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原罪的共產黨》（10）
第三篇：胡錦濤的《從源頭上拓展反腐敗領域》就是腐敗的源頭
四、能造成社會腐敗的只有文化
無論是中共還是反共陣營，對腐敗的理解都沒有到位。其實，能造成社會腐敗的力量既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行為，而是文化。雖然那些弄虛作假，坑、蒙、拐、帶、騙的事是人幹的，但人並不天生能行為，行為是怎麼來的，由什麼造成的，腐敗就是由什麼所致的。能對全社會發生發生影響的只有文化。
行為是由理性牽制或支配而致的。理性呢，理性又來於什麼？反正天命的人沒有理性。所以理性有兩個問題，一是什麼是理性？二是理性是從哪裡來的？
頭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理性是人的能力。所以我們平日所說的理性只是指出一種能力。但擁有理性能力的人卻是世界上的事實，理性做為能力這是指個體生命內的構成問題，就因為它是個體生命的要素：我們是在把它看成生命的內在能力才將之稱為理性的。在個體方面被我們叫做理性的能力，到了公共的方面呢，在關係到所有獨立理性的共處條件呢？
它就是文化。
理性是屬於獨立的生命的。
文化就是所有獨立的理性存於其中，活動於其中的那個共同背景和共同條件。其實文化的性質相當於物理學上的場－－意識場。
個人的理性既從文化裡來，即從文化裡獲得資源和營養，個人對理性的應用（即活動）又反歸回文化中，被文化所吸收，不間斷地補充和豐富著文化。在沒形成出理性的條件下，人也能動，若連動都不能就不叫動物了。但那種動是沒有目的的，非主體性的，只受本能的驅駛，所以不是行為。行為的要件是－－必須有預先的謀劃－－知道自己想什麼，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和怎麼幹，知道這樣干有什麼意義。行為必須是目的的，即心理條件下的行動才是行為。人用什麼來謀划行動呢？用心，心即意識或理性的能力。
也就是說人的行動不只有目的，為達到目的還貫徹一定的原則：由原則嚴格地規定了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干，在什麼條件下絕對不能幹，在什麼條件下應當中止，在什麼條件下應予轉變。比如，柳下惠同志坐懷不亂，不是他沒有能量，而是他發動行為所據於的心中那個原則不允許他有亂－－即人是在「應如何」的條件下行為的，不行為是因這場合不符合心中的原則條件。
對於「生命性」來說，心中確立的目標當然要實現。
對於理性來說卻是個「如何」來實現所確立的目標的問題。
如果柳下惠的例子還不夠清楚，我們來看曹孟德總理和關雲長將軍間的一段趣事：曹總理為離間關將軍對劉備的追隨，讓關羽與劉備的兩位愛人同住一宅，曹操有明確的用心－－離間劉、關，使關羽因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不能不脫離劉備，曹操就可得一大將。這裡，得大將是目的，陷人於不義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但關羽心中那原則卻也固蒂而根深－－他只對兩個嫂嫂盡保護與照顧的責任，早晚問安侍奉，從他身上體現出來的主要方面就不是目的和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是盡義。兩人演義的這同一處戲，就傳達出不同的人品道德，各有行為的原則，這就是理性，屬於他們的個性，構成為個人道德的質量：關羽成為盡義的典型，被我們的祖先供奉到今，差一點點快兩千年了，還香火不斷。
關羽的行為所體現出來的是種什麼原則呢？人倫！
曹操所體現的又是什麼原則呢？功利的原則！
這故事是我們文化中發生道德規定的一種資源，在下少兒時就是聽著爺爺的這類（特別是《東周列國誌》）故事長大的，所以在我的個性裡沉澱著我爺爺講的這些故事的價值趨向，是我的人性個性的主要來源。當然曹操的行為也是我們文化裡的資源，但他是被作者批判後才在我們傳統道德標準下發生作用的。這兩個人都有行為，而且行為裡都貫徹原則，凡貫徹原則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即倫理的。
可他們的原則是從哪裡獲得的？答曰：從閱歷中，閱歷又來自生活，生活又是什麼，生活不就是處在文化中的存在，或貫徹著文化的存在嗎？
