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華東情報樞紐──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
上海舊法租界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兒們的公館，可是，現在卻給華東中共特務機關主要部門的「情報工作委員會」所佔住了。
情委會是由陳一民、歐陽（即楊易）、馬福和、張浩、陳偉才、張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餘人所組織的。我奉調情委會叨陪末座時，已經是一九五 ○年初春了。當時，凜冽的朔風已經過去了，福開森路和霞飛路邊的法國梧桐，那光禿的樹枝上，又吐出嫩綠的葉兒了。想起離開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會兒來函， 希望我能早日調回京，一會兒又來函，說她懷戀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麼，在一九五○年江南鶯飛草長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兒女情長，真令人「怕見 陌頭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義的革命熱情下，許多年來，青春就這樣消磨去了。
當我搬進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和情委會主任委員胡靜波（即胡均鶴）一塊兒相處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許多驚奇的，從前意想不到的發現。從他的面部表情上，從前 偶爾在某些場合和他碰上，他臉上總會呈現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來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強的欣笑下，是隱藏著沈重的憂鬱的，表面上，似乎覺得他對他目前自己 所處的環境非常滿足，但實際上，他是牢騷滿腹的。更因為我和他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共通點，說話更容易投機起來。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所謂「大革命」時代，他已經是一個火般熱的共產黨員，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的風暴裡，他卻給中統（當時是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統計 科，葉秀峰任科長）逮捕了。任何人，談革命是容易的，但臨到了生死關頭，便難於遵從主觀理想去抉擇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著他自首的是 組織上對他嚴厲的處分──開除黨藉！本來，照著人類一般的心理學來分析，他既已決絕於共黨，而共黨亦已摒棄了他，他為什麼還會跟共黨恢復關係呢？說到這 裡，就不能不怪國民黨的荒謬與錯誤了──這種錯誤影響，筆者也曾直接間接體驗到的。國民黨的衙門和官兒們，不論是個人態度和機關的傳統上，對待這些共黨轉 變分子，總是像對俘虜般看待的，那怕是給國民黨賣命了十年八年，但被塗在身上底俘虜痕跡，還是無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強，但國民黨各級黨局，總是不 肯輕易給他大權的，總是不肯如待他們自己嫡系幹部一樣相信他的。在宗派傾軋如烈火般利害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內，他們常常是畏讒懼譏，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目 擊國民黨底貪污、腐化、無能，對政治前途的黑暗，絕望，乃迫使每個「轉變同志」常常感嘆著：「寧回老家受察看！不願在國民黨內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 家」的念頭，每個轉變後不久的人，又常常會油然而生了，雖然身在國特機關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發覺而受到「殺身之禍」，但千千萬萬的人，卻為了上述的許多 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險與組織接上關係。何況當中共未能達到全面勝利前，雖然表面上是「黨紀似鐵」，但在「利用主義」的原則上，對可能有所貢獻的叛徒，還是 網開一面，讓他（她）恢復工作關係，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義」的原則，到了全面勝利後，便完全變質了，或者是利用一時，即給予「走狗烹」，或者又 學會了國民黨「視若俘虜」的一套，給他們與精神上，物質上無窮的虐待，使他們不安於位，只好作遠走高飛之想。而胡靜波是在中統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與中共 組織再接上關係，到江南解放時，他也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雖然他給利用得早，沒有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從他臉上那沈重的憂鬱，他是免不了受到被 「視如俘虜」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這麼輕的年紀，而又在文藝工作中走過那麼遠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盡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創作來具體表現自己，來具體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了………」。
一天，午飯過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園裡晒太陽，邊翻閱著報紙，偶然跟他談起「無形戰線」這情報性的文藝作品，對我們政治保衛幹部的教育意義時，不提防，他卻 向我說了這樣的話──這些話，言外之意，顯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對本身工作的不滿意，厭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對我底處境的關切與同情。
「可是，一再請求，上面還是不容許我變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執，確也使人有點為難！」他點著頭說。
「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給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興趣，我寧願像姚雪垠一樣，下工廠去，希望寫點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或者參加土改隊到農村去，使能反映一 點農民的真正生活和鬥爭，而不願意當這個把情委，既下合興趣，又毫無貢獻，還受「歷史清白」的同志們的奚落，唉！…………。」我把頭搖幾下。「還是請胡主 委幫幫忙！」
「就是幫忙不到的！」他也搖搖頭了。「我除了情委會的正規業務外，一切我都是沒有發言權的！你看得到，解放這麼久了，但組織還沒有把我的愛人（即太太）底 職業解決。而跟著楊部長由老解放區來的同志們，像石光同志的愛人便由組織硬插進待遇優厚的上海區鐵路局當專員，張浩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中國銀行，劉然如 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花紗布公司。其他如此之類的更不勝枚舉，男的領全家供給，女的領優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同志，卻苦透了。你還幸 運，你的愛人在京參加了藝術工作，依我看來，你還是叫她在京給你多想點變更工作方向的辦法吧，或者你多向楊部長直接提出！」
「不曉得楊部長最近對我的印象和批評怎樣呢？前些時，王寧和田昆都為我提出，關於恢復我的黨籍問題，而受到他一筆批駁了，要我還要繼續充分表現再說，唉，真不知挨到什麼時候才行？而我的愛人卻在京恢復黨籍了。」
「像夢一樣渺茫！」他仰望著天空，緩慢地，拉長噪子吐著一串沈重的嘆息。白雲緩緩的流過半空，一字兒的雁行掠過雲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們多麼自由自 在！……………陳同志，不要說你了，我恢復工作關係十多年了，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情委會主委，可是，黨的小組，黨的支部會議，我卻沒有權利參加──我恢復黨 籍的希望，一樣像夢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為什麼黨籍又恢復得那麼快呢？容正仁被國特逮捕後還出賣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復工作關係不到兩個月，便恢復黨籍了，這種不成文怯，我真有點不………。」我悶在心頭的忿懣，幾乎要冒出來了。
「客觀條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發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這些話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嘗不知道，郭是老楊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條高幹呢。
