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下午，我去海淀區花園橋一帶辦公務。因為知道劉曉波家就在附近，於是事先準備了兩份2007年的掛歷，想順路去探訪，聊表學生對老師的一點不忘之情、弟子之禮。
3點左右，我驅車到了曉波家的樓下。我讓車停在院子裡等我，然後逕直按可視裝置，進樓門，上樓。這時，感覺後面有人跟上來，好像也在上樓。因曉波家在5樓，拾階而上，頗需要點時間。
「去哪？」我聽見後面的人問。
「看朋友。」我回答。
「幾層？」那人問。
「5層。」我一邊問，一邊奮力爬樓。心想，反正上去就沒事了。
「5層幾號？」沒義務向你匯報，我心說，更加緊了腳步。
到了5層，敲門，曉波開門，進門。坐定後，我問曉波，今兒什麼日子，怎麼這樣「緊」？曉波也莫名其妙。因為還有其他公幹，我總共坐了不到一棵煙的工夫，便告辭出來。
出門之後，下樓，看見走廊樓梯間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夾克，下身著綠褲，我自然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但因為上樓時就沒抻茬，下樓權且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顧自下樓梯、出樓門。
出得樓門，正準備上車走人，見一個人迎面朝我走來，攔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歲上下，留寸頭，牙有缺齒，身材壯實。他盤問我去了哪裡，做了什麼。我說去某某某家，聊了會天，送了份掛歷。
「那你過來，需要登記一下。」寸頭說。
「可我沒有時間。我還得去辦事，單位的車子在等我。」我表示為難。
「馬上就好，過來吧。」說著，他從後面推著我，讓我到前面的傳達室。
傳達室很小，除了寸頭和綠褲子，還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區的保安。寸頭坐在桌前，我被「賜坐」於他旁邊的、靠牆角的一張椅子上，我身後的沙發上則坐著綠褲子。照例，我被問到姓名、單位、電話及來由。因司機和單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車裡等我，我內心焦慮，想「息事寧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頭登記完我的身份證，問我要單位電話。「我不是告訴你手機了嗎？」
「我需要你單位電話。」
「這我不方便告訴你，我公司是外國公司。而且，電話總機說的是英文，告訴你也沒用。」
「你找他（指曉波）幹什麼來著？」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就來看看，送份掛歷，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麼？打開看看！」寸頭指了指我手裡的兩個紙袋。
「沒什麼，是書。」
「打開！」寸頭開始行使「權力」。
「好，儘管我並不認為你有權利這樣做，但我可以給你看。」說著，把紙袋裡的3本書和兩張藝術家朋友個展的開幕式請柬拿了出來。
我發現，寸頭對什麼書、哪裡出版完全不理會，只是職業性的翻了翻頁，看看裡面可有夾帶。基本上停留在「軍統」查《挺進報》的水準上，我內心覺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會，他出去打電話，讓我在屋裡等著。我提醒他快一點。「只需要兩分鐘。」他說。
於是，外面傳來寸頭在手機通話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證號碼的聲音——他顯然在跟遠程式控制制中心在確認我的身份。我在屋裡，生氣又好笑。一邊跟綠褲子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話。
「你搞藝術的吧？」綠褲子大約看我的頭髮長，覺得有「藝術家」氣質。
「嗯……」我未置可否地點了點頭。
「這叫什麼事？你們不覺得違法嗎？」我發牢騷道。
「哎，沒辦法，上面的指示，來老劉這的人都得注意點。其實也沒什麼，就是問問，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會兒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嗎？」我覺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們是跟班的，沒辦法。」綠褲子頭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機的寸頭說。
「是麼……」我突然有點同情他，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
「不過，你要讓他快點。不就確認下身份嗎？用得著那麼長時間嗎？我真的還有事。」我看手錶，不耐煩地說。
「馬上就好，再等一會兒」綠褲子安慰我說。
這時，我覺得需要給樓上的曉波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出門後發生了什麼。儘管方才寸頭警告我不要打電話，但我覺得這是我的權利。於是，我撥通了手機，曉波說他馬上下來。
終於，寸頭回來了，依然擺出審問的架勢。我質問他：「你說兩分鐘，現在已經過了12分鐘，你到底什麼時候讓我走？」
「馬上就好。」他應付道。
見他沒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說，這樣吧，我先讓單位的車先走，我留下來跟你辦手續。於是，打手機給等在車裡的同事，讓他們先走。
看見車駛出院子大門，我開始鎮靜下來，對寸頭說：「剛才我是本著息事寧人的原則，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認為你有權力阻攔、調查我。現在讓我們補辦一下法律手續吧。請問您是什麼人？有身份證明嗎？」
