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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江迅／中國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名，非法圈佔違規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數企業壟斷，大片耕地被亂佔濫用，四千多萬農民因此失去或減少土地，其中一半以上失地又失業……土地領域成為腐敗重災區，也成為官民衝突的主戰區。中南海重拳出擊整頓，連拘京津高官，連發禁令，要求各地年底前查處土地違法案件至少八起，以挽回流失的土地，同時挽回流失的民心。
中國憤怒的土地在沸騰。從廣東到北京，從四川到天津，中國民間底層正與地方政府展開爭地殊死戰，引發中南海深思，北京中央決定重拳出擊整頓，來挽回流失的土地，挽回流失的民心。
在今天的中國，各種利益主體對土地的追逐，地方政府在經濟建設的旗子下，非法圈佔違規批用土地，成為一種瘋狂。大搞「造城運動」，無規劃地成片開發土地，盲目簽訂協議，一次性將幾平方公里、十幾平方公里出讓給一個開發商，造成大量土地資源被少數企業壟斷，大片耕地被亂佔濫用，低地價導致國有土地資產流失，令中央宏觀調控政令成為一紙空文。
一些官員「低頭看地，抬頭看錢」，變著戲法將土地變成自己的「財富之母」，或隨意劃撥土地，或違規出讓土地，或私自徵用土地，或濫用稅費減免的職權，以至於土地領域成為腐敗重災區。貪官大都與土地腐敗有關，當年的成克傑、田鳳山、慕綏新、馬向東、孟慶平、楊秀珠，到剛揭露的北京副市長劉志華和天津市政府一批官員，無不是土地的「操盤高手」。
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二零零六年頭五個月，國土資源部門共立案土地違法案件二萬五千一百五十多起，涉及的土地面積達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多公頃，同比上升兩成；從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五年，全國共發現土地違法行為一百多萬件，涉及土地面積五百多萬畝……四千多萬農民因征地失去或減少土地，其中一半以上處於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成為上訪投訴的主要力量。土地的精魂蒙受蹂躪，土地的災難帶著血淚，憤怒的土地沸騰了。
形勢相當嚴峻，重典才能治亂。六月二十五日為全國土地日。在這前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接連推出一系列重拳，密集嚴查土地違法：
今年五、六月開始，國土資源部對幾起土地違法案件進行了公開查處，接連發布了《關於嚴明法紀堅決制止土地違法的緊急通知》、《關於當前進一步從嚴土地管理的緊急通知》，強令各市縣政府對零四年以來已批准的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取地方式、規劃建築面積、土地純收益等二十二項內容，在一個月內予以公布。
監察部、國土資源部組成聯合檢查組，嚴查土地市場違法違規問題，聯合檢查將採取書面調查和實地檢查、抽查的方式進行，檢查組於六七月赴山東、山西、浙江、河南、湖南、廣東等六省作實地檢查，而其他省（區、市）則以書面形式，於八月底前將自查報告報至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
硬指標查土地違法
六月一日，國土資源部在南京緊急召開全國土地執法工作會議，要求「各地迅速行動起來，堅決查處嚴重土地違法案件」，對有案不查的地方，將追究一把手的責任，同時停止用地審批；國土資源部施出「鐵腕」，下達了硬性指標，要求省級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公開、依法、嚴肅查處三起以上嚴重土地違法案件，年底前要達到起碼八起。如此下達硬指標，在中共執政以來並不多見。
六月中旬，國土資源部再發警告，要堅決防範新農村建設中各地把農村宅基地置換成建設用地。通知要求各市、縣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在一個月內完成房地產開發土地供應情況的調查統計工作，確切掌握房地產開發企業已經取得但尚未開發土地的面積、位置等情況，並在當地土地有形市場、主要報刊、政府門戶網站公布。據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透露，已經運用衛星圖片執法檢查，督促土地違法案件的處理。針對土地違法，國土資源部連發禁令，連查大案，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密集出拳，可謂前所未有。
京官因土地腐敗落馬
六月十一日，主管零八年奧運工程建設的前北京副市長劉志華被「雙規」，官方稱劉「生活腐化墮落」，但熟悉北京官場的人都知道，劉志華落馬與土地腐敗關係密切，尤其是在與奧運有關的項目上。零五年六月十三日，北京順義區數十名農民因不滿奧運征地賠償，堵塞北京通往順義區的主要道路，並挂出橫幅要求合理賠償。這只是中國成千上萬宗土地腐敗案件的冰山一角。
當下，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遭嚴重侵害，過去的一年，百姓維權上訪八成與失去土地和住房有關。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劉永夥等四名農民代表，在抗議政府強制徵收土地維權活動中，被不明身份者抓捕而下落不明，此前當地已有五名村民被關押。廣東省佛山市距離廣州不到二十公里，十多年前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周邊農用耕地被大量徵收。佛山南海區上萬畝的農地被政府違法預征，農民憤起反抗，引發一場土地維權活動。他們駐守在被徵收的土地四周，阻止政府填平土地。去年曾因當地政府強行收地，與民眾發生多次大規模衝突。在數千村民不惜流血抗爭下，政府的計畫才沒得逞。最近，南海市政府在村中貼告示，又要填土征地。南海村民表示將合力護地，決不屈服。