胡靜波是沉鬱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門去，參加部裡的各種工作會報，他卻常常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除了歷史上這點「不清白」的污點，飽受人們的歧視之 外，還遭受著楊帆及其嫡系幹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許多反情逆理的排擠。即使是職位低過他的二室秘書（兼情委）劉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擠他。這 種歧視、挂擠毫無疑問是以楊帆為「宗」的宗派主義精神在策動的。
一邊是窮凶極惡的嫡系宗派氣□迫人，一邊自然是「不清白」的人們暗地裡無形地聚攏起來，用各種曲折迂迴的方法來對抗歧視與排擠。於是，在情委會內，宗派主 義的紛爭，便不絕如縷了。因為情委會內的廿多個情委，大約五分二都是「歷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楊等從老解放區帶來的，既是嫡系，又沒有作過地工被 捕自首過的所謂「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則既非嫡系親信，歷史上又未犯過所謂大錯誤的（但小錯誤是可能犯過的），這些是無所謂的，但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 「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卻是要站穩了他們的所謂組織立場的，那自然是拍嫡系們的馬屁。在這樣的人事 素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情委會，難怪自始至終，吵鬧紛擾，難解難分了。
論工作，假如情委會內沒有這一大批「不清白」的幹部，是可能毫無振作的，因為它是這兩種人構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黨員，作地工時給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 了。被迫自首和參加國特機關工作了，可是後來又如胡靜波一樣秘密與中共組織恢復了工作關係。這種人潛伏在軍統，中統，團統（三青團特工系統）蔣經國青年服 務總隊之類特務系統內，陸京士工特系統，和憲兵特高科內，潛伏時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時間都有，今天奉令公開列身於共特機關，自然對原來側身其 中的國特機關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發現逮回來的國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識，只要讓他們相見晤談一番，真是形勢比人還強，不管你是個立場怎樣堅決 的國特，也不得不照事實坦白了──事實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純粹國民黨特務，或者又曾兼充過汪日特務，可是，後來給共特機關吸收了，於 是上表面雖仍是國特機關的忠實幹部，實際上卻是共特機關的間諜，這種人的作用，與前者差不多。這兩種人，歷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對工作的貢獻，卻是最大 的，而在情委會裡人數也佔了五分二以上，影響是巨大的。
雖然，在工作上能夠與這兩種人媲美的，還有純粹由中共特務機關派遣進國特機關的幹部，這種人，一邊是歷史清白，一邊又是勞苦功高，而貢獻可能與前兩種人差不多，可是，培養這種的幹部畢竟太費力了，所以，在情委會見到這樣的幹部並沒有幾個。
至於論權力，在情委會裡，大權卻落入一批對工作無多大貢獻的，由老解放區跟著老闆到來，驕橫跋扈的嫡系幹部手上。他們騎在前兩種情委的頭上，目空一切地橫 沖直撞，有功便屬於他們的，有錯過便該由他人領了。情委會裡五個工作組的負責者都屬於他們，他們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會議，「不清白」的人們沒有一二成有資 格參加。因為，如果沒有恢復黨籍，僅是恢復工作關興，他是不能參加黨的任何會議的。黨的任何會議，對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會的黨支和黨小組，卻可以檢考、 批評、和秘密向黨的上級反映任何人。勢所必然的，他們不但操縱了情委會的一切業務，而且還控制和監視著非黨員的胡主委，使他不能絲毫脫離與違反黨的政策與 任務，使他個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
因為對華東各種特工機構之情報業務，負責設計，建制與督導之責，是落在華東社會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會僅負責蒐集情報，並立刻給予判斷、整理、執行，因而 這五個工作組的編製，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點不同。加上中共是蒐集內線情報為主的，對於用道聽途說，傍敲側擊方法找來的情報，是向來不重視的，而且，是摒棄 的，因而，它便集中了軍統系作內線工作有深長歷史的人，編成一個工作組，是武裝保衛性質的，主要對付軍統系工作，由收集、判斷軍統系情報到佈署內線，協助 對這一系犯人的初審，這叫做情委會第一工作組。組下再分若干小組，每組除若干名情委外，還有一些普通幹部，但都是該系的內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組情況都差不 多。第二工作組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主要對付CC派中統系與陸京士等工特系統的。第三工作組也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但主要對付青年團及蔣經國系及一般 雜牌敵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組是對付一般社會情報，尤其著重工商業與經濟金融市場內潛伏敵特等工作，有著經濟保衛的性質。第五工作組對付國境內國際情報對 像。
每個工作組內小組多少，是視實際情形而定的，有三四個，有七八個的。我奉調情委會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機關是軍統系的，照理，我應該列身 於第一工作組。但因為我在被管制期間卻先偷偷與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黨派往還，最後才獲得諒解，設法與共黨組織接通關係，而當時，剛剛因中共要加強對附共 各民主黨派的內線控制，所以，組織上最後決定把我調進第二工作組。二組組長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實權則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組長張浩的手裡，我雖然是情委兼第二 副組長，但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性質而已，還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組長呢。我到二組時僅有五個小組，一個是專門針對中統正規組織與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 CC系工運特務，如陸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員會，自由中國工聯，和季源溥的勞工協進會等而鬥爭的。當然，一般性的共黨工特工作是同時由這一小俎去加強的。一個 是針對國民黨各級黨務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各種所謂反動人民團體及會門而鬥爭的，最後這一個針對附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而鬥爭的──主要在這些黨 派、團體中建立內線，秘密監視他們的活動。這個小組長，便由我兼任了。聽說，後來我離滬赴京後、二組逐步增到八個小組。
二組第五小組是不容易攪得好的工作，雖然除了外勤的內線工作幹部外，內勤組員也有七八個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兩面性──表面上不許在友黨內、在親共 的人民團體內露出建立中共情報內線的痕跡，實際上卻是大力加強發展內線組織，使附共的民主黨派一言一動，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務機關的手裡，各級民主頭 目們的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每刻鐘被注視著。但假如那一個內線暴露了身份，或露出監視「民主人士」的痕跡，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時，他（她）是要受到處分的， 而且，連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要受到批評的。上海是一個有著民主運動的歷史性的地方，雖然紅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黨派的二流頭目，還是很多留連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會工作時，民革、民盟、民建、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等許多尾巴黨在上海的機構，有的叫上海辦事處，有的叫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 會，有的叫華東區臨時工作委員會，下面再轄一個單純負責上海市黨務的機構。但業務幾乎還是全由上面這個機構的人員負責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擁有多幾名 黨員幹部外，有些簡直除了招牌和「領袖」（？）之外，不要說黨員、群眾、便連幹部也找不到幾個人來點綴。可是，捧著已被中共「欽定」的招牌的領袖們，便可 以在海上盡情招搖撞騙了。
