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動亂的年代，走過文革的死亡陰影，經歷太多的生離死別，現居加州矽谷的華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繼去年10月由美國蘭燈書屋（Random House）出版她在中國悲慘歲月的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 - AChildhood Lost in Chaos）後，最近再在香港推出中文版。
此書是巫一毛的處女作，她的父親巫寧坤是英美文學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1993年他在紐約出版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轟動西方世界。此書回顧了1951年他從美國回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淚史，「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兩代寫歷史 大巫小巫落玉盤
時隔14年，巫寧坤之女、原職加州矽谷多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的巫一毛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下面簡稱「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後問世。父女倆各自以自己的筆，我手寫我心，將兩代人經歷過的時代風暴呈現世人面前，為歷史存真。兩代人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悲慘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見證。難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兩本書是「兩代人搶救歷史，大巫小巫落玉盤」
巫一毛這本「帶有史詩色彩的自傳」，以獨特視角展示了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天真無邪女孩，在中國當代反右、大躍進、文革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長歷程，透過作者精神與肉體遭受的雙重苦難，刻畫人性的醜惡，令人更進一步瞭解那個「大革命時代」的滅絕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設計是一根象徵作者命運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風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運動中被吹來吹去，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一點選擇」。左側是充滿童稚的作者5歲時穿一襲連衣裙擺出可愛舞姿的照片。全書360頁，另外還有18幅珍貴的黑白照片，這是無數次搬家、抄家、動亂年代倖存下來的，「它們以殘缺的影像述說著那個畸形的時代」。這本書拿在手上，不僅書的份量沉甸甸的，也因為「叫右派太沈重」，讀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傳從1961年三歲生日去勞改農場和病危的父親第一次見面開始，到1977年考上大學結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著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開始，本來應該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因受到父親株連，過早開始沒有童年的童年，受盡欺凌、污辱，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同學甚至惡作劇將糞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書桌抽屜內；八、九歲就先後遭「解放軍叔叔」和父親在安徽大學的同事強暴……；她目睹父親被人羞辱、蹂躪，眼睜睜看著父親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挨批鬥、掏茅坑、焚燒自己的書籍等。她還被學生把著手、強迫寫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寧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階級隊伍」，全國進入新一輪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隊名義濫打亂殺。父母被迫與稚齡子女分離到農村搞「清隊運動」，年僅10歲的巫一毛成了「小媽媽」，要照顧5歲的小弟弟，住進孤兒院一樣的臨時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蘭的母親被人姦殺；也目睹許多人不堪折磨或為了維護尊嚴而自殺；她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險死還生。而她幾個兒時好友就沒有她幸運，因各種原因悲慘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團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個窮困落後的村莊，歷盡艱辛。文革後期，她隨父母回到安徽蕪湖市念高中。高中畢業後，適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學，苦難才告一段落。
1981 年，巫一毛自費來美留學後，開始動筆寫回憶錄。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難以下筆，回憶如潮水般襲來，寫到傷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慘死，「我往往坐在計算機前，泣不成聲，許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寫書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
在此期間，巫一毛先後獲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矽谷數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並結婚、生兒育女，然後離婚。她的寫作也因此斷斷續續，寫寫停停。
