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德國社會裏，鞭撻納粹暴行，反省戰爭罪責，對自己國家的醜惡歷史進行無情的揭露最有貢獻的人中，文學家亨利希．波爾和根特．格拉斯是最為突出的。他們先後都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波爾於二十年前已經去世，已經年邁的格拉斯是當前德國文化界最負聲望並受人尊敬的文豪，這倒並不只是因為他199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更重要的在於他是一位責任感強烈的「衛道者」。跟波爾一樣，他似乎是德國社會中的一盞道德精神的明燈。從他的文人、知識份子和藝術家（他也是很好的畫家和雕塑家）的超然身份出發，他對德國歷史上的污點不作任何妥協，對政府的一切不符合社會福利原則的政策都加以抨擊。格拉斯反對過度的消費和物質主義（他曾於1986-87年間，到印度的加爾各答，住了半年，專門去體驗貧窮生活的滋味），他反戰、反歧視。他對道德正義的執著，遠遠超越了世俗的國家民族界限。兩德統一時，他非常反對，認為德國戰後的分裂是法西斯罪行造成的後果，應當以歷史永久為訓。他怕統一後的德國可能又會變得過於強大，威脅歐洲和平。後來統一已經水到渠成了，他仍然建議雙方採用漸進的融合方式，放棄牆倒眾人推、西德照單全收東德這種急進的辦法。格拉斯倒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書獃子，持他這種理性意見的人，當時在德國社會還不在少數。不過實用主義的政治家當然不會採用這種意見，連跟他最親近的老總理勃蘭特都認為1989和1990年之交，歷史契機來到，應當打鐵趁熱，趁當時蘇聯還沒出手阻攔，歐美友邦也支持的有利條件，兩德很快統一了。
這樣一位道德家現在竟然被發現也有污點，不是令人駭然嗎？更令人拍案驚奇的，不是別人挖他的牆角，而是他自己主刀，對自己下手。一週以來，歐洲仲夏夜的熱門話題是：格拉斯青少年時代有一段極不光彩的歷史，他曾經是納粹的黨衛軍！今年78歲的格拉斯用了三年的時間，寫下了他自童年時代到而立之年這一時間段的自傳《剝洋蔥》（Beim Haeuten der Zwiebel, Steidl 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480 頁，24歐元），其中「第三帝國」的部分佔有重要篇幅。書裡他還提到，曾在戰俘營結識了今天的羅馬天主教皇本篤16世。
格拉斯於1927年10月出生於今天屬於波蘭的但澤市。據說，1944年11月他滿17歲時應召入伍。1945年4月受傷，於5月被送進美國人的戰俘營。另一說是他總共只入伍三個月，還未放一槍一彈，就因傷退伍，旋即戰爭結束。格拉斯在俘虜營中對美國人供認自己屬於黨衛軍，但數年過去，他成名之後，就沒有再提過。現在他的新書中，格拉斯坦陳，少年時是自願從軍（相信在戰爭期間，也沒有不自願的自由），並且被挑選進入惡名昭著的納粹黨衛軍。他承認自己當時還認為黨衛軍是一支歐洲人的「精英隊伍」，裡面有來自法國、荷蘭、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自願參軍者，這支軍隊無堅不摧，總是擔任最為艱鉅危險的任務。當時十來歲的少年格拉斯，跟父母雙親居住在很跼促寒傖的房子裡，「那時候很多人都在狹小的空間成長，當兵上戰場帶有解脫的意味。」然而，他作為衛道者，數十年來總是對德國同胞耳提面命，要求社會和個人反思檢討歷史。「我認為從自己青年時代的政治生活汲取教訓，是永久性的責任。戰爭結束時我17歲，先在希特勒少年軍，後來當空軍助理員，最後成為士兵。」這是他1999年得諾貝爾獎之前，所描述的自己。如果當時他說清楚，自己當士兵當的是黨衛軍，那麼這項最高榮譽獎是否還會頒發給他？顯然這是他當時的擔憂，也是他面對名利，缺乏勇氣的軟弱時刻。