中共是奉信辯證唯物論的，辯正唯物論者是否定絕對的，因而，他們對於人，是不能絕對信任的，那怕對他們的老婆、兒女，那怕對他們的老幹部，一樣是不能絕對 信任的，自然，對他們打算利用於一時的尾巴黨，當然不會絕對信任了。所以運用統戰部來「統」之「戰」之還覺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們時，便只好乞靈於社會部 的特工了。
當時，上任移交給我領導的內線關係，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開玩笑地跟張浩談起：「我們在民盟的高級低級內線這麼多，再加上統 戰部的內線──統戰部的內線，由統戰部領導，互不照會──幾乎整個民盟的工作，就給我們替它做了。」胡靜波和張浩都具同感。但對於民革，內線關係雖建立得 多，中共當局始終還是有點不放心的。因為民革的成分，幾乎儘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投機政客，既善於拆國民黨的爛污，何嘗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練的翻雲覆雨 伎倆，再拆共產黨的爛污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黨都沒有給共產黨找過甚麼大麻煩，可是，民革呢，花樣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麼民主聯軍的招牌，收繳了潰敗下 來的國民黨軍不少械彈，接收酒店、洋房，為了爭權奪利，在南京還鬧雙包案。害得李濟琛慌忙派朱蘊山、周範文南下疏通彌縫，所以後來中共對於在上海的民革臨 工會，上至高幹如委員伍藝五，秘書陳印泉，下至中下級幹部黨員如駱鳳麟、朱非員、馬輯南等數十人，都逐步用各種方法秘密組織起來，受情委會二工組五小組的 領導，派專人分別跟他們聯繫，要他們經常供恰情報。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組織活動，與上中下各級幹部的個人活動 ──個人活動除政治活動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況。（二）蒐集匪特活動情報。但情委會在什麼地方，是不讓他們知道的，我們只派聯絡員在外面跟他們晤面， 把情報收回來，把任務分發給他們。他們對共特機關莫測高深，而對他們自己的民革組織內同志則互相監視著，互相告狀，互相攻訐。陳建晨雖身為上海民革臨工會 主任委員，她自以為陸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濤的親信了，以為對他發幾句牢騷，說說中共這樣給她們過不去，統戰部那樣又不許可她們爽爽快快的幹，要奪這樣權 利又不行等等，自以為自己人談談，箇中秘密是不會傳到中共耳朵的。那裡曉得陸印泉掉轉屁股，便把這些話當情報送給我們邀功了。我們除立刻向上級反映外，自 然同時轉知統戰部參考，在必要時，自然便有反應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潛進民革希圖掩護時，也常常逃不過這種情報員的耳目。所以，所謂附共民主黨派，實在 是尾巴黨而已。
民主建國會雖然比較單純，但共特內線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會理事，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等於主任委員）身為楊衛玉嫡侄的楊拙夫，解放後 他給二工組五小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將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盤托出，還把黃炎培、冷□、江恆源、包達三等一言一行報告進來。他是經常往還於北京上海間的，到一 次北京，便把黃炎培在京生活言談報告一次，細至黃公館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燒了幾多煤，也列成數字報來。我們立刻把它報到中央去，以顯示黃氏的奢侈。而在 民建中的反黃派──盛康年父子這一派中，我們也另培養了一批內線，以能接近他們，細察一切才行。所以，華東花紗布公司第二副總經理秦柳方（民建反黃派）利 用其嘍囉（當然是民建幹部）和紗布莊、紗廠勾結貪污了多少，經濟保衛單位還未能詳悉，而我們則已先瞭解了。中共這樣如水銀瀉地一般的特務滲進與特務統制， 尾巴黨那裡能動彈一下呢。
由於任藝五、楊拙夫等重要性較大，所以楊帆和胡靜波叫我除了交由一個組員專門跟他們聯絡外，最好能多找些機會跟他們直接碰碰面，鼓勵他們堅持我們的立場， 作他們民革、民建的內奸。我今天脫離毛澤東匪幫的特務組織，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怎樣以殘酷陰險的特務統治來壓制人民，壓制盟友，壓制黨員、幹部時，寫到 這裡，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耽心了。
此外，在華東的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的共特內線，雖然多少不一，但組織的決定是，不管對共黨如何親信的黨派、團體，起碼都要建立得兩個以上的 內線，否則二工組第五小組便不能完成任務。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這組織時，「起碼」的基礎已經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擴大建立與加強領導。而領導的 成功與失敗，按照組織的說法，主要便在領導幹部有沒有領導能力，有沒有領導技巧，公式化一點說，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空洞的說起來，是可以搬盡一切莊嚴，聖潔的辭句來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鏡，不過只在這樣的幾個骯髒、污穢的字義裡──欺騙、利用加上威脅、利誘。
首先祭起所謂馬列主義的八寶，把這些僅識得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的靠攏分子的靈魂奪掉，再灌進蜜汁般的甜言蜜語，欺騙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提高一步，更進一步 的向人民靠攏，忠於共黨的組織，那麼，他們的前途，一定比現在更光明，更遠大。明白的告訴他們，共黨才是他們的大靠山，他們的民革、民盟、民建……遲早總 是要消滅的。那麼，要這大靠山信任，賞識，就要靠他們自己好好的表現，積極的立功。表現和立功之道，除了順便蒐集匪特情報外，主要是要他們暗地裡拆他們民 革、民盟、民建……的爛污，作他們原來自己組織的內奸了。為了達到欺騙他們上當的目的，每個內線的領導者，就要講究吹牛的伎倆了，牛皮能吹得滿天漲，而又 下馬上破，那麼，他縱使不很成功，大約也不致太失敗了。
如果欺騙不大行──所謂不大行，是指某個內線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勁，工作表現太少，而不是說他們受到共特機關遣派跟他有關係的人徵求他參加工作時，敢於拒絕 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我們看準了每個尾巴黨派、團體中某個靠攏分子可作為情報工具時，只要派遣一個跟他有點私人關係的人去作說客，沒有不馬到成功的。因 為每個靠攏黨派分子懾於共特機關的淫威，害怕抗命馬上會受到打擊，是沒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況有些人還為共特機關的權威所炫惑，以為憑空獲此好靠山，對自 己總是有利的。因而，一般來說，建立關係總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可是，關係建立後，這些買空賣空慣了的尾巴黨派分子，天天給共特們催著要情報，催著要他立 功，表現時，他眉就縐了，他就會悔不當初了。可是，反悔嗎？又不敢，唯一的辦法，就只好以消極的態度，隨便拾些不關痛痒的情報送上，希求敷衍塞責就算了， 但最講效率的共特機關，這樣就認為「不行」的。經過一再吹牛、欺騙，還是「不行」的話，又怎麼樣呢？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嚇、脅迫這一 套了。
威嚇、脅迫這一套伎倆，大約使用於民革的靠攏分子，總會生效的，因為，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嚇、脅迫的話，橫豎過去他們都曾在國民黨當過一官半職，那 麼，共特機關一頂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鐺入獄，那時，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濟琛親自出馬也庇護不了，而這樣的例子已數見不鮮，難道，他們遇到共特機關威 嚇、脅迫時，還不乖乖地屈服嗎？只是民盟的書生，和民建、民促、農工……等等吃左傾黨棍飯慣了的棍徒們，有的恃著本身「歷史清白」（？），有的恃著「為人 民服務」（？）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於紅朝，儼然以「側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勝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煩而怠工於前，有恃無恐而拒絕恐嚇、脅迫仍不 肯積極效命於後，那共特們又怎麼辦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媽的！不聽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這步田地時，如果調查過那位尾巴黨派分子，不是由統戰部領導的內線的話──有時也不用調查的──那麼，最常用的一套辦法，就是給予「莫須有」罪名，關 起再說了。像民促上海臨工會委員的馬學偉，既是馬敘倫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馬老頭兒介紹進上海市教育局當一席中級職員的。可是，他就在我進情委會之前，為了 不接受恐嚇與脅迫而積極當內線，便由二工組五小組簽准楊帆將他逮捕了，罪名當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滬市教育局不願理，便是民促和馬敘倫來函查詢時， 也給他們碰一鼻子灰。這個傢伙輾轉過幾個審訊單位，吃盡苦頭，最後送到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了。