五十三歲的劉正有是來自四川自貢市的失地農民。他自製的名片上寫著：自貢市失地農民維權代表。六月十八日，他應邀參加日內瓦國際人權會議，在北京首都機場被警方攔截，押送回自貢接受傳喚。十多年前，自貢市以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為名，在未徵求農民意見和未經有關部門批准的情況下，徵用農民土地一點五萬畝，造成三萬農民失地失業。農民居於條件簡陋的安置房中，對極不合理的補償十分不滿。政府廉價徵用市郊紅旗鄉、鳳凰鄉的十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發給十八歲至四十歲農民安置費八千元人民幣（約一千美元），四十歲以上的每月發放生活費五十四元。目前許多農民的安置費早已用完，生存狀況每況愈下。劉正有和鄉親們為失地討回公道，走上了八年的漫漫上訪告狀路，在北京顛沛流離，卻求告無門。今天開發區還在建設，但失去土地的農民發現，在他們的家園上，並沒有像原先說的那樣矗立起廠房和車間，而是越來越多的商品房出現了。
在湖北，襄荊高速公路荊州段工程建設，給農民的安置補助費是每畝五百元人民幣，僅為法定最低標準四千八百元的百分之十。征地補償費往往層層剋扣，湖北襄荊高速公路征地補償費下撥後，被省襄荊公路指揮部剋扣八百三十七萬元，被荊門市指揮部剋扣一千五百萬元，被荊門市東寶區剋扣一百九十萬元、有關鄉鎮共剋扣一千一百九十多萬元。補償費到農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百分之四十五。中央反覆重申，賦予農民三十年耕地承包權。可現在基層政府對承包地想動就動，想補償多少就補償多少，農民始終不知情。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地根失控態勢，執法形勢相當嚴峻，中南海頗為焦慮，於是近一個月來頻頻出重拳，掀起新一輪「整頓土地違法」風暴。在中國，土地只有集體所有與國家所有兩種形式。這一輪「整頓土地違法」風暴，重點查處對象是「以租代征」、調整規劃規避國務院審批基本農田、違反國家產業政策供地、開發區再度擴張等四項內容。當前這些現象越演越烈。有的地方不僅村組自己出租、企業到村組租賃，連政府也從農民手裡租來土地出租給企業。「以租代征」最典型的特徵就是「三個規避」：規避依法審批、規避依法繳納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規避依法繳納徵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
五月二十九日，國家監察部和國土資源部派出聯合調查組，聯合查處五起嚴重土地違法案件：廣東省清遠市違法徵收農民集體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河南省鄭州市龍子湖高校園區非法佔地，山西省太原鴻富晉科技有限公司非法佔地，河南省安陽市四季花香生態園非法租賃農民集體耕地，山西省山西萬水物貿城和太原富麗裝飾有限公司非法租賃農民集體耕地。另外，兩部還聯合發出通知，責成陝西省監察廳、省國土資源廳對西安市西安大明宮集團非法租賃農民集體土地建設大型超市和商務寫字樓的問題進行聯合調查。
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日前在一次談話中說，零六年是「十一五」開局之年，又是地方黨委、政府換屆之年，各地發展經濟的熱情高漲，土地需求急劇增加。如果土地管理工作稍有放鬆，將可能出現土地違法高峰。
地方政府陽奉陰違
來自地方的圈地慾望膨脹不止。開工項目多，用地需求大，有的地方繼續以佔用土地為代價開展建設的衝動十分強烈，主要是未批先用，非法炒賣土地，補償不到位或者補償費偏低等問題，特別是面對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部門陽奉陰違，頂風作案。福建龍岩市永定縣坎市鎮庵排村盧姓村民說：「承包地被征掉了，我們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馬路，抬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卻無地生存。」
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縣級政府主導下的土地違法問題突出，幾乎所有性質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都與地方政府有關。二零零五年國土資源部開展執法檢查發現，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四年，全國十五個城市違法用地宗數和面積數，分別佔新增建設用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五十三，而二零零四年九月以來，違法用地比例少的也在百分之六十左右，高的甚至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規模的土地徵用的後果是，龐大的「失地大軍」在農村和城市邊緣徘徊，形成「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無份」的生存狀態。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統計表明，至少有四千多萬農民因征地失去或減少土地。其中一半以上的農民處於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農業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最近兩年，關於征地、土地流轉等問題的信訪佔七至八成，日益加大的國土資源信訪量，當前征地制度存在的矛盾十分突出。
六月二十七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披露，二零零五年在對高等級公路建設項目的審計中發現，有二十一個項目當地政府和征地拆遷部門截留、挪用、拖欠和扣減應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費多達十六點四億元人民幣。
媒體報導難以刊登
