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面進入「發展的危機」階段

-- 新發展經濟學視角下的GDP高速增長與人權、社會變革關係分析的基本框架 

2006年上半年中國（大陸）GDP增長高達10.3％，再為世界矚目；因陳光誠案而倍受國際社會注意的山東省，宣稱「上半年GDP過萬億（人民幣），與去年相同，仍居全國第二位。」在全面高速增長的情況，國際社會似乎忘了新發展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即「無發展增長」，還認為「中國例外論」——不受「繁榮與蕭條」週期支配——實際存在。更進一步地說，似乎中國真地拿來新加坡經驗之後，在政治上保持專制、在經濟上實行民主，就可以打造出一個21世紀的「全新中國」。

實際上，中國大陸已經全面陷入了「無發展的增長」的窘境。也就是說，肢解了「發展是經濟增長加社會（制度）變革」的基本原理。

一、混淆了發展與增長的本質區別

發展，傾向結構改善；增長，注重總量增加。所以說，把GDP的高速增長理解為發展，不僅缺乏常識，而且後果也很危險。

從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R.勞克爾寫了《無發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一書以後，許多國家個案均已證明這一類經濟增長過程導致的危險。其結構性問題是：發展中國家GDP持續增長，但經濟結構並無大的變化，人民生活狀況並沒改善，貧困、失業、收入分配不公三大基本問題並沒解決。因此，這種狀況也叫發展的危機。直到1999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還在關注這一現象。該年3月份的《信使》還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說：「儘管馬里（Mali）在1994年至1996年取得GDP平均5％的增長率，但年均貧困人口卻以2％的速度增長，以致於馬里920萬人中的72％即670多萬跌到貧困線以下。[UNESCO Courier ， March，1999， Sophie Boukhari]

中國今天的狀況在社會質量上並不比1990年代中期的馬里好多少，失業、貧困、分配不公這「三駕馬車」究將中國拖向何方，可以說從最高決策層到最低層打工者均無清晰判斷。只是隱約感到「中國危機或露端倪」，即如冼岩不久前發表於《多維新聞》上的文章所言。

在有平均主義傳統（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教義）的社會裏，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5，即便加上國情因素（如公民在傳統國家合法暴力鎮制下的忍耐以及政府「行仁政」的轉移支付）的校正，實際上也證明了社會運行進入高危期。

為了不致高危期中引爆「參與爆炸」即社會整體政治狂熱，執政精英集團一方面向國際社會保證推進民主，另一方面卻又不惜違法壓制社會多元化訴求，形成了中國新的「西周敗亡悖論」即憲法精神與政治操作「兩乎皮」之狀。山東的萬億GDP增長業績與陳光誠被非法監控，最典型地說明這一點。可以斷定，隨著社會高危期的經歷與當局無法調整發展與增長關係的結構矛盾的突出化，類似陳光誠事件的衝突還會頻繁發生。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會使政治的倫理合法性進一步下降。直到尋求到1987年臺灣蔣氏集團那樣的出路，問題才得以緩解。

二、是忠言逆耳還是充耳不聞？

早於世界銀行研究馬里國家案例之前，1996年就有體制內學者如中共錦州市委常校經濟學教研室主任王曉妍副教授，提出「從有增長無發展的教訓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之觀點[《錦州論壇》，1996年4月號]王的視角已經對準的收入差距問題，可以說是1988年之後的第一次明確規諫。2004年初，位居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陳錫文也明確表示：GDP增長並能代表真正的發展。陳說：「一個地方GDP增長再快，卻大量增加‘三無’（無土地，無崗位、無保障）農民，怎麼叫發展呢？」陳的這個中性說法即不願指出各地乃至中央部門官員的常識錯誤的溫和語調，是在中國社科院藍皮書背景下的「青蜒點水式」批評。藍皮書公布的數據表明：「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上升。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持續拉大，1999年是2.7比1，2003年擴大為3.2比1」[新華社，2004年3月1日，記者鄔煥慶、翟偉電訊稿]

至21世紀初，「無發展的增長」基本形成事實癥結，發展落後的地區開始以解決此症為口號，如2003年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導向下，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偉民在瀋陽發言說（等於替老工業利益集團代言）：「如果單純追求GDP的增長，但沒有同時解決就業問題，很多人生活在低保水平線下，這就是有‘增長而沒發展’，這種增長模式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拋棄。」[新華網，2003年11月28日]更有甚者，2003年有學者如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趁非典結束之機，提出「社會核算」設想，認為要將人民福祉列入政績指標，而不是單一的GDP.[中國青年報，2003年6月29日，轉自《紅網》]

但是，所有這些建議即忠言，只能歸結為口號。

首先，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的山東即2006年上半年GDP穩居全國第二的省份，不僅沒有現代政治文明觀念而且環境破壞極其嚴重，渤海變成污染之海的主要「貢獻率」即來自山東。