人們從文化儲存中吸收營養，成為自己實現生命所貫徹的原則－－即個人的理性。但現實生活中那些輻射更有力量，因為人得往下活，往下活就得在人與人之間，因而在社會環境中應用原則，也就是在現實的社會制度、法律條件下選擇生活原則，就受到官方價值觀念和主流文化的干擾。如果既定的社會的制度、法律不是出於人的本性，不倡導人倫，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
生活在這樣時代和這樣制度下的人就面對著一個二律背反的抉擇－－一是你已是一個人呀！這就意味著任何自然事實都不能拒絕自然的力律，自然所給予人的性人必須實現，沒有第二種可能－－如果你不打算結束生命的話，就沒有什麼討價換價的餘地。其二是社會的指向，即制度和法律的力量，你也必須貫徹，如果你不貫徹的話它就用機械的力量來剝奪你。我們論述到此時，恰好一位教授發掘出六十年前的劉胡蘭這個例子，處在殺害劉胡蘭那些人背後的也是一種屠殺力量，不服它就得和劉胡蘭一同結伴死去，外來強力使他們背叛了自己的良心，這種服從的結果就是其中一個人精神的崩潰－－成了神經病。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像那些被迫著去殺害劉胡蘭的人一樣：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形態做出服從：如果你不去污告，不陷害他人，不殘忍地去迫害別人，黨就指責你不求上進，說你與黨離心離德，差不多你就是下一輪的折磨材料了；你要誠實，要講人性，要有同情心，黨就說你溫情主義，再進一步你就滑進與階級敵人的同流合巧，就有「凡是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在等著你。在這種二律背反的抉擇面前，誰都逃不脫靠自己的力量來統一這兩個不能共存的原則的選擇，那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對背反二力強行統一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道德的廢馳和綱常的淪喪。
被這共產主義折騰了近六十年，今天終於品出了它的性質和功效－－
共產主義是一種在人的社會中掃蕩人倫，瓦解綱常的主張。那麼－－
今天的中國，就不是個腐敗不腐敗的問題，而是一個綱常淪喪的問題！
什麼是腐敗？沒有人倫綱常的社會在現象層面就叫腐敗！
因而－－腐敗是沒有人倫綱常的表現，人倫綱常的淪喪是腐敗的根源！
共產主義呢？就是讓人不講人倫綱常的主張或文化。
社會權力是怎樣應用的，主流社會的行為原則是什麼……就構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階層和主流精神，主流精神不僅做為文化因子輻射著，而且還做為強力直接壓迫民眾，這就發酵出一個時代或一定社會的一般風貌：那些尚無理性能力的個體（如初生的人）就從這個發酵場或大染缸裡吸收營養，攝取資源，這個大染缸或大發酵場中的一般原則就成為他們生命的原則。《流浪者》就很經典的說明瞭這個問題。就是理性成品的人因在這裡買，在這裡賣，在這裡交易，其相互作用就必相互影響，相互複製，入魚肉之市久而渾身臭味了。發酵的最後結果就是今天的中國向我們折射的這幅真實畫圖。
凡太平盛世，官方或主流社會總是處在相對開明的水平，官方的開明為個人意志提供了相對的自由，意志一自由創造力就豐富，其輻射的概率就大。從宏觀上看生命就有更多的和更充實的實現空間和方式，發生社會矛盾的概率就小得多，社會的一般觀念就更能容納形形色色的個性，社會的主流價值就更有可能建在人倫上。只要建在人倫上，其有效性就可靠。
相反，凡是腐敗的時代，總是因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官方價值背離了人倫－－試想，我們本就是人，我們的生存所基於的能不是人的性嗎？實現的能不是人本嗎？出於人的性，基於人的本的原則能不是人倫嗎？活了六十有四，我才終於省悟到：
原來人間正道就是人倫，也僅僅是人倫！
人類社會的最初原則是人倫，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還是人倫。
可共產黨的最高原則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原則怎能不成為人倫的禍害？
因而凡是建立在人倫上的社會就有生機，凡是背離人倫的社會就腐敗。