寸頭聽我這樣說，頓時顯得很興奮，理直氣壯地從褲子兜裡掏出一個綠色的寫著「警察」的小本子，對著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這是法律手續，我們都應該按法律行事。」
「你還是應該配合我們的工作。」寸頭說。
「憑什麼？」我問。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區都要加強治安管理？」寸頭說。
「現在是什麼重要日子？」我不解。
「現在快要到元旦了。」原來如此，我還以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樣撤了會閑篇，我的情緒已經完全鬆弛下來。
「那麼，你現在可以走了。」寸頭突然說。
「謝謝你讓我走。不過，我既然已經把單位車放走，該辦的事情橫豎耽擱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說，我已經給曉波打了電話，他這就下來。我應該等他來了，有個交代再走。」邊說，邊出傳達室，往大門口方向走。寸頭跟著。
說話間，曉波已經下樓，朝我們走過來，劈頭質問寸頭：「老高，你有什麼權力阻攔人家？他怎麼了？誰給你的權力？」我這才知道，寸頭姓高。
「劉老師，我覺得吧……咱們平時相互配合得不錯……」高姓便衣有些尷尬，開始情感攻勢。
「你少來這一套！」曉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卻義正詞嚴地說著。
我不想讓曉波真動氣，就勸他息怒。一邊對高便衣說：「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執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認為你是在依法執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樣，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權受到了侵犯，我要辦的事情被耽誤了。我單位的車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須要坐出租車回去。而從這裡到我單位，出租費需要50元，原則上這錢你應該支付。你應該向我道歉。」
「好，錢我給你。」說著，做掏口袋拿錢狀。
「錢，不用你出，我說的是原則。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說。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麼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公權力的，我權且接受道歉，錢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說著，跟曉波握手話別，攔了輛出租車絕塵而去。
3點左右，我驅車到了曉波家的樓下。我讓車停在院子裡等我，然後逕直按可視裝置，進樓門，上樓。這時，感覺後面有人跟上來，好像也在上樓。因曉波家在5樓，拾階而上，頗需要點時間。
「去哪？」我聽見後面的人問。
「看朋友。」我回答。
「幾層？」那人問。
「5層。」我一邊問，一邊奮力爬樓。心想，反正上去就沒事了。
「5層幾號？」沒義務向你匯報，我心說，更加緊了腳步。
到了5層，敲門，曉波開門，進門。坐定後，我問曉波，今兒什麼日子，怎麼這樣「緊」？曉波也莫名其妙。因為還有其他公幹，我總共坐了不到一棵煙的工夫，便告辭出來。
出門之後，下樓，看見走廊樓梯間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夾克，下身著綠褲，我自然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但因為上樓時就沒抻茬，下樓權且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顧自下樓梯、出樓門。
出得樓門，正準備上車走人，見一個人迎面朝我走來，攔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歲上下，留寸頭，牙有缺齒，身材壯實。他盤問我去了哪裡，做了什麼。我說去某某某家，聊了會天，送了份掛歷。
「那你過來，需要登記一下。」寸頭說。
「可我沒有時間。我還得去辦事，單位的車子在等我。」我表示為難。
「馬上就好，過來吧。」說著，他從後面推著我，讓我到前面的傳達室。
傳達室很小，除了寸頭和綠褲子，還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區的保安。寸頭坐在桌前，我被「賜坐」於他旁邊的、靠牆角的一張椅子上，我身後的沙發上則坐著綠褲子。照例，我被問到姓名、單位、電話及來由。因司機和單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車裡等我，我內心焦慮，想「息事寧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頭登記完我的身份證，問我要單位電話。「我不是告訴你手機了嗎？」
「我需要你單位電話。」
「這我不方便告訴你，我公司是外國公司。而且，電話總機說的是英文，告訴你也沒用。」
「你找他（指曉波）幹什麼來著？」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就來看看，送份掛歷，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麼？打開看看！」寸頭指了指我手裡的兩個紙袋。
「沒什麼，是書。」
「打開！」寸頭開始行使「權力」。
「好，儘管我並不認為你有權利這樣做，但我可以給你看。」說著，把紙袋裡的3本書和兩張藝術家朋友個展的開幕式請柬拿了出來。