格拉斯戰後進入藝術學院，原先是以雕塑和美工設計為專長的。1960年33歲那年，他第一本大部頭的小說《錫鼓》一出版，就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這部人物怪誕又十分寫實的小說，以一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奧斯卡為主線，第三帝國的崛起為背景，細緻地鋪陳了德國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社會生態。奧斯卡從3歲起就內心打定主意，停止身體的生長和發育，由於厭惡庸俗的小資產階級的成人世界，決心不成為其中的一員，只做一名小小的觀眾。他的身體果真不再長高，一直保持著8、9歲兒童的體型，所以能在成人世界裡如游魚一般穿梭，觀察，有時也直接介入，引發一些「騷亂」。他手裡總拿著一個錫鼓，不時敲著，奧斯卡有一付名副其實「振聾發聵」的金嗓子，他若張口尖叫，能把玻璃窗震碎。有次他躲在納粹軍人向百姓訓話的台下，大家正專心聽訓，小男孩開始擊鼓，一旁的樂隊也開始跟著節拍，演奏起圓舞曲，全場的軍民莫名其妙地聞樂起舞，大家歡喜一場，把政治任務都丟在腦後。奧斯卡22歲時，決定回到成人世界，意念一定，他又開始長個頭。格拉斯是位思想複雜，語言技巧高超的文學家。他後來以文學為工具，傳播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只不過他的美學觀點有點驚世駭俗，往往令一些女性主義者大為光火，因為許多性描寫，如在《比目魚》、《鼠》等小說中，讓女性感到十分羞辱。
人們公認格拉斯是德國社會的道德良心的守護神，他對一切不正義的事都要發話或插手。他跟布蘭特總理關係密切，並成功地幫助布蘭特競選成功，他加入社會民主黨，因為贊成該黨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大力推行社會福利的社會性政策。他也深信布蘭特的東進政策——消除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冷戰，突破民主和共產國家之間的壁壘是正確的。在德國還少有文化人以在野身份，如此地介入政黨選舉的。
1985年美國總統里根訪問德國，適逢二戰結束40週年，為紀念歐戰中死去的軍人，里根同總理科爾一道去比特堡（Bitburg）的軍人公墓，那裡面安葬了德國和美國的陣亡士兵。此事當時在德國引起抗議浪潮，抗議者中有格拉斯。原因是公墓中也有40名納粹黨衛軍的兵士埋葬著。格拉斯認為二國元首到這兒來獻花致敬，侮辱了死於納粹暴行下的幾百萬猶太人和受害者。（小泉首相參拜埋葬了大批日本軍國法西斯分子的靖國神社，可惜沒有有懺悔意識的日本知識份子出來抗議。諾貝爾獎得主大川健三郎是有道德原則的人，可是也沒見他出面干預）。格拉斯九十年代為了執政的社民黨和綠黨通過了對難民入境增加高難度的法律，一怒之下，憤而退出了社民黨。施羅德2002年二度競選總理時，格拉斯又再度出面幫社民黨拉票，因為他欣賞施羅德反對美國向伊拉克發動戰爭。
格拉斯在人們心目中是個嫉惡如仇的衛道者，他在步入暮年時，竟掉過頭來給自己一耳光，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公諸於世。讓人如何理解？他以前是偽君子、懦夫嗎？的確有人這樣攻擊他。8月17日紐約太陽報的Daniel Johnson居然把格拉斯跟大魔頭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同比較，這自然太離譜了，但歐洲社會有些人的確不滿意格拉斯維持了一甲子的沉默。也有人惡意地攻擊格拉斯，說他是在為自己的新書熱炒。不論這種說法有幾分道理，市場效應是不容否認的。德國和全球媒體現在都在談論格拉斯的遲來的懺悔。過一兩週，書一出來不被搶購一空才怪。德國電視一臺記者魏克德（Ulrich Wickert）採訪他時，就追問：「為什麼現在才說呢？」格拉斯答到：「我把它埋在心裏。我也說不清道理。我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它始終揮之不去。我原以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和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已經反思得夠了。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我被黨衛軍徵召，卻沒有參與過犯罪。然而老有一種感覺，有一天，我得在一個較大的框架中，吐露實情。現在我克服了內心的障礙，決定寫自傳，以青少年時期的自我為題材。從12歲寫起到30歲止。在這個較大的範圍中，我可以敞開地表白。」
不計較格拉斯遲來的告白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但澤家鄉的老鄉——波蘭前工會的領袖瓦文薩，曾經授予格拉斯但澤市榮譽公民的頭銜，當消息剛出現時，瓦文薩十分生氣，公開表示格拉斯應當把榮譽頭銜退還但澤市，後來在聽了這位文學大師的自剖之後，瓦文薩又表示能理解，不再提「退」的事了。《魔鬼的詩篇》的作者薩曼．魯旭迪也覺得這樣的錯誤，並不影響他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有些政治家要求格拉斯退還諾貝爾獎，根據德國《明鏡》週刊的調查，百分之86的德國人，認為這樣的要求太過份。