由中國共產黨（這是社會力量）建立的中國社會，從縱向上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腐敗的時代，從橫向的國際聯繫中看又是最腐敗的國度。腐敗做為中國社會的秩序狀態是無須討論，也無須再做證明了，共產黨不只是承認了，而且它的重要的活動無不是圍繞著反腐敗展開的。餘下的問題則是：中國的腐敗到底是哪一力量，哪一文化造成的？為什麼必然地造成？
由於個體的理性得之於共同的文化，理性的應用又復歸進文化。所以從一個人的人品的優劣上我們無法對一種文化做出可靠的評價，但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透示出的最一般的精神面貌卻絕對與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成正比。
腐敗就是行為裡貫徹的意識或理性的質量。意識或理性從哪裡來，它的質量也就從那裡來。個人理性的質量由自己負責，許多個人共同的理性質量就是那一文化的問題了。個體意識或理性質量的普遍降低，社會風氣的急劇敗壞都只能到文化裡去找回答！
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沒有綱常而是沒有人的綱常。
共產黨不是沒有綱常，在毛澤東時代是鬥爭為綱常；鄧小平則以「四原則」為綱常；江壞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綱常；胡四代以「和諧社會」為綱常。要害在於這些綱常都不是人倫，不是人所需要的，是共產黨的，是黨倫。人只能以人為綱常，人的綱常即七情六慾，日用人倫。「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具有一定的欺騙性（這一點等到正文裡再議），咱只說它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的一種重新表述，和諧與穩定同義，它還是以秩序而不是以人的生命為出發點；在「穩定」的伏筆裡則潛藏著對共產黨的地位和安全的先決條件，所以共產黨的四代綱常其實是同一個－－都是以唯我獨尊為內核，以殘忍、迫害為手段的恐怖主義治術。
共產主義怎麼能不成為人的生存的破壞力量呢？
由心靈建立的目的對於自身總是真實的。因為那在建立目的就是人心，心怎麼會走向對自己的背叛呢？所以沒有那個人的目的能是出於對自身的欺騙。實際上自己也欺騙不了自己－－因為那用來謀劃的和正在體驗的是同一個心。欺騙的可能性是因為心靈不能用感官來測度，所以在心與心之間才能發生欺騙，欺騙就總是對他人的，對著環境條件的。所以，只有在「如何達到目的」或「如何實現目標」的範圍內才有欺騙。在這裡，也就有了誠不誠實，可信不可信的問題。欺騙說的是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給相關的人，用不把自已的真實想法如實地對人說來達到目的，也就形成了一種行為的模式，向四周輻射著，被追隨被複製，這樣社會的質量就叫做腐敗。
所以說造成社會腐敗的是文化。如果對腐敗做出嚴格的理性解釋，那麼，腐敗就是一種無法統一到人倫上的文化在實踐上引起的後果。
文化是廣大無邊且無所不包的，但在文化內部我們能夠區分出許多各有自己特性的相對獨立的體系，比如「共產主義」，就是一種有自己特徵的文化，如果沒有特徵就不能有江澤民的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念，也不會有胡錦濤的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那麼，共產主義文化的最基本的持征或社會主義意識的最基本形態到底是什麼呢？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就回答了：社會為什麼會腐敗。現在我來回答這個胡錦濤所不能望的問題：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文化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反對人倫；就是虛假。
虛假是個評價，根據著什麼來說它虛假呢？得有個標準，這個根據或標準又必須在任何立場任何條件下都說得通，說得通就是任何人在這個說法面前都能投贊成票，即由我孫豐來求還是由胡錦濤來求得的都是這個理。這個根據就是人，這個標準就是對人性的滿足。
我孫豐獨樹一幟的回答是－－共產主義是反人倫的！
共產主義的中國是一個取締了人倫的社會。
做為客體事實的人就叫做人，你不叫它建在人倫上叫它建到什麼上？人類社會若不建在倫人倫上，它怎麼能算社會？社會若不建在人倫上，什麼亂七八糟還不乘虛而入？沒有人倫的社會必是腐敗的社會。