她說：「1993年初，我的父親寫了《一滴淚》，是他的自傳，從他的角度說那一段歷史，也是我們一家的故事，對我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榜樣。書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說的是我為了上學，如何用兩條心愛的烏黑油亮的大辮子換一雙鞋的故事。父親的書出版後，好幾篇書評都提到我的《鞋》，這對我有鼓舞作用，更堅定我的決心，要把書寫出來。」
住在紐約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說，有一個傳記電視節目，每次播放前都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獨特又難以想像的故事。」在這之前她覺得「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誇張」。來自臺灣的王渝自從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人士後，「我的感覺改變了，每次聽他們、特別是作家朋友談過去，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現成的長篇：曲折、苦澀，處處留下時代的烙印。」
由於考慮到「一羽毛」此書是英文寫作，讀者群在美國。2000年，巫一毛認識美國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兩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將故事寫出來後，殷戈曼為她的書進行修改、潤色。幾經曲折，終於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說：「英文版幸運地找到蘭燈書屋出版，他們認為書的內容很完美，沒有作出什麼改動。」
她開心地說，蘭燈書屋對此書非常重視，在各大報刊雜誌登廣告，還安排她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地，舉行新書發表會及巡迴演講，接受電視、電臺、雜誌、報紙採訪等新書促銷活動。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麥文的版權，已經分別出售給法國、德國和丹麥的三家出版社。
一淚一羽毛 回憶令人心碎
巫一毛說，在美國生活後，在「人性的環境」中，看著她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她終於有足夠勇氣，挖掘埋葬在心底墳墓深處的隱痛。
「這本書，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也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的中國。我盡量用平和的口吻，講一個真實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女孩子。書中每一章節，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充滿戲劇性和細節描述。」
作家張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寫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這部作品的整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對自己長大過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心靈上的淚水，而是整個民族的淚水。」
她說：「十幾萬字，怎麼可能容得下那個荒誕的大時代。怎能容得下大時代中的辛酸、殘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怎能容得下大紅包裹的純黑？我只能說，是作者的那些驚心動魄、令人心碎的回憶，是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簡潔如詩的語言，是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真實人性故事，使此書有了意義。」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週刊》專訪時，強調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說的小說。她說，「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萬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的故事。「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又何止是一本書。」
經歷革命暴風雨的衝擊，僥倖存活的巫一毛說：「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她希望透過此書來解讀人性，透過一個女孩、一個家庭的命運來瞭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記住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也是我對那些早逝的兒時同伴的心祭」。
往事難忘 過去從墳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白人們關於你可以埋葬過去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過去會自己從墳墓中慢慢爬出來。」這是現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刻畫人性的成名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書中一段說話，被巫一毛在自傳的「前言」引用。
《暴風雨中一羽毛》書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裡，厄運就已降臨到她頭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週，當時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因「極右份子」罪名，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農場，自此開始全家長達20年的苦難。
巫一毛父親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師從文學家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1948年3月，他從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同學。
