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敘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敘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藉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制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制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制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制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制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勛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注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闆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藉口「護僑」而出兵，二再藉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 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 —— 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 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制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嘆：「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 「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恆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於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 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像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 「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 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制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藉機發展新專制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制制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於侵略的行為了。
三、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麼，三十餘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於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於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制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制酋，方才能克敵制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志，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裡，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係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御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餘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裡，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份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份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制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衝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 「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制止戰爭。而要制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採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餘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筑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制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繫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畫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畫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畫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畫。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筑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筑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藉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制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採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週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畫，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臺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臺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髮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臺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畫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週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畫。」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藉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詳見下卷第四章。）
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一）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 「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勛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39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40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迴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覆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勛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瓮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臺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臺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臺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畫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週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2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畫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43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畫，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44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二）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堅持艱苦抗戰直至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裡，一方面因能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跼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臺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游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凌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敘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敘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藉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制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制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制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制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制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勛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注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闆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藉口「護僑」而出兵，二再藉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 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 —— 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 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制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嘆：「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 「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恆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於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 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像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 「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 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制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藉機發展新專制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制制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於侵略的行為了。
三、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麼，三十餘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於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於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制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制酋，方才能克敵制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志，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裡，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係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黨」，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御製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罵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罵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餘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裡，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份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份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制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於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衝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罵。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 「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制止戰爭。而要制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採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餘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筑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制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繫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畫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畫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畫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畫。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筑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筑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藉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制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採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週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畫，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臺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臺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髮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臺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畫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週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畫。」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藉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詳見下卷第四章。）
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一）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扑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 「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勛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39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40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布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迴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覆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勛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瓮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臺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臺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臺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畫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週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2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畫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43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畫，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44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二）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堅持艱苦抗戰直至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裡，一方面因能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跼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臺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游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凌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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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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