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實行的海禁閉關鎖國的政策與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關的。
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想恢復一種「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的農業社會。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戶人家都要承擔實物稅和徭役，這徭役很可能就是從千里之外押運徵收的幾百塊城磚或幾千張紙送往南京，輪到這一任務的家庭，結局往往是破產。軍隊也如此，實行衛所制，官兵在駐地自耕自食，亦農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說他是養百萬兵而不用花國家一分錢，但結果只是養活了百萬名集體農莊的農民而已。明朝中後期，衛所軍隊與普通農民無異，毫無戰鬥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偉、最長的南京城牆時，每一塊城磚竟然是從全國各地燒造好後運來的。明太祖也許沒有想到，在南京建一個燒制城磚的工廠會是更高效、更經濟的手段。
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國理念。在這個背景下，明太祖實行海禁就一點也不奇怪，連國內貿易都想要禁止，更何況是對外貿易？防禦倭寇不過是實行海禁的一個很好的藉口。
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違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鄭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動機來自於篡奪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懷疑建文帝隱藏在西洋，進行搜尋追捕；二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進行的政治遊行。鄭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貿易，結果只能是勞民傷財，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對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執政時間一長，必然結果就是國家財政的破產。鄭和七下西洋沒有任何實際的經濟價值，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這一華而不實的舉動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卻是國力所不允許的。大臣們懾於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剛剛落成即被雷電擊中燒光的機會發難，逼得他罷下西洋。其實不要說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這種動機和做法，對中國只是有害無利的，徒費國力的政治遊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於財政困難的窘境，因此國家動員能力極差。雖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經差不多兩億，但最大一次動員的兵力不過就是松山會戰時的13萬軍隊，這已經是窮盡國力。軍隊的動員能力不僅僅單純是軍事上的動員，軍隊遠征的數量和距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決於能動員多少人參軍，而是後勤能否保障，這純粹就是國家的全面動員能力了，尤其要有財政能力作為支撐。明末為何軍隊最大的動員數量不超過13萬？這是因為明朝的財政根本沒有這個能力支撐更多的軍隊出征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戰的明軍最終違背了統帥洪承疇步步為營的戰略初衷，匆忙迫近錦州，結果被清軍包圍並切斷了後勤補給線，全軍崩潰覆滅，其原因也是由於後勤無法支撐，明思宗朱由檢只好嚴令速戰速決。歷史浪漫主義者在評價軍事史時看到的僅是長阪坡上的趙子龍，而現實主義者看到的往往是後勤。
如果比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財政收入更能揭示明朝的財政困境。明朝在國力強盛的嘉靖年間，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僅兩百萬兩白銀；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後，增加到了四百萬餘兩；萬曆末年，因為遼東滿洲興起，驟加「遼餉」應付軍事需要，達到了五百二十萬兩，並成了固定的數額；明末崇禎年間，既有遼東戰事越發激烈，只好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加派「遼餉」、「練餉」、「剿餉」號稱「三餉」，逼得全國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計，紛紛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過兩千餘萬兩白銀。北宋中後期，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達六千萬貫，而南宋時期則常年超過了一億貫，甚至一億二千萬貫。
由於宋明兩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貨幣進行比較，尤其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美洲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白銀的購買力自明中葉以後急劇下降，因此必須用購買力平價比較宋明兩代的政府財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這兩個朝代貨幣購買力的最好的標準。宋代的一石米價格在400錢至1貫（1000 錢）之間，取較高的米價一石一貫計，明代中後期的米價以較低的一石一兩白銀計，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財政年收入最大值兩千萬兩白銀折合約三千萬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財政收入是一億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財政收入較高的萬曆年間常額的五百二十萬兩計，那宋代則是明代的 10倍以上。為何這兩個相距並不遙遠的朝代中央財政收入會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積大於宋代，糧食的單位產量也高於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餉」加派已經突破了農民的承受極限，農業完全破產，但即使這樣竭澤而漁式的橫徵暴斂也只不過搜刮了區區二千萬餘兩白銀。因此，單純依靠農業是不可能達到像宋代那樣高的財政收入，顯然宋代的中央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於非農產業。據統計，宋熙寧十年（1077年），在中央財政收入中，70%以上來自於工商業，而南宋時，政府從進出口貿易中抽取的關稅最高已經佔到了中央財政收入的15%.非農產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內、國際貿易才是宋代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宋明兩朝財政收入如此懸殊的根本原因在於明代實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後的經濟政策和建國思想，相比較宋代而言，明代在經濟體制上是一個大倒退。