這樣一段歷史公案在德國戰後的數十年來發生過許多次。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公眾人物，突然曝光，被人發覺曾經有過不可告人的陰暗面。就像原東德的文壇聖女克麗斯塔．沃爾芙（Christa Wolf， 1929-）。沃爾芙雖然於20歲時加入剛得到政權的東德共產黨和作家協會， 但是她從七十年代開始就公然跟共產政權作對，她的小說《卡珊黛拉》（ Kassandra，1983）很有代表性。希臘神話中特羅伊國王的女兒卡珊黛拉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她警告世人即將來臨的大災難，但是沒有人相信她，她痛苦萬分而發瘋了。沃爾芙借卡珊黛拉來寓意一個人在極權體制下說真話的痛苦。整本書充滿了對自由的追求和嚮往，作者本人就是卡珊黛拉。這樣的作家自然成為東德共產政權的眼中釘。但是沃爾芙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出版，影響很大，河內克政府也奈何她不得。當東德政權風雨飄搖之際，很多替東德國安局當線民耳目的人都曝了光，其中有許多是為眾人稱道的有骨氣有操守的異議份子，令人們大為跌破眼鏡。沃爾芙就像《紅樓夢》裡賈府門前的石獅子，她被人們尊稱為東德境內唯一的一名出污泥而不染，跟國安無緣無涉的乾淨人。然而，晴天霹靂，九十年代初，人們發現沃爾芙曾於1959至1962年3年之間當過國安部的線民，打過別人的小報告，無非是誰在什麼場合說了什麼話之類的。當媒體要求沃爾芙解釋時，她說，這是年代久遠的事，我老早就忘了有這麼回事。我跟政權決裂數十年，一直受到它們的迫害打壓，我不覺得那樣早期的事還有任何重要性。很多人當時不能接受她的解釋。
年長一代的德國人經歷了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兩種極權制度，人的良知、道德和勇氣接受嚴酷的考驗。格拉斯和沃爾芙是許多例子中頗具代表性的，它們體現了西方文化中，集體罪責和個人的參與犯罪、以及犯罪之後的懺悔行為。希臘羅馬早期文明裡，對真理的執著和後來基督教的原罪及懺悔意識，始終對西方人的精神價值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一點是東方文化裡最為缺乏的。日本至今還不承認中日戰爭時在中國的暴行和屠殺；中共政權換了幾代接班人，到今天也還死不認賬大飢荒、文革和六四所殺死的幾千萬國人。從格拉斯的例子，中國人能學到什麼？什麼時候中國人開始思考，拒絕來自上層的、借國家民族名義拋出的謊言大帽並且拒絕自己說謊時，這個民族才開始有希望，這個國家才有尊嚴，才值得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這樣一位道德家現在竟然被發現也有污點，不是令人駭然嗎？更令人拍案驚奇的，不是別人挖他的牆角，而是他自己主刀，對自己下手。一週以來，歐洲仲夏夜的熱門話題是：格拉斯青少年時代有一段極不光彩的歷史，他曾經是納粹的黨衛軍！今年78歲的格拉斯用了三年的時間，寫下了他自童年時代到而立之年這一時間段的自傳《剝洋蔥》（Beim Haeuten der Zwiebel, Steidl 出版社 2006年9月出版，480 頁，24歐元），其中「第三帝國」的部分佔有重要篇幅。書裡他還提到，曾在戰俘營結識了今天的羅馬天主教皇本篤16世。
格拉斯於1927年10月出生於今天屬於波蘭的但澤市。據說，1944年11月他滿17歲時應召入伍。1945年4月受傷，於5月被送進美國人的戰俘營。另一說是他總共只入伍三個月，還未放一槍一彈，就因傷退伍，旋即戰爭結束。格拉斯在俘虜營中對美國人供認自己屬於黨衛軍，但數年過去，他成名之後，就沒有再提過。現在他的新書中，格拉斯坦陳，少年時是自願從軍（相信在戰爭期間，也沒有不自願的自由），並且被挑選進入惡名昭著的納粹黨衛軍。他承認自己當時還認為黨衛軍是一支歐洲人的「精英隊伍」，裡面有來自法國、荷蘭、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自願參軍者，這支軍隊無堅不摧，總是擔任最為艱鉅危險的任務。當時十來歲的少年格拉斯，跟父母雙親居住在很跼促寒傖的房子裡，「那時候很多人都在狹小的空間成長，當兵上戰場帶有解脫的意味。」然而，他作為衛道者，數十年來總是對德國同胞耳提面命，要求社會和個人反思檢討歷史。「我認為從自己青年時代的政治生活汲取教訓，是永久性的責任。戰爭結束時我17歲，先在希特勒少年軍，後來當空軍助理員，最後成為士兵。」這是他1999年得諾貝爾獎之前，所描述的自己。如果當時他說清楚，自己當士兵當的是黨衛軍，那麼這項最高榮譽獎是否還會頒發給他？顯然這是他當時的擔憂，也是他面對名利，缺乏勇氣的軟弱時刻。
