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的總量何以成患

上世紀初，胡適從安徽往上海讀書，途行上千里，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警察。這在現代社會自然不可想像。現代國家已無法再像古代那樣治理，職能的增加和分化、內部治安和外部防禦的需要都大大超過了古代，遂使對官員數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仍覺數量不夠——比方說許多地區總覺警力不足。

南開大學教授朱光磊的看法還是有一定道理：在政府官員規模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還不是一般的總量過剩，而是結構性過剩和功能性過剩。「結構性過剩」即所謂的「三多三少」。「三多」指做經濟工作的官員、政工及黨群幹部和用於自我服務的後勤官員偏多。「三少」指從事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官員、從事財稅工作的官員、警察數量偏少。 另外，中央公務員比例也偏低。「功能性過剩」是指，由於中國在傳統上過於重視「權力的歸屬」，而輕視「權力的運作」，政府運行質量不高，從官員內部結構上看，「領導」多、副職多，而「兵」少。

曾有一個叫胡斌的大學畢業生談到，他大學畢業後去一個鄉鎮工作，當時他所在的科五個人，一個正科長，三個副科長，只有他一個科員。還有一個鎮，副鎮長竟然有24個之多。據估計，我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目前就高達1316.2萬人。但農民真正需要政府辦事的時候卻常常找不到人。 中國官場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服務性的、政府該管的事情沒人管；而政府不該管的、有油水的地方卻常常有多個機構和官員來插手。官多了消費就多，據報導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

我們還需要注意到一種情況，即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官民比的比值也就越高。據河南《大河報》的一項統計，到1999年為止，陝西的官民比例為1：34；河北為1：40；河南為1：41；山西為1：27；寧夏為1：24；青海為1：22。在山西32個發不出基本工資的縣中，有8個縣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寧縣為1：13。更有甚者，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養1個。

為什麼越是貧困地方的人們越是拚命往「官員」或「吃皇糧」的隊伍中擠？這也常常是出於無奈，因為在有些地方的人們且不說想飛黃騰達，而是要獲得比較基本的養家餬口，也往往是要進入「官員」隊伍之中才有保障。明末清初的顧亭林曾論及為何當時人們拚命要往讀書求官的道上擠，是因為當時內憂外患，人們出於生計壓迫，為了保證低的也常常得謀求高的，所以，許多生員其實也只是為「免死」而已。但是，當時要「得官」還是要經過逐級的非常嚴格的科舉考試，而今天「得官」卻可能是五花八門，雖然有比較正規和正派的「考而優則仕」、「績而優則仕」，但也有任人唯親的「血而優則仕」、玩弄權術的「術而優則仕」和巴結上級的「諂而優則仕」、還有赤裸裸「買官賣官」的「錢而多則仕」。而在後一種吏治風氣大壞的地方，自然是愈無恥者愈容易「得官」。再往前，則還有「運動出官」，總的說，「得官」相對於古代是要容易多了，進來的口子多了，以後的出路也多了，在這樣一些情況的壓迫和刺激之下，官員的數量自然也就大大增加。(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