當然，要想反了腐敗就得重建人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第三篇：胡錦濤的《從源頭上拓展反腐敗領域》就是腐敗的源頭
四、能造成社會腐敗的只有文化
無論是中共還是反共陣營，對腐敗的理解都沒有到位。其實，能造成社會腐敗的力量既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行為，而是文化。雖然那些弄虛作假，坑、蒙、拐、帶、騙的事是人幹的，但人並不天生能行為，行為是怎麼來的，由什麼造成的，腐敗就是由什麼所致的。能對全社會發生發生影響的只有文化。
行為是由理性牽制或支配而致的。理性呢，理性又來於什麼？反正天命的人沒有理性。所以理性有兩個問題，一是什麼是理性？二是理性是從哪裡來的？
頭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理性是人的能力。所以我們平日所說的理性只是指出一種能力。但擁有理性能力的人卻是世界上的事實，理性做為能力這是指個體生命內的構成問題，就因為它是個體生命的要素：我們是在把它看成生命的內在能力才將之稱為理性的。在個體方面被我們叫做理性的能力，到了公共的方面呢，在關係到所有獨立理性的共處條件呢？
它就是文化。
理性是屬於獨立的生命的。
文化就是所有獨立的理性存於其中，活動於其中的那個共同背景和共同條件。其實文化的性質相當於物理學上的場－－意識場。
個人的理性既從文化裡來，即從文化裡獲得資源和營養，個人對理性的應用（即活動）又反歸回文化中，被文化所吸收，不間斷地補充和豐富著文化。在沒形成出理性的條件下，人也能動，若連動都不能就不叫動物了。但那種動是沒有目的的，非主體性的，只受本能的驅駛，所以不是行為。行為的要件是－－必須有預先的謀劃－－知道自己想什麼，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和怎麼幹，知道這樣干有什麼意義。行為必須是目的的，即心理條件下的行動才是行為。人用什麼來謀划行動呢？用心，心即意識或理性的能力。
也就是說人的行動不只有目的，為達到目的還貫徹一定的原則：由原則嚴格地規定了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干，在什麼條件下絕對不能幹，在什麼條件下應當中止，在什麼條件下應予轉變。比如，柳下惠同志坐懷不亂，不是他沒有能量，而是他發動行為所據於的心中那個原則不允許他有亂－－即人是在「應如何」的條件下行為的，不行為是因這場合不符合心中的原則條件。
對於「生命性」來說，心中確立的目標當然要實現。
對於理性來說卻是個「如何」來實現所確立的目標的問題。
如果柳下惠的例子還不夠清楚，我們來看曹孟德總理和關雲長將軍間的一段趣事：曹總理為離間關將軍對劉備的追隨，讓關羽與劉備的兩位愛人同住一宅，曹操有明確的用心－－離間劉、關，使關羽因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不能不脫離劉備，曹操就可得一大將。這裡，得大將是目的，陷人於不義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但關羽心中那原則卻也固蒂而根深－－他只對兩個嫂嫂盡保護與照顧的責任，早晚問安侍奉，從他身上體現出來的主要方面就不是目的和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是盡義。兩人演義的這同一處戲，就傳達出不同的人品道德，各有行為的原則，這就是理性，屬於他們的個性，構成為個人道德的質量：關羽成為盡義的典型，被我們的祖先供奉到今，差一點點快兩千年了，還香火不斷。
關羽的行為所體現出來的是種什麼原則呢？人倫！
曹操所體現的又是什麼原則呢？功利的原則！
這故事是我們文化中發生道德規定的一種資源，在下少兒時就是聽著爺爺的這類（特別是《東周列國誌》）故事長大的，所以在我的個性裡沉澱著我爺爺講的這些故事的價值趨向，是我的人性個性的主要來源。當然曹操的行為也是我們文化裡的資源，但他是被作者批判後才在我們傳統道德標準下發生作用的。這兩個人都有行為，而且行為裡都貫徹原則，凡貫徹原則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即倫理的。
可他們的原則是從哪裡獲得的？答曰：從閱歷中，閱歷又來自生活，生活又是什麼，生活不就是處在文化中的存在，或貫徹著文化的存在嗎？