1951 年，巫寧坤博士學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學校長急電邀請他回國任教英語系。對於年輕而富於理想的巫寧坤來說，投身一個嶄新的世界，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的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臨行時，李政道幫他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大字。
巫寧坤最初回國被待如上賓，但好景不長，在燕京大學只教了一年，燕大並入北京大學，巫寧坤因「歷史不清楚」，被貶到天津南開大學。
1957 年「五一」勞動節，中共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全國性的「大鳴大放」。一名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副院長，接連三個晚上到巫寧坤家，動員他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副院長還反覆交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巫寧坤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他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他讚揚「雙百方針」，說共產黨要求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鼓舞。誰知「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千千萬萬知識菁英掉進「陽謀」的陷阱。據說巫寧坤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但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接著，巫寧坤被送進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建的勞動教養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 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詩選》，接到妻子從北京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他剛讀過杜甫稱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心想自己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讓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巫寧坤有二子一女，三個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講究」，長子取名「一丁」，是為了「祝願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後一切都好起來，「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說：「『一毛』是爸爸在勞改時給我的禮物，希望我以後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她出生後父親長年缺席，直到三歲生日那天，因父親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見面。
巫一毛的自傳，就以三歲生日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為「引子」，可惜卻寫得有點時空錯亂，人物角色顛倒。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後面，越看越打動人。
巫寧坤被打成「極右份子」，全家都受牽連遭罪。他後來被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與他離婚，李怡楷不從，全家被趕出北京，不許她教書，下放到安徽大學作打字員。那時，巫一毛才六個月大，哥哥也只三歲。接著，他們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
巫一毛說：「說是天災實是人禍，安徽是重災區，那幾年餓死了九百萬人，特別是農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餓死了，有的成了絕戶。在這種情況下，媽媽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過餓斃的命運。」
巫一毛的外婆特別疼她，寧可自己挨餓，把口糧省下來餵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親，眼看這樣「要把娘餓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災多難中度過。
巫寧坤在北大荒三年勞改後回到合肥。還未過上好日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他首當其衝成為「老運動員」，全家命運再次墜入黑暗深淵。
巫一毛終生不能忘懷，父母被雙雙關進「牛棚」時，作為右派子女，她受盡污辱和毆打，有次病得差點死去，獨自一人病倒在房間內不知多少天，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送院急救，醫生說沒救了，通知家屬辦後事吧，幸而她命不該絕，只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為餌 8歲遭強暴
巫一毛為了真實記錄歷史，將八歲時被一個解放軍以象徵榮譽的「毛主席像章」引誘、在樹林中遭強暴的事情寫出來。
文革那年，巫一毛8歲，小小年紀已非常懂事。為了不增加父母的煩惱，牙痛了好幾天的她，獨自去醫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錢，五分錢掛號，餘下三分錢只能坐一趟車。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於下雨，就抄近路在樹林走，結果一個解放軍士兵以一個鋁制的「毛主席像章」為餌，趁四周無人將她硬拽入林中強暴，她欲反抗時幾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跡……。
當時解放軍是全國人民崇拜的對象，沒想到禽獸不如。巫一毛在自傳中寫到，事情發生後，她不敢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醒來，我躲在黑暗中，流著淚坐等天亮。……」
她又回憶，在被姦污後的一段日子，老師照常在課堂上講「解放軍叔叔的革命故事，讚揚他們英勇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我照常聽著，跟著朗誦唱歌。每當穿綠軍裝的人走近，我彷彿都能看到那張傷害過我的臉在眼前晃動，渾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