格拉斯戰後進入藝術學院，原先是以雕塑和美工設計為專長的。1960年33歲那年，他第一本大部頭的小說《錫鼓》一出版，就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這部人物怪誕又十分寫實的小說，以一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奧斯卡為主線，第三帝國的崛起為背景，細緻地鋪陳了德國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的社會生態。奧斯卡從3歲起就內心打定主意，停止身體的生長和發育，由於厭惡庸俗的小資產階級的成人世界，決心不成為其中的一員，只做一名小小的觀眾。他的身體果真不再長高，一直保持著8、9歲兒童的體型，所以能在成人世界裡如游魚一般穿梭，觀察，有時也直接介入，引發一些「騷亂」。他手裡總拿著一個錫鼓，不時敲著，奧斯卡有一付名副其實「振聾發聵」的金嗓子，他若張口尖叫，能把玻璃窗震碎。有次他躲在納粹軍人向百姓訓話的台下，大家正專心聽訓，小男孩開始擊鼓，一旁的樂隊也開始跟著節拍，演奏起圓舞曲，全場的軍民莫名其妙地聞樂起舞，大家歡喜一場，把政治任務都丟在腦後。奧斯卡22歲時，決定回到成人世界，意念一定，他又開始長個頭。格拉斯是位思想複雜，語言技巧高超的文學家。他後來以文學為工具，傳播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只不過他的美學觀點有點驚世駭俗，往往令一些女性主義者大為光火，因為許多性描寫，如在《比目魚》、《鼠》等小說中，讓女性感到十分羞辱。
人們公認格拉斯是德國社會的道德良心的守護神，他對一切不正義的事都要發話或插手。他跟布蘭特總理關係密切，並成功地幫助布蘭特競選成功，他加入社會民主黨，因為贊成該黨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大力推行社會福利的社會性政策。他也深信布蘭特的東進政策——消除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冷戰，突破民主和共產國家之間的壁壘是正確的。在德國還少有文化人以在野身份，如此地介入政黨選舉的。
1985年美國總統里根訪問德國，適逢二戰結束40週年，為紀念歐戰中死去的軍人，里根同總理科爾一道去比特堡（Bitburg）的軍人公墓，那裡面安葬了德國和美國的陣亡士兵。此事當時在德國引起抗議浪潮，抗議者中有格拉斯。原因是公墓中也有40名納粹黨衛軍的兵士埋葬著。格拉斯認為二國元首到這兒來獻花致敬，侮辱了死於納粹暴行下的幾百萬猶太人和受害者。（小泉首相參拜埋葬了大批日本軍國法西斯分子的靖國神社，可惜沒有有懺悔意識的日本知識份子出來抗議。諾貝爾獎得主大川健三郎是有道德原則的人，可是也沒見他出面干預）。格拉斯九十年代為了執政的社民黨和綠黨通過了對難民入境增加高難度的法律，一怒之下，憤而退出了社民黨。施羅德2002年二度競選總理時，格拉斯又再度出面幫社民黨拉票，因為他欣賞施羅德反對美國向伊拉克發動戰爭。
格拉斯在人們心目中是個嫉惡如仇的衛道者，他在步入暮年時，竟掉過頭來給自己一耳光，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公諸於世。讓人如何理解？他以前是偽君子、懦夫嗎？的確有人這樣攻擊他。8月17日紐約太陽報的Daniel Johnson居然把格拉斯跟大魔頭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同比較，這自然太離譜了，但歐洲社會有些人的確不滿意格拉斯維持了一甲子的沉默。也有人惡意地攻擊格拉斯，說他是在為自己的新書熱炒。不論這種說法有幾分道理，市場效應是不容否認的。德國和全球媒體現在都在談論格拉斯的遲來的懺悔。過一兩週，書一出來不被搶購一空才怪。德國電視一臺記者魏克德（Ulrich Wickert）採訪他時，就追問：「為什麼現在才說呢？」