我發現，寸頭對什麼書、哪裡出版完全不理會，只是職業性的翻了翻頁，看看裡面可有夾帶。基本上停留在「軍統」查《挺進報》的水準上，我內心覺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會，他出去打電話，讓我在屋裡等著。我提醒他快一點。「只需要兩分鐘。」他說。
於是，外面傳來寸頭在手機通話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證號碼的聲音——他顯然在跟遠程式控制制中心在確認我的身份。我在屋裡，生氣又好笑。一邊跟綠褲子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話。
「你搞藝術的吧？」綠褲子大約看我的頭髮長，覺得有「藝術家」氣質。
「嗯……」我未置可否地點了點頭。
「這叫什麼事？你們不覺得違法嗎？」我發牢騷道。
「哎，沒辦法，上面的指示，來老劉這的人都得注意點。其實也沒什麼，就是問問，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會兒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嗎？」我覺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們是跟班的，沒辦法。」綠褲子頭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機的寸頭說。
「是麼……」我突然有點同情他，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
「不過，你要讓他快點。不就確認下身份嗎？用得著那麼長時間嗎？我真的還有事。」我看手錶，不耐煩地說。
「馬上就好，再等一會兒」綠褲子安慰我說。
這時，我覺得需要給樓上的曉波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出門後發生了什麼。儘管方才寸頭警告我不要打電話，但我覺得這是我的權利。於是，我撥通了手機，曉波說他馬上下來。
終於，寸頭回來了，依然擺出審問的架勢。我質問他：「你說兩分鐘，現在已經過了12分鐘，你到底什麼時候讓我走？」
「馬上就好。」他應付道。
見他沒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說，這樣吧，我先讓單位的車先走，我留下來跟你辦手續。於是，打手機給等在車裡的同事，讓他們先走。
看見車駛出院子大門，我開始鎮靜下來，對寸頭說：「剛才我是本著息事寧人的原則，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認為你有權力阻攔、調查我。現在讓我們補辦一下法律手續吧。請問您是什麼人？有身份證明嗎？」
寸頭聽我這樣說，頓時顯得很興奮，理直氣壯地從褲子兜裡掏出一個綠色的寫著「警察」的小本子，對著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這是法律手續，我們都應該按法律行事。」
「你還是應該配合我們的工作。」寸頭說。
「憑什麼？」我問。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區都要加強治安管理？」寸頭說。
「現在是什麼重要日子？」我不解。
「現在快要到元旦了。」原來如此，我還以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樣撤了會閑篇，我的情緒已經完全鬆弛下來。
「那麼，你現在可以走了。」寸頭突然說。
「謝謝你讓我走。不過，我既然已經把單位車放走，該辦的事情橫豎耽擱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說，我已經給曉波打了電話，他這就下來。我應該等他來了，有個交代再走。」邊說，邊出傳達室，往大門口方向走。寸頭跟著。
說話間，曉波已經下樓，朝我們走過來，劈頭質問寸頭：「老高，你有什麼權力阻攔人家？他怎麼了？誰給你的權力？」我這才知道，寸頭姓高。
「劉老師，我覺得吧……咱們平時相互配合得不錯……」高姓便衣有些尷尬，開始情感攻勢。
「你少來這一套！」曉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卻義正詞嚴地說著。
我不想讓曉波真動氣，就勸他息怒。一邊對高便衣說：「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執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認為你是在依法執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樣，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權受到了侵犯，我要辦的事情被耽誤了。我單位的車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須要坐出租車回去。而從這裡到我單位，出租費需要50元，原則上這錢你應該支付。你應該向我道歉。」
「好，錢我給你。」說著，做掏口袋拿錢狀。
「錢，不用你出，我說的是原則。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說。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麼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公權力的，我權且接受道歉，錢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說著，跟曉波握手話別，攔了輛出租車絕塵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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