巫一毛的慘痛經歷，讓合著者殷戈曼覺得不可思議，此後她又一次被強暴，對方是父親在安徽大學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認為第一次被強暴已夠慘了，再寫第二次強暴，擔心讀者認為缺乏可信度，所以沒有寫進書中。後來巫一毛到安徽涇縣西陽公社羅村大隊下鄉時，也險些被生產隊長強暴。
巫一毛被二度強暴後，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終於鼓起勇氣「知會」父親，準備寫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親的反應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麼會強暴女兒？是不是女兒記憶有誤？
巫一毛說：「這種事怎麼可能記錯呢？殷戈曼說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不可能相信，為什麼所有倒霉事都讓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為什麼這麼『黑』。其實我還算幸運，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全家除了奶奶都活過來了。我只是成千上萬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訴殷戈曼，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有類似她家的經歷。「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遙遠的過去，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為了讓西方讀者讀起來「不那麼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刪掉了一些細節。
初戀情緣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為單親媽媽的巫一毛，曾試圖與子女進行「歷史的溝通」，「我跟兒子解釋，他就說：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 now（這都是過去的事情，是中國的事情，現在是現在），我不要聽過去中國的事情。」
巫一毛說，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不會說中文，也不大關心中國。令她更加覺得有責任「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她在自傳「前言」中表示，「但願講出我的故事，我成長時代的故事，可以讓同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所有的孩子們盡情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對文革人性的扭曲頗多著墨。書中提到他們走投無路時，巫一毛母親從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寧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而這趟北京之行，還是表姐的親爸、巫寧坤舅舅的主意。誰知即使遞上她父親的親筆信，李志綏夫婦仍裝著不認識以前見過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說「再不走就喊警衛」。巫母為節省公交車費，大熱天冒著烈日走了兩小時路，臨走時乞求一杯水都被無情拒絕……。
巫一毛回憶錄寫到1977年上大學、被迫與初戀情人分手為止。在尾聲部分，她公開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戀和愛情。當年她與同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涇縣分手，一別28年，兩人雖然純情到連手都沒有拉過，但巫一毛對這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刻骨銘心。
2004年，巫一毛為了拍攝記錄中國知青經歷的英文記錄片《上山下鄉》（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重回當年插隊的村莊，記錄片原汁原味呈現了她與初戀情人重逢時抱頭痛哭的鏡頭，賺人熱淚。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離婚，再見到昔日戀人，雖然心情激動，但也明白「兩人有緣無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緣已了。她不諱言48歲的女人，仍然憧憬愛情，前幾年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雙子女，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現在大兒子上大學了，小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馬王子早日出現。
為歷史作證 哀而不傷感人肺腑
此書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對「一羽毛」的評價：
歷史學家、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評論說，此書「透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家哈金說：「《暴風雨中一羽毛》熱情洋溢，真誠坦率，哀而不傷。它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歸根結柢，它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
《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說：「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憶錄。它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假借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無比的罪行。」
香港《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認為巫一毛小說的成功，是因為她如實地記錄了童年的血淚史，語言平實生動，不虛飾，所以能扣人心弦，賺人熱淚。