格拉斯答到：「我把它埋在心裏。我也說不清道理。我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它始終揮之不去。我原以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和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已經反思得夠了。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我被黨衛軍徵召，卻沒有參與過犯罪。然而老有一種感覺，有一天，我得在一個較大的框架中，吐露實情。現在我克服了內心的障礙，決定寫自傳，以青少年時期的自我為題材。從12歲寫起到30歲止。在這個較大的範圍中，我可以敞開地表白。」
不計較格拉斯遲來的告白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但澤家鄉的老鄉——波蘭前工會的領袖瓦文薩，曾經授予格拉斯但澤市榮譽公民的頭銜，當消息剛出現時，瓦文薩十分生氣，公開表示格拉斯應當把榮譽頭銜退還但澤市，後來在聽了這位文學大師的自剖之後，瓦文薩又表示能理解，不再提「退」的事了。《魔鬼的詩篇》的作者薩曼．魯旭迪也覺得這樣的錯誤，並不影響他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有些政治家要求格拉斯退還諾貝爾獎，根據德國《明鏡》週刊的調查，百分之86的德國人，認為這樣的要求太過份。
這樣一段歷史公案在德國戰後的數十年來發生過許多次。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公眾人物，突然曝光，被人發覺曾經有過不可告人的陰暗面。就像原東德的文壇聖女克麗斯塔．沃爾芙（Christa Wolf， 1929-）。沃爾芙雖然於20歲時加入剛得到政權的東德共產黨和作家協會， 但是她從七十年代開始就公然跟共產政權作對，她的小說《卡珊黛拉》（ Kassandra，1983）很有代表性。希臘神話中特羅伊國王的女兒卡珊黛拉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她警告世人即將來臨的大災難，但是沒有人相信她，她痛苦萬分而發瘋了。沃爾芙借卡珊黛拉來寓意一個人在極權體制下說真話的痛苦。整本書充滿了對自由的追求和嚮往，作者本人就是卡珊黛拉。這樣的作家自然成為東德共產政權的眼中釘。但是沃爾芙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出版，影響很大，河內克政府也奈何她不得。當東德政權風雨飄搖之際，很多替東德國安局當線民耳目的人都曝了光，其中有許多是為眾人稱道的有骨氣有操守的異議份子，令人們大為跌破眼鏡。沃爾芙就像《紅樓夢》裡賈府門前的石獅子，她被人們尊稱為東德境內唯一的一名出污泥而不染，跟國安無緣無涉的乾淨人。然而，晴天霹靂，九十年代初，人們發現沃爾芙曾於1959至1962年3年之間當過國安部的線民，打過別人的小報告，無非是誰在什麼場合說了什麼話之類的。當媒體要求沃爾芙解釋時，她說，這是年代久遠的事，我老早就忘了有這麼回事。我跟政權決裂數十年，一直受到它們的迫害打壓，我不覺得那樣早期的事還有任何重要性。很多人當時不能接受她的解釋。
年長一代的德國人經歷了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兩種極權制度，人的良知、道德和勇氣接受嚴酷的考驗。格拉斯和沃爾芙是許多例子中頗具代表性的，它們體現了西方文化中，集體罪責和個人的參與犯罪、以及犯罪之後的懺悔行為。希臘羅馬早期文明裡，對真理的執著和後來基督教的原罪及懺悔意識，始終對西方人的精神價值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一點是東方文化裡最為缺乏的。日本至今還不承認中日戰爭時在中國的暴行和屠殺；中共政權換了幾代接班人，到今天也還死不認賬大飢荒、文革和六四所殺死的幾千萬國人。從格拉斯的例子，中國人能學到什麼？什麼時候中國人開始思考，拒絕來自上層的、借國家民族名義拋出的謊言大帽並且拒絕自己說謊時，這個民族才開始有希望，這個國家才有尊嚴，才值得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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