有時，假如覺得面對著的對象，是值得慎重點處理的話，也許會在「利誘」這技巧上動動腦筋的。但用什麼利來誘他呢？在社會部的預算下撥出一筆錢來麼？共黨對 待這種外圍內線分子，便是給他一分供給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過的。共特機關用錢雖涓滴之微，也是考慮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隨意玩弄 的工具的話，剛剛它又需要你，錢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對象的話，那麼，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揮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 大大的才能，也不過是一個不值錢的工具。因而，所謂利誘，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錢──的利誘。
不化一文金錢，還有什麼利可誘？有的，在共特機關的算盤上，認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裏，不化金錢的利誘正多著呢，譬如看中某一對象吧，你只要對他說：「由 於什麼，什麼原因，組織對於你可以放寬入黨條件…云云。」那麼，他便會頗感興趣了。我從不少工作中，都體驗到這是實情，這個問題，研究起來，倒也頗有意 思。本來，共黨在地下工作時代，入黨根制甚嚴，我們原則上是擁護的，因為那是為了防止敵對分子滲進組織內。但那時，不顧坐牢、殺頭，矢志參加地下黨的人， 與目前渴水混進「地上黨」的人，用意十分九是兩樣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為追求真理，或一時的受了麻醉，但動機都是純潔的，而勇氣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 紅朝統治的地區，日夕鑽營於入黨的人，多數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尤其是在專制統治的社會裏，一旦列身於黨員之林，欺壓人民的特權，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 自己身上。有了特權、名、利、財、色都可以獲得了，我雖然參加中共工作有十幾年，可是，過去除了奉調入校學習外，十分之九的時間，過著隨時會被逮捕，坐 牢，殺頭的地下黨生活，特權的滋味沒有嘗到過。在這一次工作體驗過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統治區，嚴格的入黨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誘」的作用，但為了以此 來「利誘」某些人為它效力或效死時，它是可以放寬入黨條件，讓其雀躍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覺的──像「火線入黨」，便是人海戰術的原動力。
如果不給他這一項「利誘」，還有別一項不化一文錢的「利誘」嗎？有的，但在共特機關刻薄尖酸的算盤上，對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錢 吧，如果要通過它去請求共黨別的機關，或反映統戰部幫助他，使他獲得實權實職的高官厚祿，也是不可能的，較入黨為迅速地，使你現實的嘗試到「利誘」的滋 味，通常就是立刻通過組織的決定，從四面八方來給你捧捧場，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學習的，那麼，報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 造大有進步，還會請你作一篇自我宣傳文章，批准給你刊登出來，甚至於在必要時，還可以捧你為「學習模範」。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會捧你為愛國商人， 進步工商業家。若剛遇納稅，購債，而你清繳了，那麼，還可以捧你為納稅模範，或購債英雄呢！總之，一旦享受到甚麼愛國、進步、模範、英雄之類稱呼，在專制 統治社會裏，眾人皆受踐踏而你獨享榮銜，自然他距離獲得財、利、名、色不遠了，這又是「利誘」之一種。
至於對這種掌心裏工具底最優厚的「利誘」，恐怕就是把他圈為什麼慰勞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麼地方人民協商代表之類了。只要甚麼代表招牌一掛上身，自然身價十倍，名、利、財、色當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楊帆有一天莊嚴地指示著我。
「欺騙、利用和威脅、利誘………」我表面上點著頭，心裏這樣想著。的確，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調回北京止，為了加強領導過去移交過來的尾巴黨的內線 關係，而且，還為了要擴大這些關係，除了聽任第五小組的同志們，盡情的發揮這一套外，有時，我自己也親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耍了這一套可恥的把戲，然 而，我心頭實在是非常難過的，尤其是竺飛問題發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所以，後來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選拔一些忠誠可靠的，而又與現在北京的各民主黨派第一流領袖如李濟琛、張瀾、黃炎培、馬敘倫、陳銘樞、蔡廷鍇、張治中、 邵力子、黃紹□、劉斐等有密切關係的情報幹部──經過相當時間的內線工作考驗的，不論男女，都可將名單開給我，各附詳細自白書一份。你協助二室田主任迅速 給予核定，即發給津貼，讓他們自動設法，由他們自己團體中調到北京去──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務……」。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楊 帆忽然找我去，這樣命令我，又沒有把企圖宣布明白，開始使我滿腹疑團，後來想通了，再經老田詳細一談，才搞清楚，原來中央是為了加強對各民主黨派領袖的監 視，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黨派幹部，很多是跟各該派的領袖有著密切關係的，也許中央感到這類幹部不夠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這麼麻煩的任務，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謂日夜寢食不忘地進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實上只選到了十幾名，其中女的也有幾個。在現在 的記憶裡，多數已淡忘了，只記得有一位是劉妙英小姐，十七八歲時曾當過李濟琛的私家女看護，而且還跟他有過曖昧關係，但後來因他太太的吵鬧拆散了，但任老 畢竟還算多情，十幾年來還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初期，李氏留連在上海喊民主時，她適在中美醫院當看護，原與一醫生熱戀，正談婚嫁，但卻恰任老 幾度慰問，幾番舊夢重溫而引起該醫生反感而拆夥了。劉小姐也在這時黯然離開了醫院，但任老倉皇逃港時，卻沒有帶她走，只托陳建晨照顧她。陳就把她介紹到一 傢俬家醫院裡當看護，聽說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織，我們組裡派出去跟她聯繫的女同志雲英，對她這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還對著雲英咬牙切齒地 咒咀任老。這些慘痛的經歷，解放後更激發起她追求「婦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餘暇，追隨陳建晨參加民革活動了。因為她參加民革活動在半年前給五 小組建立上工作關係，她不但報告了陳建晨和民革的活動，連任老親筆寫給她的兩封信，也送到我們這裡來了。她對共黨工作的熱情是火般熱的，所以，當雲英同志 向她提出這任務時，她馬上接受了，雲英還指示她，能夠跟他恢復曖昧關係更好，因為這樣子對工作更有利，劉竟興奮過度落下淚來！「這個老油條如果敢對毛主席 和共產黨存一絲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這幾根老骨頭！」後來，雲英同志對我說：「像這樣珍貴的工作關係，你應該跟她見見面才送上她，好鼓勵她一番，更提 高她的工作情緒。」到我和她見面時，除了跟她略談一下工作之外，還告訴她：「曾一度充任過任老的私人醫生的譚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進步，對共 黨也常露一片忠誠，現在正在北京，任老對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聯絡，慢慢設法，把他也組織起來，那麼，對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圍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 料，當我奉調回京後，知道譚醫生也真的給她組織起來了。