文革結束已經超過30年，今年是反右50週年紀念。在中國，文革及反右依然屬於敏感禁區，有關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關部門嚴密控制。巫一毛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保存歷史記錄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她寫回憶錄的初衷之一。
她說：「過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為像文革10年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如果我們再不把它寫下來、記住，下一代人就不會記得，就不會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謂的「愛國華僑」，憑主觀信念不願相信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傳出版後，有匿名網友在網上指責她「不要在國外誣蔑我們的祖國，這和賣國沒什麼兩樣！」「巫一毛，你誣蔑的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是我們的民族！是誰讓我們站立起來，挺起了脊樑？又是誰讓我們對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網友反駁，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年齡？如果是我們這代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與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經歷，如實記述個人的經歷、反映國家的歷史，有何不可？倒是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回憶，去寫出來，無論用什麼語言，都是留給人類也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也有網友說：「……對摮痕漫w論，難道還用說嗎？經過那個年代的心中都有數。另外，不必把記述個人經歷與『誣蔑祖國』聯繫起來。歷史是無法迴避和掩飾的，還其真相才是對祖國的貢獻。……一個民族只有勇於正視自己的歷史，無論光輝還是有污點，才是值得敬佩的偉大民族。」
此書是巫一毛的處女作，她的父親巫寧坤是英美文學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1993年他在紐約出版英文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轟動西方世界。此書回顧了1951年他從美國回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屈辱、九死一生的血淚史，「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兩代寫歷史 大巫小巫落玉盤
時隔14年，巫寧坤之女、原職加州矽谷多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的巫一毛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下面簡稱「一羽毛」）英、中文版先後問世。父女倆各自以自己的筆，我手寫我心，將兩代人經歷過的時代風暴呈現世人面前，為歷史存真。兩代人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悲慘世界」痛定思痛活生生的見證。難怪有人形容巫氏父女兩本書是「兩代人搶救歷史，大巫小巫落玉盤」
巫一毛這本「帶有史詩色彩的自傳」，以獨特視角展示了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天真無邪女孩，在中國當代反右、大躍進、文革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令人心酸、心碎、震撼的的成長歷程，透過作者精神與肉體遭受的雙重苦難，刻畫人性的醜惡，令人更進一步瞭解那個「大革命時代」的滅絕人性。
「一羽毛」中文版封面設計是一根象徵作者命運的白色羽毛，「就像革命暴風雨中一根羽毛，在每次運動中被吹來吹去，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一點選擇」。左側是充滿童稚的作者5歲時穿一襲連衣裙擺出可愛舞姿的照片。全書360頁，另外還有18幅珍貴的黑白照片，這是無數次搬家、抄家、動亂年代倖存下來的，「它們以殘缺的影像述說著那個畸形的時代」。這本書拿在手上，不僅書的份量沉甸甸的，也因為「叫右派太沈重」，讀完久久不能自已。
巫一毛自傳從1961年三歲生日去勞改農場和病危的父親第一次見面開始，到1977年考上大學結束。
巫一毛甫出生就跟著她的家庭受迫害。1966年，文革開始，本來應該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因受到父親株連，過早開始沒有童年的童年，受盡欺凌、污辱，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同學甚至惡作劇將糞便或死老鼠、死青蛙放到她的書桌抽屜內；八、九歲就先後遭「解放軍叔叔」和父親在安徽大學的同事強暴……；她目睹父親被人羞辱、蹂躪，眼睜睜看著父親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挨批鬥、掏茅坑、焚燒自己的書籍等。她還被學生把著手、強迫寫批判父親的大字報「打倒牛鬼蛇神、笑面虎巫寧坤」。
1968年10月，中共「清理階級隊伍」，全國進入新一輪恐怖高潮，任何人都能以清隊名義濫打亂殺。父母被迫與稚齡子女分離到農村搞「清隊運動」，年僅10歲的巫一毛成了「小媽媽」，要照顧5歲的小弟弟，住進孤兒院一樣的臨時收容所。她最要好的朋友小蘭的母親被人姦殺；也目睹許多人不堪折磨或為了維護尊嚴而自殺；她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險死還生。而她幾個兒時好友就沒有她幸運，因各種原因悲慘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團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個窮困落後的村莊，歷盡艱辛。文革後期，她隨父母回到安徽蕪湖市念高中。高中畢業後，適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學，苦難才告一段落。
1981 年，巫一毛自費來美留學後，開始動筆寫回憶錄。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生離死別，許多部分難以下筆，回憶如潮水般襲來，寫到傷心的往事、好朋友的慘死，「我往往坐在計算機前，泣不成聲，許多天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塊心上永遠流血的傷疤。寫書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寫出來得到一種解脫。」