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出身赤貧的皇帝，他想恢復一種「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的農業社會。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戶人家都要承擔實物稅和徭役，這徭役很可能就是從千里之外押運徵收的幾百塊城磚或幾千張紙送往南京，輪到這一任務的家庭，結局往往是破產。軍隊也如此，實行衛所制，官兵在駐地自耕自食，亦農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說他是養百萬兵而不用花國家一分錢，但結果只是養活了百萬名集體農莊的農民而已。明朝中後期，衛所軍隊與普通農民無異，毫無戰鬥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偉、最長的南京城牆時，每一塊城磚竟然是從全國各地燒造好後運來的。明太祖也許沒有想到，在南京建一個燒制城磚的工廠會是更高效、更經濟的手段。
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國理念。在這個背景下，明太祖實行海禁就一點也不奇怪，連國內貿易都想要禁止，更何況是對外貿易？防禦倭寇不過是實行海禁的一個很好的藉口。
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違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鄭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動機來自於篡奪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懷疑建文帝隱藏在西洋，進行搜尋追捕；二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進行的政治遊行。鄭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貿易，結果只能是勞民傷財，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對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執政時間一長，必然結果就是國家財政的破產。鄭和七下西洋沒有任何實際的經濟價值，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這一華而不實的舉動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卻是國力所不允許的。大臣們懾於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剛剛落成即被雷電擊中燒光的機會發難，逼得他罷下西洋。其實不要說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這種動機和做法，對中國只是有害無利的，徒費國力的政治遊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於財政困難的窘境，因此國家動員能力極差。雖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經差不多兩億，但最大一次動員的兵力不過就是松山會戰時的13萬軍隊，這已經是窮盡國力。軍隊的動員能力不僅僅單純是軍事上的動員，軍隊遠征的數量和距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決於能動員多少人參軍，而是後勤能否保障，這純粹就是國家的全面動員能力了，尤其要有財政能力作為支撐。明末為何軍隊最大的動員數量不超過13萬？這是因為明朝的財政根本沒有這個能力支撐更多的軍隊出征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戰的明軍最終違背了統帥洪承疇步步為營的戰略初衷，匆忙迫近錦州，結果被清軍包圍並切斷了後勤補給線，全軍崩潰覆滅，其原因也是由於後勤無法支撐，明思宗朱由檢只好嚴令速戰速決。歷史浪漫主義者在評價軍事史時看到的僅是長阪坡上的趙子龍，而現實主義者看到的往往是後勤。
如果比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財政收入更能揭示明朝的財政困境。明朝在國力強盛的嘉靖年間，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僅兩百萬兩白銀；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後，增加到了四百萬餘兩；萬曆末年，因為遼東滿洲興起，驟加「遼餉」應付軍事需要，達到了五百二十萬兩，並成了固定的數額；明末崇禎年間，既有遼東戰事越發激烈，只好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加派「遼餉」、「練餉」、「剿餉」號稱「三餉」，逼得全國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計，紛紛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過兩千餘萬兩白銀。北宋中後期，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達六千萬貫，而南宋時期則常年超過了一億貫，甚至一億二千萬貫。
由於宋明兩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貨幣進行比較，尤其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美洲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白銀的購買力自明中葉以後急劇下降，因此必須用購買力平價比較宋明兩代的政府財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這兩個朝代貨幣購買力的最好的標準。宋代的一石米價格在400錢至1貫（1000 錢）之間，取較高的米價一石一貫計，明代中後期的米價以較低的一石一兩白銀計，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財政年收入最大值兩千萬兩白銀折合約三千萬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財政收入是一億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財政收入較高的萬曆年間常額的五百二十萬兩計，那宋代則是明代的 10倍以上。為何這兩個相距並不遙遠的朝代中央財政收入會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積大於宋代，糧食的單位產量也高於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餉」加派已經突破了農民的承受極限，農業完全破產，但即使這樣竭澤而漁式的橫徵暴斂也只不過搜刮了區區二千萬餘兩白銀。因此，單純依靠農業是不可能達到像宋代那樣高的財政收入，顯然宋代的中央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於非農產業。據統計，宋熙寧十年（1077年），在中央財政收入中，70%以上來自於工商業，而南宋時，政府從進出口貿易中抽取的關稅最高已經佔到了中央財政收入的15%.非農產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內、國際貿易才是宋代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宋明兩朝財政收入如此懸殊的根本原因在於明代實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後的經濟政策和建國思想，相比較宋代而言，明代在經濟體制上是一個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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