上海舊法租界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兒們的公館，可是，現在卻給華東中共特務機關主要部門的「情報工作委員會」所佔住了。
情委會是由陳一民、歐陽（即楊易）、馬福和、張浩、陳偉才、張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餘人所組織的。我奉調情委會叨陪末座時，已經是一九五 ○年初春了。當時，凜冽的朔風已經過去了，福開森路和霞飛路邊的法國梧桐，那光禿的樹枝上，又吐出嫩綠的葉兒了。想起離開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會兒來函， 希望我能早日調回京，一會兒又來函，說她懷戀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麼，在一九五○年江南鶯飛草長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兒女情長，真令人「怕見 陌頭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義的革命熱情下，許多年來，青春就這樣消磨去了。
當我搬進善鐘路二百三十七號，和情委會主任委員胡靜波（即胡均鶴）一塊兒相處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許多驚奇的，從前意想不到的發現。從他的面部表情上，從前 偶爾在某些場合和他碰上，他臉上總會呈現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來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強的欣笑下，是隱藏著沈重的憂鬱的，表面上，似乎覺得他對他目前自己 所處的環境非常滿足，但實際上，他是牢騷滿腹的。更因為我和他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共通點，說話更容易投機起來。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所謂「大革命」時代，他已經是一個火般熱的共產黨員，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的風暴裡，他卻給中統（當時是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統計 科，葉秀峰任科長）逮捕了。任何人，談革命是容易的，但臨到了生死關頭，便難於遵從主觀理想去抉擇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著他自首的是 組織上對他嚴厲的處分──開除黨藉！本來，照著人類一般的心理學來分析，他既已決絕於共黨，而共黨亦已摒棄了他，他為什麼還會跟共黨恢復關係呢？說到這 裡，就不能不怪國民黨的荒謬與錯誤了──這種錯誤影響，筆者也曾直接間接體驗到的。國民黨的衙門和官兒們，不論是個人態度和機關的傳統上，對待這些共黨轉 變分子，總是像對俘虜般看待的，那怕是給國民黨賣命了十年八年，但被塗在身上底俘虜痕跡，還是無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強，但國民黨各級黨局，總是不 肯輕易給他大權的，總是不肯如待他們自己嫡系幹部一樣相信他的。在宗派傾軋如烈火般利害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內，他們常常是畏讒懼譏，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目 擊國民黨底貪污、腐化、無能，對政治前途的黑暗，絕望，乃迫使每個「轉變同志」常常感嘆著：「寧回老家受察看！不願在國民黨內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 家」的念頭，每個轉變後不久的人，又常常會油然而生了，雖然身在國特機關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發覺而受到「殺身之禍」，但千千萬萬的人，卻為了上述的許多 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險與組織接上關係。何況當中共未能達到全面勝利前，雖然表面上是「黨紀似鐵」，但在「利用主義」的原則上，對可能有所貢獻的叛徒，還是 網開一面，讓他（她）恢復工作關係，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義」的原則，到了全面勝利後，便完全變質了，或者是利用一時，即給予「走狗烹」，或者又 學會了國民黨「視若俘虜」的一套，給他們與精神上，物質上無窮的虐待，使他們不安於位，只好作遠走高飛之想。而胡靜波是在中統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與中共 組織再接上關係，到江南解放時，他也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雖然他給利用得早，沒有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從他臉上那沈重的憂鬱，他是免不了受到被 「視如俘虜」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這麼輕的年紀，而又在文藝工作中走過那麼遠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盡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創作來具體表現自己，來具體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了………」。
一天，午飯過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園裡晒太陽，邊翻閱著報紙，偶然跟他談起「無形戰線」這情報性的文藝作品，對我們政治保衛幹部的教育意義時，不提防，他卻 向我說了這樣的話──這些話，言外之意，顯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對本身工作的不滿意，厭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對我底處境的關切與同情。
「可是，一再請求，上面還是不容許我變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執，確也使人有點為難！」他點著頭說。
「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給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興趣，我寧願像姚雪垠一樣，下工廠去，希望寫點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或者參加土改隊到農村去，使能反映一 點農民的真正生活和鬥爭，而不願意當這個把情委，既下合興趣，又毫無貢獻，還受「歷史清白」的同志們的奚落，唉！…………。」我把頭搖幾下。「還是請胡主 委幫幫忙！」
「就是幫忙不到的！」他也搖搖頭了。「我除了情委會的正規業務外，一切我都是沒有發言權的！你看得到，解放這麼久了，但組織還沒有把我的愛人（即太太）底 職業解決。而跟著楊部長由老解放區來的同志們，像石光同志的愛人便由組織硬插進待遇優厚的上海區鐵路局當專員，張浩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中國銀行，劉然如 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花紗布公司。其他如此之類的更不勝枚舉，男的領全家供給，女的領優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同志，卻苦透了。你還幸 運，你的愛人在京參加了藝術工作，依我看來，你還是叫她在京給你多想點變更工作方向的辦法吧，或者你多向楊部長直接提出！」
「不曉得楊部長最近對我的印象和批評怎樣呢？前些時，王寧和田昆都為我提出，關於恢復我的黨籍問題，而受到他一筆批駁了，要我還要繼續充分表現再說，唉，真不知挨到什麼時候才行？而我的愛人卻在京恢復黨籍了。」
「像夢一樣渺茫！」他仰望著天空，緩慢地，拉長噪子吐著一串沈重的嘆息。白雲緩緩的流過半空，一字兒的雁行掠過雲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們多麼自由自 在！……………陳同志，不要說你了，我恢復工作關係十多年了，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情委會主委，可是，黨的小組，黨的支部會議，我卻沒有權利參加──我恢復黨 籍的希望，一樣像夢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為什麼黨籍又恢復得那麼快呢？容正仁被國特逮捕後還出賣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復工作關係不到兩個月，便恢復黨籍了，這種不成文怯，我真有點不………。」我悶在心頭的忿懣，幾乎要冒出來了。
「客觀條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發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這些話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嘗不知道，郭是老楊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條高幹呢。