在此期間，巫一毛先後獲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矽谷數家計算機公司高級主管，並結婚、生兒育女，然後離婚。她的寫作也因此斷斷續續，寫寫停停。
她說：「1993年初，我的父親寫了《一滴淚》，是他的自傳，從他的角度說那一段歷史，也是我們一家的故事，對我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榜樣。書中用了我的一篇文章《鞋》，說的是我為了上學，如何用兩條心愛的烏黑油亮的大辮子換一雙鞋的故事。父親的書出版後，好幾篇書評都提到我的《鞋》，這對我有鼓舞作用，更堅定我的決心，要把書寫出來。」
住在紐約上州的女作家王渝是巫一毛的表姐。她感慨地說，有一個傳記電視節目，每次播放前都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個獨特又難以想像的故事。」在這之前她覺得「說的固然有道理，但未免太誇張」。來自臺灣的王渝自從開始接觸到中國大陸人士後，「我的感覺改變了，每次聽他們、特別是作家朋友談過去，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一本現成的長篇：曲折、苦澀，處處留下時代的烙印。」
由於考慮到「一羽毛」此書是英文寫作，讀者群在美國。2000年，巫一毛認識美國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兩人一拍即合，巫一毛將故事寫出來後，殷戈曼為她的書進行修改、潤色。幾經曲折，終於在去年10月出版。
巫一毛說：「英文版幸運地找到蘭燈書屋出版，他們認為書的內容很完美，沒有作出什麼改動。」
她開心地說，蘭燈書屋對此書非常重視，在各大報刊雜誌登廣告，還安排她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地，舉行新書發表會及巡迴演講，接受電視、電臺、雜誌、報紙採訪等新書促銷活動。
「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麥文的版權，已經分別出售給法國、德國和丹麥的三家出版社。
一淚一羽毛 回憶令人心碎
巫一毛說，在美國生活後，在「人性的環境」中，看著她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健康成長，她終於有足夠勇氣，挖掘埋葬在心底墳墓深處的隱痛。
「這本書，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時代，也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的中國。我盡量用平和的口吻，講一個真實故事，主角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女孩子。書中每一章節，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充滿戲劇性和細節描述。」
作家張慈指出，巫一毛勇敢地寫出自己的身世，令她佩服。「這部作品的整個敘述都反映了作者對自己長大過程的痛苦，其中包含的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心靈上的淚水，而是整個民族的淚水。」
她說：「十幾萬字，怎麼可能容得下那個荒誕的大時代。怎能容得下大時代中的辛酸、殘暴、黑色幽默般的荒謬，怎能容得下大紅包裹的純黑？我只能說，是作者的那些驚心動魄、令人心碎的回憶，是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動亂世界的奇特角度，是作者簡潔如詩的語言，是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真實人性故事，使此書有了意義。」
巫一毛在接受《世界週刊》專訪時，強調書中敘述的全是真人真事，不是小說的小說。她說，「一羽毛」是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萬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的故事。「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但又何止是一本書。」
經歷革命暴風雨的衝擊，僥倖存活的巫一毛說：「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她希望透過此書來解讀人性，透過一個女孩、一個家庭的命運來瞭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記住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也是我對那些早逝的兒時同伴的心祭」。
往事難忘 過去從墳墓爬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白人們關於你可以埋葬過去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過去會自己從墳墓中慢慢爬出來。」這是現居加州的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刻畫人性的成名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書中一段說話，被巫一毛在自傳的「前言」引用。
《暴風雨中一羽毛》書名源自巫一毛本人的名字。早在娘胎裡，厄運就已降臨到她頭上，1958年她在北京出生，出世前七週，當時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美文學教授的父親，因「極右份子」罪名，被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農場，自此開始全家長達20年的苦難。
巫一毛父親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師從文學家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1948年3月，他從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同學。
1951 年，巫寧坤博士學位尚未到手，燕京大學校長急電邀請他回國任教英語系。對於年輕而富於理想的巫寧坤來說，投身一個嶄新的世界，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的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臨行時，李政道幫他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大字。
巫寧坤最初回國被待如上賓，但好景不長，在燕京大學只教了一年，燕大並入北京大學，巫寧坤因「歷史不清楚」，被貶到天津南開大學。