自稱「堅持客觀公正立場」、「力圖以平民視角記錄變革中的中國」的北京「中央級綜合性時事生活雜誌」《百姓》，先後刊登了河北刑臺、河南太康等一系列重大稿件，在大陸引起強烈反響，有力地維護百姓的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刺激了一些政府官員。二零零六年六月載文《一個村莊的征地戲法》，披露了江蘇省海安縣南屏村被非法征地四百四十四畝，村民與鎮、村幹部以及開發商之間引發的一次次風波。失地村民始終受矇騙，至今陷入生活困境。同一期，又發表《福建龍岩農民失地情況調查》一文，痛擊征地中的歪風。《百姓》原擬七月發表揭露江陰市政府野蠻征地拆遷的文章，但六月下旬雜誌付印前收到農業部一官員的封殺令而最終被迫撤稿。
二零零五年六月，《百姓》刊登《脫貧縣裡的「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我們廣場大》一文，披露建造大廣場在征地和建造中違反中央諸多規定的事實。中共河南省周口市委宣傳部和太康縣人民政府向雜誌社發去公函，指責該文「惡毒攻擊，大肆詆毀」，「憑空捏造，捕風捉影」，要求嚴肅查處。雜誌社再次派出記者實地採訪，認為該文「基本是客觀公正的」，「內容基本符合事實」，隨後又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發表《誰在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縣政府門前每天有告狀的百姓，對此，太康縣一位領導竟然說：「這事情一點都不奇怪，省政府門前每天都有告狀的老百姓。太康自古出刁民，秦末起義的吳廣就是太康人。現在的百姓，不知道怎麼回事，屁大的一點事，都能捅到北京去。」
當今，「失地農民」問題成為社會各種矛盾交織焦點，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是上下所關注的。四川省有些地方已經採用「農民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的方式，解決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廣東省也擬嘗試採用「農民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的方式，建設廣東韶關至江西贛州的高速公路。在整個操作過程中，如何保證失地農民權益仍有待探討和細化。
目前，中國執行的有關法律、法規有《土地管理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限制供地項目目錄》和《禁止供地項目目錄》，國土資源部正會同國務院法制辦起草《土地徵收徵用條例》和提出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建議。中共根據試點經驗，試圖建立一種新型的征地制度。關鍵是如何賦予被征地農民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申訴權，規範政府行為，建立征地管理、征地事務、征地裁決相分離的征地程序。據瞭解，國土資源部傾向於一個被稱為「征地補償費預存制度」模式。其核心是征地單位在將用地報批材料報給省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之前，要把預計需要的征地補償款（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等），足額預先存入征地補償款專戶，確保征地補償款能及時足額兌現。
在中國，非農建設用地的審批程序應該說是嚴格的，《土地管理法》規定，佔用基本農田、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超過三十五公頃（合五百四十畝），必須經國務院批准。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未批先用，邊批邊用，少批多佔。但令人費解的是，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向上舉報信訪，總是徒勞而返，反而受種種恐嚇。
國家明確規定，對被徵用耕地的賠償金，應當公開舉行聽證會，廣泛徵詢村民意見，依法確定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但在土地交易中，農民總是毫不知情，也看不到征地公告，違法佔地者只是強制性徵地，對失地農民粗暴對待，動用警力強制動遷。他們常常自定方案標準，隨便給村民一個數，強迫村民接受，就是少得不合理的賠償，有時還要被剋扣，甚至打白條。
把土地當第二財政
一些地方政府和村幹部壓低補償標準，以極低價格從農民手中買地，又以高價轉賣而批租給開發商，將土地當成「第二財政」，靠農民的命根賺錢，有的更以種種名目截留、挪用、拖欠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費。
法律和法規都在，但各地政府執行時卻問題叢生，不過，對於征地和拆遷，有的地方政府官員也嘆苦經。據悉，從一九九一年國務院頒發《拆遷條例》至今，北京拆遷近六十四萬七千戶，二千六百多萬平方米。北京市建委管理處長韓秀英在六月七日有一個講話。韓說，北京拆遷具有數量巨大的特點。對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的補償方式有貨幣補償、產權置換和房屋安置三種。貨幣補償是按建築面積計算，公式為基準地價＋基準房價＋重置價；第二種方式目前已較少採用；第三種主要使用在近郊和遠郊區縣。對於集體土地上建築物的拆遷是採取房地分開算的方式。韓說，不管怎麼考慮，給百姓的補貼也總是跟不上商品房價格的快速上漲，因此拆遷形勢非常嚴峻。
韓秀英說：「拆遷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會綜合矛盾的大暴露，話題非常敏感。拆遷工作『三慢一多』，即手續慢、拆遷進度慢、後期處理慢，上訪多。」當今中國，土地在憤怒，中南海頻頻出重拳整頓地方政府土地違法，人們關注著這場土地風暴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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