胡靜波是沉鬱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門去，參加部裡的各種工作會報，他卻常常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除了歷史上這點「不清白」的污點，飽受人們的歧視之 外，還遭受著楊帆及其嫡系幹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許多反情逆理的排擠。即使是職位低過他的二室秘書（兼情委）劉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擠他。這 種歧視、挂擠毫無疑問是以楊帆為「宗」的宗派主義精神在策動的。
一邊是窮凶極惡的嫡系宗派氣□迫人，一邊自然是「不清白」的人們暗地裡無形地聚攏起來，用各種曲折迂迴的方法來對抗歧視與排擠。於是，在情委會內，宗派主 義的紛爭，便不絕如縷了。因為情委會內的廿多個情委，大約五分二都是「歷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楊等從老解放區帶來的，既是嫡系，又沒有作過地工被 捕自首過的所謂「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則既非嫡系親信，歷史上又未犯過所謂大錯誤的（但小錯誤是可能犯過的），這些是無所謂的，但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 「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卻是要站穩了他們的所謂組織立場的，那自然是拍嫡系們的馬屁。在這樣的人事 素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情委會，難怪自始至終，吵鬧紛擾，難解難分了。
論工作，假如情委會內沒有這一大批「不清白」的幹部，是可能毫無振作的，因為它是這兩種人構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黨員，作地工時給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 了。被迫自首和參加國特機關工作了，可是後來又如胡靜波一樣秘密與中共組織恢復了工作關係。這種人潛伏在軍統，中統，團統（三青團特工系統）蔣經國青年服 務總隊之類特務系統內，陸京士工特系統，和憲兵特高科內，潛伏時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時間都有，今天奉令公開列身於共特機關，自然對原來側身其 中的國特機關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發現逮回來的國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識，只要讓他們相見晤談一番，真是形勢比人還強，不管你是個立場怎樣堅決 的國特，也不得不照事實坦白了──事實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純粹國民黨特務，或者又曾兼充過汪日特務，可是，後來給共特機關吸收了，於 是上表面雖仍是國特機關的忠實幹部，實際上卻是共特機關的間諜，這種人的作用，與前者差不多。這兩種人，歷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對工作的貢獻，卻是最大 的，而在情委會裡人數也佔了五分二以上，影響是巨大的。
雖然，在工作上能夠與這兩種人媲美的，還有純粹由中共特務機關派遣進國特機關的幹部，這種人，一邊是歷史清白，一邊又是勞苦功高，而貢獻可能與前兩種人差不多，可是，培養這種的幹部畢竟太費力了，所以，在情委會見到這樣的幹部並沒有幾個。
至於論權力，在情委會裡，大權卻落入一批對工作無多大貢獻的，由老解放區跟著老闆到來，驕橫跋扈的嫡系幹部手上。他們騎在前兩種情委的頭上，目空一切地橫 沖直撞，有功便屬於他們的，有錯過便該由他人領了。情委會裡五個工作組的負責者都屬於他們，他們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會議，「不清白」的人們沒有一二成有資 格參加。因為，如果沒有恢復黨籍，僅是恢復工作關興，他是不能參加黨的任何會議的。黨的任何會議，對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會的黨支和黨小組，卻可以檢考、 批評、和秘密向黨的上級反映任何人。勢所必然的，他們不但操縱了情委會的一切業務，而且還控制和監視著非黨員的胡主委，使他不能絲毫脫離與違反黨的政策與 任務，使他個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
因為對華東各種特工機構之情報業務，負責設計，建制與督導之責，是落在華東社會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會僅負責蒐集情報，並立刻給予判斷、整理、執行，因而 這五個工作組的編製，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點不同。加上中共是蒐集內線情報為主的，對於用道聽途說，傍敲側擊方法找來的情報，是向來不重視的，而且，是摒棄 的，因而，它便集中了軍統系作內線工作有深長歷史的人，編成一個工作組，是武裝保衛性質的，主要對付軍統系工作，由收集、判斷軍統系情報到佈署內線，協助 對這一系犯人的初審，這叫做情委會第一工作組。組下再分若干小組，每組除若干名情委外，還有一些普通幹部，但都是該系的內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組情況都差不 多。第二工作組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主要對付CC派中統系與陸京士等工特系統的。第三工作組也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但主要對付青年團及蔣經國系及一般 雜牌敵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組是對付一般社會情報，尤其著重工商業與經濟金融市場內潛伏敵特等工作，有著經濟保衛的性質。第五工作組對付國境內國際情報對 像。
每個工作組內小組多少，是視實際情形而定的，有三四個，有七八個的。我奉調情委會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機關是軍統系的，照理，我應該列身 於第一工作組。但因為我在被管制期間卻先偷偷與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黨派往還，最後才獲得諒解，設法與共黨組織接通關係，而當時，剛剛因中共要加強對附共 各民主黨派的內線控制，所以，組織上最後決定把我調進第二工作組。二組組長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實權則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組長張浩的手裡，我雖然是情委兼第二 副組長，但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性質而已，還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組長呢。我到二組時僅有五個小組，一個是專門針對中統正規組織與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 CC系工運特務，如陸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員會，自由中國工聯，和季源溥的勞工協進會等而鬥爭的。當然，一般性的共黨工特工作是同時由這一小俎去加強的。一個 是針對國民黨各級黨務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各種所謂反動人民團體及會門而鬥爭的，最後這一個針對附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而鬥爭的──主要在這些黨 派、團體中建立內線，秘密監視他們的活動。這個小組長，便由我兼任了。聽說，後來我離滬赴京後、二組逐步增到八個小組。
二組第五小組是不容易攪得好的工作，雖然除了外勤的內線工作幹部外，內勤組員也有七八個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兩面性──表面上不許在友黨內、在親共 的人民團體內露出建立中共情報內線的痕跡，實際上卻是大力加強發展內線組織，使附共的民主黨派一言一動，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務機關的手裡，各級民主頭 目們的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每刻鐘被注視著。但假如那一個內線暴露了身份，或露出監視「民主人士」的痕跡，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時，他（她）是要受到處分的， 而且，連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要受到批評的。上海是一個有著民主運動的歷史性的地方，雖然紅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黨派的二流頭目，還是很多留連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會工作時，民革、民盟、民建、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等許多尾巴黨在上海的機構，有的叫上海辦事處，有的叫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 會，有的叫華東區臨時工作委員會，下面再轄一個單純負責上海市黨務的機構。但業務幾乎還是全由上面這個機構的人員負責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擁有多幾名 黨員幹部外，有些簡直除了招牌和「領袖」（？）之外，不要說黨員、群眾、便連幹部也找不到幾個人來點綴。可是，捧著已被中共「欽定」的招牌的領袖們，便可 以在海上盡情招搖撞騙了。