1957 年「五一」勞動節，中共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全國性的「大鳴大放」。一名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副院長，接連三個晚上到巫寧坤家，動員他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副院長還反覆交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巫寧坤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他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他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他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他讚揚「雙百方針」，說共產黨要求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鼓舞。誰知「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千千萬萬知識菁英掉進「陽謀」的陷阱。據說巫寧坤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再加上他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但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接著，巫寧坤被送進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建的勞動教養所。
萬古雲霄一羽毛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58 年6月初，他正在翻看《杜甫詩選》，接到妻子從北京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6月3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他剛讀過杜甫稱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心想自己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讓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巫寧坤有二子一女，三個子女的名字都大有「講究」，長子取名「一丁」，是為了「祝願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幼子取名「一村」，希望他出生後一切都好起來，「柳暗花明又一村」。
巫一毛說：「『一毛』是爸爸在勞改時給我的禮物，希望我以後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她出生後父親長年缺席，直到三歲生日那天，因父親病危，父女才第一次在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見面。
巫一毛的自傳，就以三歲生日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為「引子」，可惜卻寫得有點時空錯亂，人物角色顛倒。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後面，越看越打動人。
巫寧坤被打成「極右份子」，全家都受牽連遭罪。他後來被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上面」要他的妻子李怡楷與他離婚，李怡楷不從，全家被趕出北京，不許她教書，下放到安徽大學作打字員。那時，巫一毛才六個月大，哥哥也只三歲。接著，他們經歷了三年「大躍進」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
巫一毛說：「說是天災實是人禍，安徽是重災區，那幾年餓死了九百萬人，特別是農村，整村整村的人都餓死了，有的成了絕戶。在這種情況下，媽媽被迫把我送到天津外婆家，才逃過餓斃的命運。」
巫一毛的外婆特別疼她，寧可自己挨餓，把口糧省下來餵她，她的舅舅心疼自己的母親，眼看這樣「要把娘餓死」，硬把巫一毛送回合肥。她的童年在多災多難中度過。
巫寧坤在北大荒三年勞改後回到合肥。還未過上好日子，「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發，他首當其衝成為「老運動員」，全家命運再次墜入黑暗深淵。
巫一毛終生不能忘懷，父母被雙雙關進「牛棚」時，作為右派子女，她受盡污辱和毆打，有次病得差點死去，獨自一人病倒在房間內不知多少天，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送院急救，醫生說沒救了，通知家屬辦後事吧，幸而她命不該絕，只是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毛像章為餌 8歲遭強暴
巫一毛為了真實記錄歷史，將八歲時被一個解放軍以象徵榮譽的「毛主席像章」引誘、在樹林中遭強暴的事情寫出來。
文革那年，巫一毛8歲，小小年紀已非常懂事。為了不增加父母的煩惱，牙痛了好幾天的她，獨自去醫院拔牙，但她只有八分錢，五分錢掛號，餘下三分錢只能坐一趟車。拔完牙只好走路回家。由於下雨，就抄近路在樹林走，結果一個解放軍士兵以一個鋁制的「毛主席像章」為餌，趁四周無人將她硬拽入林中強暴，她欲反抗時幾乎被掐死，以致脖子上留下斑斑瘀血痕跡……。
當時解放軍是全國人民崇拜的對象，沒想到禽獸不如。巫一毛在自傳中寫到，事情發生後，她不敢跟任何人說，「可是，我常常在噩夢中聽見『解放軍叔叔』的聲音，看見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雙手，他壓在我胸口的身體。醒來，我躲在黑暗中，流著淚坐等天亮。……」
她又回憶，在被姦污後的一段日子，老師照常在課堂上講「解放軍叔叔的革命故事，讚揚他們英勇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我照常聽著，跟著朗誦唱歌。每當穿綠軍裝的人走近，我彷彿都能看到那張傷害過我的臉在眼前晃動，渾身就不由自主地簌簌發抖……」
巫一毛的慘痛經歷，讓合著者殷戈曼覺得不可思議，此後她又一次被強暴，對方是父親在安徽大學朋友兼同事。殷戈曼認為第一次被強暴已夠慘了，再寫第二次強暴，擔心讀者認為缺乏可信度，所以沒有寫進書中。後來巫一毛到安徽涇縣西陽公社羅村大隊下鄉時，也險些被生產隊長強暴。
巫一毛被二度強暴後，也一直不敢告知父母。事隔多年，她終於鼓起勇氣「知會」父親，準備寫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親的反應是「不可能」，自己的好朋友怎麼會強暴女兒？是不是女兒記憶有誤？
