麥秸垛上休息一會，忽然發現麥秸垛下有個死人。我們也顧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氣趕到劉班莊。……
「我們走到村西頭兩間西屋，一推門，見當門處坐了一個婦女，臉腫得小盆子一樣，嚇人，眼睛腫成一條線，看不見人。她說她三天沒吃飯了，餓得很。再一看，她家的三個小孩全餓死了，並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上還有一個老頭，剩下一口氣。
「我又走進堂屋，門開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餓死兩個，地下餓死兩個。……
「又繼續往西走，先是走到酒流村，一打聽，村裡死了9口人。
「又走到小崗村，一問村裡死了10口。
「又走了一個村，村裡死了3口。
「我們連夜走到關王廟，見到公社書記別守志。別守志介紹說，苗莊餓死人最厲害，十室九空。我們三個人就急急忙忙往苗莊趕。我找到隊長家，隊長叫苗長富，49歲，說：‘你看我這腿腫了，眼腫了，兒子前幾天也餓死了。’說著嗚嗚大哭起來。我一問，村上百十口人，已經餓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畝地，全年打五萬斤糧食，可今年一下就徵購了10萬斤，村裡連紅薯葉都上繳訂任務數了。
「苗隊長哭著說：‘上級說這叫大購大銷，今年購，明年返銷給老百姓。可還沒等返銷，老百姓都餓死球了！這是共產黨的政策嗎？……社裡還在反瞞產，挖糧食。’
「李堯大隊張莊村12個娃娃每頓半杓清水煮紅薯葉，只好去抓草根、草蟲．樹葉，吃糠吃得屙不下屎。一個月時間12個娃娃死了8個，剩下四個也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憐毛旦那娃娃臨死時嘴裡吞了一口黃土。……
「遂平縣文化館館長周水山回憶說：‘59年俺莊幾百口子人，只有生產隊長的老婆生了一個孩子。有的人家死光了，死人也沒人管，鼻子都叫老鼠咬吃了。’
「……」
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達100多萬人！其中息縣餓死10萬人，自然村減少639個；正陽縣餓死八萬人，不少人家絕了戶；新蔡縣餓死10萬人，至今仍不得不在貧困線上掙扎；嵖岈山衛星公社原有人口四萬，三個月期間餓死近4,000人，佔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潢川、光山、息縣三縣統計，孤兒竟達12,000之多！
《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一書的作者在寫到信陽地區當年大量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慘劇時不禁發出感慨：
「毛澤東說過：‘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種各樣的死法，餓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然而，以餓死最令人發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沒想到自己會淹死，累死是無可奈何，只有這殘酷的餓死，令人毛骨悚然！一個生命蓬勃、血肉豐滿、情慾旺盛的人，在飢餓的剪刀下一點點地剪去肌肉，不幾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蝕身上的脂肪，最後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誰想去死呢？沒有一個是自覺自願的。不願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馬上就要死去，這對人不僅從肉體而且到精神是一種怎樣殘忍的煎熬？！
「那麼，按毛澤東的標準，嵖岈山乃至整個信陽地區餓死在‘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狂飆熱潮中的100萬孤魂野鬼究竟是‘重於泰山’還是‘輕如鴻毛’呢？」
八、
「反右傾」運動以來，河南省委跟中央是跟得最緊的一個。對那些執行中央和省委精神不夠堅決，不夠得力的幹部進行了無情的打擊。河南省120萬基層幹部，被定為「犯錯誤」的有40萬，受處分的達到3,000名。與此同時，那些敢打人，會打人，打人打得多，打得狠的幹部則被授予「模範共產黨員」的稱號，在三級幹部表彰會上披紅戴花。嵖岈山公社書記陳丙寅則作為「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團長組團出國訪問。
一方面，在1959年冬∼1960年春的「反右傾」運動中，河南全省餓死農民200萬人，死亡牲畜74萬多頭，扒毀民房160多萬間；另一方面，省委書記吳芝圃則下令在黃河邊大興土木，蓋起十幾座豪華別墅，贈送給毛澤東、劉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棟。
當信陽和整個河南省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的現象，捂蓋子已經摀不住時，吳芝圃搶先將路憲文和一批縣委書記逮捕，以作替罪羊。直至河南全省的問題暴露得越來越多，中共中央只得派出陶鑄，王任重帶隊的工作組，在全省農村進行所謂「民主補課」、「揭蓋子」運動，又一次將幾10萬小隊、大隊、公社和縣委幹部打成「國民黨復辟勢力」，殘酷批鬥，無情打擊。當時的說法是：「毛主席的經是好經，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壞了。」
所謂「民主補課」的提法出自於1960年底信陽地委的報告。信陽地委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把大批餓死人的現象說成是漏網地主、富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復辟」的結果，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民主補課」的口號使毛澤東正中下懷，如獲至寶，立即於1961年元旦批示「是一個很好的文件」，全國─都應照此執行。
於是，河南和信陽地區又一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大批基層幹部被揪鬥、被毆打、被關押、被判刑，替中共中央和聲委承擔罪責。有的縣委書記甚至被迫全家自殺。群眾中又擴大名額，新劃出一批地主、富農等「階級敵人」。中原大地重又陷入腥風血雨之中！
原省委書記吳芝圃則調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了事。
九、
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曾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又在發表於1958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莊重聲稱：「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開始真正統治這塊地方了。」
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了嗎？中國的勞動人民真正成為自己和這塊土地的主人了嗎？
發生在嵖岈山的這一幕慘絕人寰的人間慘劇已經過去40多年了。不用說今天的年輕一代對這幕慘劇所知甚少，不甚了了；即使是經歷過那段噩夢的人們，隨著時光的流逝，腦海中的印象和記憶也會越來越淡薄，更何況當年事件的親歷者大都年已古稀。40多年來，如同對待其它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中共並未認真深入地對這一慘劇進行反思和總結，當然也就談不到真正地該正和吸取教訓。
關於這一頁歷史，回憶、回顧和採訪的文字雖不很多，但還可以看到一些，然而研究的文字卻少而又少。尤其是有關對這幕慘劇的分析和看法往往停留在表淺的就事論事的層次。
其實，嵖岈山和信陽慘劇所反映出的最關鍵問題，並不是什麼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或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等等，其要害是：中共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黨？它代表的究竟是誰的利益？
嵖岈山慘劇首先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這場慘劇的全部事實使我們看到，在所謂「解放」了的「新中國」，人民群眾不過是專制暴政屠刀下任人宰割的、毫無自由和權利的奴隸。嵖岈山慘劇是中共反人民、反民主專制殘暴本性、本質的大暴露。這才是這場慘劇給予我們的最根本的啟示，也正是我們通過這一事件最值得思索和關注的問題。無論中共在具體政策、方法上做哪些修修補補，它奴役人民、與人民為
敵的本質並不等於有所改變，它滅絕人類的罪行必須受到嚴正的審判。中國人民要想真正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和權利，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就必須徹底認清中共的反動本質，破除對專制暴政的一切幻想。
（本文部分素材選自康健《人民公社警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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