中共是奉信辯證唯物論的，辯正唯物論者是否定絕對的，因而，他們對於人，是不能絕對信任的，那怕對他們的老婆、兒女，那怕對他們的老幹部，一樣是不能絕對 信任的，自然，對他們打算利用於一時的尾巴黨，當然不會絕對信任了。所以運用統戰部來「統」之「戰」之還覺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們時，便只好乞靈於社會部 的特工了。
當時，上任移交給我領導的內線關係，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開玩笑地跟張浩談起：「我們在民盟的高級低級內線這麼多，再加上統 戰部的內線──統戰部的內線，由統戰部領導，互不照會──幾乎整個民盟的工作，就給我們替它做了。」胡靜波和張浩都具同感。但對於民革，內線關係雖建立得 多，中共當局始終還是有點不放心的。因為民革的成分，幾乎儘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投機政客，既善於拆國民黨的爛污，何嘗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練的翻雲覆雨 伎倆，再拆共產黨的爛污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黨都沒有給共產黨找過甚麼大麻煩，可是，民革呢，花樣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麼民主聯軍的招牌，收繳了潰敗下 來的國民黨軍不少械彈，接收酒店、洋房，為了爭權奪利，在南京還鬧雙包案。害得李濟琛慌忙派朱蘊山、周範文南下疏通彌縫，所以後來中共對於在上海的民革臨 工會，上至高幹如委員伍藝五，秘書陳印泉，下至中下級幹部黨員如駱鳳麟、朱非員、馬輯南等數十人，都逐步用各種方法秘密組織起來，受情委會二工組五小組的 領導，派專人分別跟他們聯繫，要他們經常供恰情報。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組織活動，與上中下各級幹部的個人活動 ──個人活動除政治活動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況。（二）蒐集匪特活動情報。但情委會在什麼地方，是不讓他們知道的，我們只派聯絡員在外面跟他們晤面， 把情報收回來，把任務分發給他們。他們對共特機關莫測高深，而對他們自己的民革組織內同志則互相監視著，互相告狀，互相攻訐。陳建晨雖身為上海民革臨工會 主任委員，她自以為陸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濤的親信了，以為對他發幾句牢騷，說說中共這樣給她們過不去，統戰部那樣又不許可她們爽爽快快的幹，要奪這樣權 利又不行等等，自以為自己人談談，箇中秘密是不會傳到中共耳朵的。那裡曉得陸印泉掉轉屁股，便把這些話當情報送給我們邀功了。我們除立刻向上級反映外，自 然同時轉知統戰部參考，在必要時，自然便有反應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潛進民革希圖掩護時，也常常逃不過這種情報員的耳目。所以，所謂附共民主黨派，實在 是尾巴黨而已。
民主建國會雖然比較單純，但共特內線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會理事，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等於主任委員）身為楊衛玉嫡侄的楊拙夫，解放後 他給二工組五小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將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盤托出，還把黃炎培、冷□、江恆源、包達三等一言一行報告進來。他是經常往還於北京上海間的，到一 次北京，便把黃炎培在京生活言談報告一次，細至黃公館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燒了幾多煤，也列成數字報來。我們立刻把它報到中央去，以顯示黃氏的奢侈。而在 民建中的反黃派──盛康年父子這一派中，我們也另培養了一批內線，以能接近他們，細察一切才行。所以，華東花紗布公司第二副總經理秦柳方（民建反黃派）利 用其嘍囉（當然是民建幹部）和紗布莊、紗廠勾結貪污了多少，經濟保衛單位還未能詳悉，而我們則已先瞭解了。中共這樣如水銀瀉地一般的特務滲進與特務統制， 尾巴黨那裡能動彈一下呢。
由於任藝五、楊拙夫等重要性較大，所以楊帆和胡靜波叫我除了交由一個組員專門跟他們聯絡外，最好能多找些機會跟他們直接碰碰面，鼓勵他們堅持我們的立場， 作他們民革、民建的內奸。我今天脫離毛澤東匪幫的特務組織，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怎樣以殘酷陰險的特務統治來壓制人民，壓制盟友，壓制黨員、幹部時，寫到 這裡，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耽心了。
此外，在華東的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的共特內線，雖然多少不一，但組織的決定是，不管對共黨如何親信的黨派、團體，起碼都要建立得兩個以上的 內線，否則二工組第五小組便不能完成任務。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這組織時，「起碼」的基礎已經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擴大建立與加強領導。而領導的 成功與失敗，按照組織的說法，主要便在領導幹部有沒有領導能力，有沒有領導技巧，公式化一點說，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空洞的說起來，是可以搬盡一切莊嚴，聖潔的辭句來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鏡，不過只在這樣的幾個骯髒、污穢的字義裡──欺騙、利用加上威脅、利誘。
首先祭起所謂馬列主義的八寶，把這些僅識得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的靠攏分子的靈魂奪掉，再灌進蜜汁般的甜言蜜語，欺騙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提高一步，更進一步 的向人民靠攏，忠於共黨的組織，那麼，他們的前途，一定比現在更光明，更遠大。明白的告訴他們，共黨才是他們的大靠山，他們的民革、民盟、民建……遲早總 是要消滅的。那麼，要這大靠山信任，賞識，就要靠他們自己好好的表現，積極的立功。表現和立功之道，除了順便蒐集匪特情報外，主要是要他們暗地裡拆他們民 革、民盟、民建……的爛污，作他們原來自己組織的內奸了。為了達到欺騙他們上當的目的，每個內線的領導者，就要講究吹牛的伎倆了，牛皮能吹得滿天漲，而又 下馬上破，那麼，他縱使不很成功，大約也不致太失敗了。
如果欺騙不大行──所謂不大行，是指某個內線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勁，工作表現太少，而不是說他們受到共特機關遣派跟他有關係的人徵求他參加工作時，敢於拒絕 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我們看準了每個尾巴黨派、團體中某個靠攏分子可作為情報工具時，只要派遣一個跟他有點私人關係的人去作說客，沒有不馬到成功的。因 為每個靠攏黨派分子懾於共特機關的淫威，害怕抗命馬上會受到打擊，是沒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況有些人還為共特機關的權威所炫惑，以為憑空獲此好靠山，對自 己總是有利的。因而，一般來說，建立關係總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可是，關係建立後，這些買空賣空慣了的尾巴黨派分子，天天給共特們催著要情報，催著要他立 功，表現時，他眉就縐了，他就會悔不當初了。可是，反悔嗎？又不敢，唯一的辦法，就只好以消極的態度，隨便拾些不關痛痒的情報送上，希求敷衍塞責就算了， 但最講效率的共特機關，這樣就認為「不行」的。經過一再吹牛、欺騙，還是「不行」的話，又怎麼樣呢？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嚇、脅迫這一 套了。
威嚇、脅迫這一套伎倆，大約使用於民革的靠攏分子，總會生效的，因為，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嚇、脅迫的話，橫豎過去他們都曾在國民黨當過一官半職，那 麼，共特機關一頂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鐺入獄，那時，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濟琛親自出馬也庇護不了，而這樣的例子已數見不鮮，難道，他們遇到共特機關威 嚇、脅迫時，還不乖乖地屈服嗎？只是民盟的書生，和民建、民促、農工……等等吃左傾黨棍飯慣了的棍徒們，有的恃著本身「歷史清白」（？），有的恃著「為人 民服務」（？）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於紅朝，儼然以「側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勝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煩而怠工於前，有恃無恐而拒絕恐嚇、脅迫仍不 肯積極效命於後，那共特們又怎麼辦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媽的！不聽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這步田地時，如果調查過那位尾巴黨派分子，不是由統戰部領導的內線的話──有時也不用調查的──那麼，最常用的一套辦法，就是給予「莫須有」罪名，關 起再說了。像民促上海臨工會委員的馬學偉，既是馬敘倫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馬老頭兒介紹進上海市教育局當一席中級職員的。可是，他就在我進情委會之前，為了 不接受恐嚇與脅迫而積極當內線，便由二工組五小組簽准楊帆將他逮捕了，罪名當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滬市教育局不願理，便是民促和馬敘倫來函查詢時， 也給他們碰一鼻子灰。這個傢伙輾轉過幾個審訊單位，吃盡苦頭，最後送到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了。