巫一毛說：「這種事怎麼可能記錯呢？殷戈曼說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不可能相信，為什麼所有倒霉事都讓妳碰上了，我也不知我為什麼這麼『黑』。其實我還算幸運，很多人都死了，我們全家除了奶奶都活過來了。我只是成千上萬根羽毛中的一根小羽毛。」
她告訴殷戈曼，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有類似她家的經歷。「可是，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可怕的年代似乎成了遙遠的過去，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為了讓西方讀者讀起來「不那麼毛骨悚然」，巫一毛忍痛刪掉了一些細節。
初戀情緣逝 往事只能回味
目前為單親媽媽的巫一毛，曾試圖與子女進行「歷史的溝通」，「我跟兒子解釋，他就說：Oh，that's the past，that's China， this is now（這都是過去的事情，是中國的事情，現在是現在），我不要聽過去中國的事情。」
巫一毛說，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長大，不會說中文，也不大關心中國。令她更加覺得有責任「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她在自傳「前言」中表示，「但願講出我的故事，我成長時代的故事，可以讓同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所有的孩子們盡情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童年和幸福」。
「一羽毛」對文革人性的扭曲頗多著墨。書中提到他們走投無路時，巫一毛母親從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寧坤的表姐求助，表姐的丈夫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而這趟北京之行，還是表姐的親爸、巫寧坤舅舅的主意。誰知即使遞上她父親的親筆信，李志綏夫婦仍裝著不認識以前見過多次面的表弟妹，甚至說「再不走就喊警衛」。巫母為節省公交車費，大熱天冒著烈日走了兩小時路，臨走時乞求一杯水都被無情拒絕……。
巫一毛回憶錄寫到1977年上大學、被迫與初戀情人分手為止。在尾聲部分，她公開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初戀和愛情。當年她與同為知青的朱一平在安徽涇縣分手，一別28年，兩人雖然純情到連手都沒有拉過，但巫一毛對這段柏拉圖式的愛情似乎刻骨銘心。
2004年，巫一毛為了拍攝記錄中國知青經歷的英文記錄片《上山下鄉》（Up to the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重回當年插隊的村莊，記錄片原汁原味呈現了她與初戀情人重逢時抱頭痛哭的鏡頭，賺人熱淚。
巫一毛六年多前已和白人丈夫離婚，再見到昔日戀人，雖然心情激動，但也明白「兩人有緣無份」，往事只能回味，情緣已了。她不諱言48歲的女人，仍然憧憬愛情，前幾年為了正值青春期的一雙子女，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現在大兒子上大學了，小女兒也即將高中畢業，她希望命中真正的白馬王子早日出現。
為歷史作證 哀而不傷感人肺腑
此書封底文字，是三位名家對「一羽毛」的評價：
歷史學家、克魯格獎得主余英時評論說，此書「透過一個天真無辜的小姑娘的長年受難，《暴風雨中一羽毛》真實而生動重現毛澤東統治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作家哈金說：「《暴風雨中一羽毛》熱情洋溢，真誠坦率，哀而不傷。它講述一個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毀的中國成長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慘痛的受難，其中許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來。這篇豐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蓋人的殘忍、愚蠢和善良。歸根結柢，它是對百折不撓的人的堅韌和生命力的見證。」
《上海生與死》的作者鄭念說：「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憶錄。它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假借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無比的罪行。」
香港《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認為巫一毛小說的成功，是因為她如實地記錄了童年的血淚史，語言平實生動，不虛飾，所以能扣人心弦，賺人熱淚。
文革結束已經超過30年，今年是反右50週年紀念。在中國，文革及反右依然屬於敏感禁區，有關研究及出版依然受到有關部門嚴密控制。巫一毛認為，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保存歷史記錄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她寫回憶錄的初衷之一。
她說：「過去的事情不能把它忘掉。因為像文革10年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如果我們再不把它寫下來、記住，下一代人就不會記得，就不會知道。」
在海外，常常有些所謂的「愛國華僑」，憑主觀信念不願相信中共曾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巫一毛自傳出版後，有匿名網友在網上指責她「不要在國外誣蔑我們的祖國，這和賣國沒什麼兩樣！」「巫一毛，你誣蔑的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是我們的民族！是誰讓我們站立起來，挺起了脊樑？又是誰讓我們對洋人卑躬屈膝……？」
支持巫一毛的網友反駁，說這種話的人「不知是何年齡？如果是我們這代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很多都有與巫一毛相似的童年經歷，如實記述個人的經歷、反映國家的歷史，有何不可？倒是應該鼓勵更多的人去回憶，去寫出來，無論用什麼語言，都是留給人類也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也有網友說：「……對摮痕漫w論，難道還用說嗎？經過那個年代的心中都有數。另外，不必把記述個人經歷與『誣蔑祖國』聯繫起來。歷史是無法迴避和掩飾的，還其真相才是對祖國的貢獻。……一個民族只有勇於正視自己的歷史，無論光輝還是有污點，才是值得敬佩的偉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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