人們從文化儲存中吸收營養，成為自己實現生命所貫徹的原則－－即個人的理性。但現實生活中那些輻射更有力量，因為人得往下活，往下活就得在人與人之間，因而在社會環境中應用原則，也就是在現實的社會制度、法律條件下選擇生活原則，就受到官方價值觀念和主流文化的干擾。如果既定的社會的制度、法律不是出於人的本性，不倡導人倫，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
生活在這樣時代和這樣制度下的人就面對著一個二律背反的抉擇－－一是你已是一個人呀！這就意味著任何自然事實都不能拒絕自然的力律，自然所給予人的性人必須實現，沒有第二種可能－－如果你不打算結束生命的話，就沒有什麼討價換價的餘地。其二是社會的指向，即制度和法律的力量，你也必須貫徹，如果你不貫徹的話它就用機械的力量來剝奪你。我們論述到此時，恰好一位教授發掘出六十年前的劉胡蘭這個例子，處在殺害劉胡蘭那些人背後的也是一種屠殺力量，不服它就得和劉胡蘭一同結伴死去，外來強力使他們背叛了自己的良心，這種服從的結果就是其中一個人精神的崩潰－－成了神經病。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像那些被迫著去殺害劉胡蘭的人一樣：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形態做出服從：如果你不去污告，不陷害他人，不殘忍地去迫害別人，黨就指責你不求上進，說你與黨離心離德，差不多你就是下一輪的折磨材料了；你要誠實，要講人性，要有同情心，黨就說你溫情主義，再進一步你就滑進與階級敵人的同流合巧，就有「凡是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在等著你。在這種二律背反的抉擇面前，誰都逃不脫靠自己的力量來統一這兩個不能共存的原則的選擇，那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對背反二力強行統一的後果是什麼？
就是道德的廢馳和綱常的淪喪。
被這共產主義折騰了近六十年，今天終於品出了它的性質和功效－－
共產主義是一種在人的社會中掃蕩人倫，瓦解綱常的主張。那麼－－
今天的中國，就不是個腐敗不腐敗的問題，而是一個綱常淪喪的問題！
什麼是腐敗？沒有人倫綱常的社會在現象層面就叫腐敗！
因而－－腐敗是沒有人倫綱常的表現，人倫綱常的淪喪是腐敗的根源！
共產主義呢？就是讓人不講人倫綱常的主張或文化。
社會權力是怎樣應用的，主流社會的行為原則是什麼……就構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階層和主流精神，主流精神不僅做為文化因子輻射著，而且還做為強力直接壓迫民眾，這就發酵出一個時代或一定社會的一般風貌：那些尚無理性能力的個體（如初生的人）就從這個發酵場或大染缸裡吸收營養，攝取資源，這個大染缸或大發酵場中的一般原則就成為他們生命的原則。《流浪者》就很經典的說明瞭這個問題。就是理性成品的人因在這裡買，在這裡賣，在這裡交易，其相互作用就必相互影響，相互複製，入魚肉之市久而渾身臭味了。發酵的最後結果就是今天的中國向我們折射的這幅真實畫圖。
凡太平盛世，官方或主流社會總是處在相對開明的水平，官方的開明為個人意志提供了相對的自由，意志一自由創造力就豐富，其輻射的概率就大。從宏觀上看生命就有更多的和更充實的實現空間和方式，發生社會矛盾的概率就小得多，社會的一般觀念就更能容納形形色色的個性，社會的主流價值就更有可能建在人倫上。只要建在人倫上，其有效性就可靠。
相反，凡是腐敗的時代，總是因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官方價值背離了人倫－－試想，我們本就是人，我們的生存所基於的能不是人的性嗎？實現的能不是人本嗎？出於人的性，基於人的本的原則能不是人倫嗎？活了六十有四，我才終於省悟到：
原來人間正道就是人倫，也僅僅是人倫！
人類社會的最初原則是人倫，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還是人倫。
可共產黨的最高原則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原則怎能不成為人倫的禍害？
因而凡是建立在人倫上的社會就有生機，凡是背離人倫的社會就腐敗。
由中國共產黨（這是社會力量）建立的中國社會，從縱向上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腐敗的時代，從橫向的國際聯繫中看又是最腐敗的國度。腐敗做為中國社會的秩序狀態是無須討論，也無須再做證明了，共產黨不只是承認了，而且它的重要的活動無不是圍繞著反腐敗展開的。餘下的問題則是：中國的腐敗到底是哪一力量，哪一文化造成的？為什麼必然地造成？