有時，假如覺得面對著的對象，是值得慎重點處理的話，也許會在「利誘」這技巧上動動腦筋的。但用什麼利來誘他呢？在社會部的預算下撥出一筆錢來麼？共黨對 待這種外圍內線分子，便是給他一分供給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過的。共特機關用錢雖涓滴之微，也是考慮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隨意玩弄 的工具的話，剛剛它又需要你，錢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對象的話，那麼，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揮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 大大的才能，也不過是一個不值錢的工具。因而，所謂利誘，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錢──的利誘。
不化一文金錢，還有什麼利可誘？有的，在共特機關的算盤上，認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裏，不化金錢的利誘正多著呢，譬如看中某一對象吧，你只要對他說：「由 於什麼，什麼原因，組織對於你可以放寬入黨條件…云云。」那麼，他便會頗感興趣了。我從不少工作中，都體驗到這是實情，這個問題，研究起來，倒也頗有意 思。本來，共黨在地下工作時代，入黨根制甚嚴，我們原則上是擁護的，因為那是為了防止敵對分子滲進組織內。但那時，不顧坐牢、殺頭，矢志參加地下黨的人， 與目前渴水混進「地上黨」的人，用意十分九是兩樣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為追求真理，或一時的受了麻醉，但動機都是純潔的，而勇氣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 紅朝統治的地區，日夕鑽營於入黨的人，多數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尤其是在專制統治的社會裏，一旦列身於黨員之林，欺壓人民的特權，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 自己身上。有了特權、名、利、財、色都可以獲得了，我雖然參加中共工作有十幾年，可是，過去除了奉調入校學習外，十分之九的時間，過著隨時會被逮捕，坐 牢，殺頭的地下黨生活，特權的滋味沒有嘗到過。在這一次工作體驗過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統治區，嚴格的入黨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誘」的作用，但為了以此 來「利誘」某些人為它效力或效死時，它是可以放寬入黨條件，讓其雀躍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覺的──像「火線入黨」，便是人海戰術的原動力。
如果不給他這一項「利誘」，還有別一項不化一文錢的「利誘」嗎？有的，但在共特機關刻薄尖酸的算盤上，對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錢 吧，如果要通過它去請求共黨別的機關，或反映統戰部幫助他，使他獲得實權實職的高官厚祿，也是不可能的，較入黨為迅速地，使你現實的嘗試到「利誘」的滋 味，通常就是立刻通過組織的決定，從四面八方來給你捧捧場，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學習的，那麼，報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 造大有進步，還會請你作一篇自我宣傳文章，批准給你刊登出來，甚至於在必要時，還可以捧你為「學習模範」。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會捧你為愛國商人， 進步工商業家。若剛遇納稅，購債，而你清繳了，那麼，還可以捧你為納稅模範，或購債英雄呢！總之，一旦享受到甚麼愛國、進步、模範、英雄之類稱呼，在專制 統治社會裏，眾人皆受踐踏而你獨享榮銜，自然他距離獲得財、利、名、色不遠了，這又是「利誘」之一種。
至於對這種掌心裏工具底最優厚的「利誘」，恐怕就是把他圈為什麼慰勞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麼地方人民協商代表之類了。只要甚麼代表招牌一掛上身，自然身價十倍，名、利、財、色當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楊帆有一天莊嚴地指示著我。
「欺騙、利用和威脅、利誘………」我表面上點著頭，心裏這樣想著。的確，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調回北京止，為了加強領導過去移交過來的尾巴黨的內線 關係，而且，還為了要擴大這些關係，除了聽任第五小組的同志們，盡情的發揮這一套外，有時，我自己也親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耍了這一套可恥的把戲，然 而，我心頭實在是非常難過的，尤其是竺飛問題發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所以，後來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選拔一些忠誠可靠的，而又與現在北京的各民主黨派第一流領袖如李濟琛、張瀾、黃炎培、馬敘倫、陳銘樞、蔡廷鍇、張治中、 邵力子、黃紹□、劉斐等有密切關係的情報幹部──經過相當時間的內線工作考驗的，不論男女，都可將名單開給我，各附詳細自白書一份。你協助二室田主任迅速 給予核定，即發給津貼，讓他們自動設法，由他們自己團體中調到北京去──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務……」。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楊 帆忽然找我去，這樣命令我，又沒有把企圖宣布明白，開始使我滿腹疑團，後來想通了，再經老田詳細一談，才搞清楚，原來中央是為了加強對各民主黨派領袖的監 視，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黨派幹部，很多是跟各該派的領袖有著密切關係的，也許中央感到這類幹部不夠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這麼麻煩的任務，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謂日夜寢食不忘地進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實上只選到了十幾名，其中女的也有幾個。在現在 的記憶裡，多數已淡忘了，只記得有一位是劉妙英小姐，十七八歲時曾當過李濟琛的私家女看護，而且還跟他有過曖昧關係，但後來因他太太的吵鬧拆散了，但任老 畢竟還算多情，十幾年來還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初期，李氏留連在上海喊民主時，她適在中美醫院當看護，原與一醫生熱戀，正談婚嫁，但卻恰任老 幾度慰問，幾番舊夢重溫而引起該醫生反感而拆夥了。劉小姐也在這時黯然離開了醫院，但任老倉皇逃港時，卻沒有帶她走，只托陳建晨照顧她。陳就把她介紹到一 傢俬家醫院裡當看護，聽說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織，我們組裡派出去跟她聯繫的女同志雲英，對她這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還對著雲英咬牙切齒地 咒咀任老。這些慘痛的經歷，解放後更激發起她追求「婦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餘暇，追隨陳建晨參加民革活動了。因為她參加民革活動在半年前給五 小組建立上工作關係，她不但報告了陳建晨和民革的活動，連任老親筆寫給她的兩封信，也送到我們這裡來了。她對共黨工作的熱情是火般熱的，所以，當雲英同志 向她提出這任務時，她馬上接受了，雲英還指示她，能夠跟他恢復曖昧關係更好，因為這樣子對工作更有利，劉竟興奮過度落下淚來！「這個老油條如果敢對毛主席 和共產黨存一絲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這幾根老骨頭！」後來，雲英同志對我說：「像這樣珍貴的工作關係，你應該跟她見見面才送上她，好鼓勵她一番，更提 高她的工作情緒。」到我和她見面時，除了跟她略談一下工作之外，還告訴她：「曾一度充任過任老的私人醫生的譚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進步，對共 黨也常露一片忠誠，現在正在北京，任老對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聯絡，慢慢設法，把他也組織起來，那麼，對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圍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 料，當我奉調回京後，知道譚醫生也真的給她組織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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