是山東的GDP第二名重要還是渤海的「死海」後果挽救更為重要？——這個再簡單不過的提問，北京決策高層無一人回應。

其次，與環境破壞及資源掠奪性開發相關，許多暴富地區與暴富行業已經不顧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如山西的諸多「血煤」事件，幾乎讓人充耳不聞。

而素以中國經濟第二火車頭之稱的長三角地區，已經開始全面負擔環境成果，此判斷以土壤環境質量整體惡化為依據：「2004年，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調查結果表明，江蘇部分地區的小麥、大米、麵粉裡鉛檢測率高達88.1％」[《鳳凰週刊》，2005年第36期]無錫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披露：1991年至2004年，無錫市肝癌、胃癌、肺癌發病率明顯上升。[同上]

復次，國家環保系統試圖推進的綠色GDP核算體系，率以執行胡錦濤2005年3月10日「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系統」為己任，最後演化成與統計體系的權力之爭。在中國，掌握GDP數據的最後公布就相當古代司天監拿星相變化說事那樣，具有說服君王的代天言事的權威。國家統計局官員直言權力分配問題，言道：「作為一個對傳統GDP進行‘秋後算賬’的經濟指標，環保局是否應該在試點工作中佔主導地位還值得商榷。」[《商務週刊》，2006年7月25日]

再有，單純追求GDP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政績考核辦法，不僅導致了教育產業化即為」大學圈錢「這樣的文明之恥，而且還導致了」官德無賴，民風普壞「的結局。相對落後的四川地區，2005年發生的病死豬地下交易事件，為此貼上了標籤。

三、「發展的危機」已經全面顯現

是否GDP單向模式不可變即強化為「堅持改革不動搖」的新僵化意識形態呢？從經濟學邏輯與國家治理策略上來說，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公共品的結構效率的巨大損失，即存在嚴重的制度悖論。

其一，向民主制度轉型的「模糊方向」有之，但無實現的規劃；民主意願更多地演化成外交辭令。這不僅是政治道德的危險，而且還是類於環境污染的國家負資產。日積月累的結果不是挺過危機，而是全面的社會崩潰。

其二，在防止制度解構又無更轍決心的悖論下，所有的改革說辭都將變成所謂打改革者（政治）臉面的巴掌，而不是打到自由人士屁股上的荊鞭。姚立法自由參選遭到政治恐嚇，與中央黨校的政改（建議）提綱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毫無疑問，恐嚇的發生大大降低了政改提綱（如其縣級直選主張）的可信程度。

其三，在《憲法》彈性區特別是信仰自由方面，政府（這種公共品）一直在試圖在本該屬於民間且很私人的空間裡實施霸權行為。由於沒有更清晰且合理的雙方互信制度安排，公共品與私人（集團）的博弈結果就越來越帶有隨機性。

既便是被社會認為效率並不高的一些公共品（如地方人大），在發揮作用時，也會受到「維護穩定的特權」的壓制，最近四川仁壽縣警方橫闖省人大，「捉拿」（被省人大邀談的）上訪者的事件[南方報業網，2006年7月27日]，再一次表明瞭「GDP——穩定」模式的政治後果。如此，國際社會的溫和力量如美國鴿派就要承擔一個巨大的疑問：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導致民主——是一個真問題嗎？在這個疑問之下，也可以聯繫分析中國國際環境總體變壞的「內部制度，外部輻射」狀況。

全面的「發展的危機」本質上不僅要求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如從粗放到集約、從集中人力投入轉化到高科技含量等等，最根本的是在公共品安排的結構框架裡，要提供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可談判」即不先入為主地互拒的制度安排。中國的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已經遠遠不能用（公共）群體事件來解釋，因為群體事件主要是針對公共政策的，而小集團之間的衝突則是「不可談判——代理人缺位」導致的。

目前，中共執政精英集團還沒能從政治學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或者更傾向於評估自身（利益受損的）風險。因此，社會集團的衝突越來越嚴重。從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油繩村事件，到最近北京管理軟體學院被砸事件[京華時報，2006年7月22日]，再到人權狀況很成問題的山東境內（東營）發生的20餘人持槍奪回當事人事件[齊魯晚報，2006年7月22日]，都說明：社會整體的解構趨向越來越嚴重，許多本可在談判條件下解決的問題輕易地訴諸集團暴力。這種集團暴力本身是由公共品缺位導致的人格尊嚴喪失的結果，更多的不是經濟利益（即所謂錢的問題）。可以設想中國古典社會（或曰大王朝）崩潰前期的狀況，那裡小集團的仇恨是如此之強烈，以致於發生了平民暴動者針對平民的屠城行動。

一個口口聲聲說要尊重文化傳統的政治集團不屑於從古典崩潰中汲取教訓，反而樂於採取（貌似合法的）合法暴力壓制如陳光誠事件，這本身就是個政治常識缺陷與政治道德誠實缺位的雙重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