由於個體的理性得之於共同的文化，理性的應用又復歸進文化。所以從一個人的人品的優劣上我們無法對一種文化做出可靠的評價，但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透示出的最一般的精神面貌卻絕對與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成正比。
腐敗就是行為裡貫徹的意識或理性的質量。意識或理性從哪裡來，它的質量也就從那裡來。個人理性的質量由自己負責，許多個人共同的理性質量就是那一文化的問題了。個體意識或理性質量的普遍降低，社會風氣的急劇敗壞都只能到文化裡去找回答！
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沒有綱常而是沒有人的綱常。
共產黨不是沒有綱常，在毛澤東時代是鬥爭為綱常；鄧小平則以「四原則」為綱常；江壞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綱常；胡四代以「和諧社會」為綱常。要害在於這些綱常都不是人倫，不是人所需要的，是共產黨的，是黨倫。人只能以人為綱常，人的綱常即七情六慾，日用人倫。「和諧社會」中的「和諧」具有一定的欺騙性（這一點等到正文裡再議），咱只說它是「穩定壓倒一切的」的一種重新表述，和諧與穩定同義，它還是以秩序而不是以人的生命為出發點；在「穩定」的伏筆裡則潛藏著對共產黨的地位和安全的先決條件，所以共產黨的四代綱常其實是同一個－－都是以唯我獨尊為內核，以殘忍、迫害為手段的恐怖主義治術。
共產主義怎麼能不成為人的生存的破壞力量呢？
由心靈建立的目的對於自身總是真實的。因為那在建立目的就是人心，心怎麼會走向對自己的背叛呢？所以沒有那個人的目的能是出於對自身的欺騙。實際上自己也欺騙不了自己－－因為那用來謀劃的和正在體驗的是同一個心。欺騙的可能性是因為心靈不能用感官來測度，所以在心與心之間才能發生欺騙，欺騙就總是對他人的，對著環境條件的。所以，只有在「如何達到目的」或「如何實現目標」的範圍內才有欺騙。在這裡，也就有了誠不誠實，可信不可信的問題。欺騙說的是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給相關的人，用不把自已的真實想法如實地對人說來達到目的，也就形成了一種行為的模式，向四周輻射著，被追隨被複製，這樣社會的質量就叫做腐敗。
所以說造成社會腐敗的是文化。如果對腐敗做出嚴格的理性解釋，那麼，腐敗就是一種無法統一到人倫上的文化在實踐上引起的後果。
文化是廣大無邊且無所不包的，但在文化內部我們能夠區分出許多各有自己特性的相對獨立的體系，比如「共產主義」，就是一種有自己特徵的文化，如果沒有特徵就不能有江澤民的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念，也不會有胡錦濤的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那麼，共產主義文化的最基本的持征或社會主義意識的最基本形態到底是什麼呢？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就回答了：社會為什麼會腐敗。現在我來回答這個胡錦濤所不能望的問題：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文化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反對人倫；就是虛假。
虛假是個評價，根據著什麼來說它虛假呢？得有個標準，這個根據或標準又必須在任何立場任何條件下都說得通，說得通就是任何人在這個說法面前都能投贊成票，即由我孫豐來求還是由胡錦濤來求得的都是這個理。這個根據就是人，這個標準就是對人性的滿足。
我孫豐獨樹一幟的回答是－－共產主義是反人倫的！
共產主義的中國是一個取締了人倫的社會。
做為客體事實的人就叫做人，你不叫它建在人倫上叫它建到什麼上？人類社會若不建在倫人倫上，它怎麼能算社會？社會若不建在人倫上，什麼亂七八糟還不乘虛而入？沒有人倫的社會必是腐敗的社會。
當然，要想反了腐敗就得重建人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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