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參加2007年6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國際反右研討會」的發言
二十年前我曾在國內一家報刊著文寫道：「民主自由只能植根於富鐃的土壤，不能建築在貧脊的沙丘」。當時有不少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富人的觀點」，但我不僅不後悔，還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又提出：「若要思想與人格獨立，首先要經濟獨立；沒有經濟的獨立，便沒有思想與人格的獨立。」所以我提倡有能力有本事的文化人和各界知識份子不要去做共產黨的官，當共產黨的吏，要勇於經商辦實業或做科學家、藝術家、實業家，決不要去端旱澇保收的「鐵飯碗」。俗話說「端別人的碗，就得服別人管」。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人酒飯與人擔擔」。任何統治者和老闆都一樣，我拿錢雇了你，你就得聽我的話，為我做事。不聽我的話不為我做事，就得像我們四川話說的：「盤海（螃蟹）夾豌豆—給老子滾」。兩者所不同的是，老闆（資本家）用的是經濟手段，解雇或開除；統治者（共產黨）用的是「專政手段」，送你去勞教或勞改。
隨著世界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今天共產黨對不聽話和不服從管理的知識份子（反抗者除外）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再是簡單、粗暴的「專政」手段，而改為經濟腐蝕與政治打壓的雙重手段了。這就叫在新的條件下新的對策：老子不怕你驕傲翹尾巴，不給你票子、房子、車子，窮死你狗日的。俗話說「一個錢逼死英雄漢」。所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經濟是基礎，思想、人格是上層建築。所謂「早上起來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沒有經濟基礎，便沒有上層建築。萬丈高樓從地起，這個地不能是沙攤啊！這二十多年來我就是不斷用個人的實踐，來證實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或者更廣義地說，中國廣大老百姓應該走的道路。當然，這條路對在座的朋友和我們一些老右來說不一定對路，這叫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具體情況和可能不可能的選擇，但我和我兒孫們卻矢志不移地走下去，一定要成為家財萬貫的富翁至少是個不愁穿不愁吃的中產階級。如果中國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多了，社會財富就會從公有制逐步逐步演化為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是多元化社會，是民主自由的溫床。所以我認為，民主自由不會產生於公有制社會的「黨天下」，只能產生於私有制社會的多黨制。私有制會准不容許「一黨專政」，誰搞誰垮臺，比如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就是個證明。今天共產黨之所以垮不了臺，就是它的政權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擁有國家的一切財富和資源。如果廣大知識份子都走自已開辦實業道路的道路，整個社會有許許多多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何愁沒有民主自由？共產黨想獨裁也獨裁不了。可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文化人至今仍想擠身於官僚行列，混個司長部長什麼的。其特點是在位捧，失位罵，千百年來均如此。
我是右派份子，而且是個被共產黨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幾乎被殺掉的右派份子，1980末才從大牢裡回到原單位成都日報社。當時是一身囚衣，一付可憐相，年齡已是「人到中年萬事休」的階段了。好在還沒有關傻關呆，大腦還能轉動，筆頭還能寫點東西，於是重操舊業，仍伏案做編輯爬格子。為了奪回失去的青春，耽務的二十三年歲月，也為了給新建立起來的家庭能有冰箱和彩電，只能「老馬不死舊性在」寫小說。可是「出師未捷」好在還未「身先死」，一下變成了「清理精神污染」的「精理對象」，險些再次成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自此不再敢玩筆桿寫東西，不能再讓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但每月工資不足人民幣七十元，三口之家要生活呀！便告別文壇當記者去，大量寫吹糠見米「短、平、快」的新聞特寫與報告文學，見刊物就投，是報紙就寄，每月也能贈上三四百元稿費。很快家裡有了彩電、冰箱、洗衣機，還第一個裝上家庭電話。但過不了多久時間，發覺自已這種為稿費而寫作的行為和商人做生意一樣，為的是賺幾個錢而已，根本不是什麼文章，更不是什麼「精神食品」，僅不過為了適應某種政治的需要在編造騙人的故事，就像賣假藥的江湖郎中在扯謊壩裡瞎吹瞎喊：「快來買來包治百病的神藥！」深覺良心有愧。於是試圖去寫一點生活中真正的東西，這一寫又帶來了麻煩。我一篇發在當時全國很有影響的刊物《青年一代》上的一篇短文《小秦之死由誰負責》害得教書的太太帶我受過。真叫「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自此作家不敢當，記者不能當，要寫稿掙錢就得當「宣傳員」，就得作「啦啦隊」，就得說假話，就得出賣人格和良心。此時鄧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政策方針已深入人心，農村城市出現了不少「萬元戶」，而這些人要文化沒文化，要智商沒智商，但敢面對生活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什麼不敢去「吃螃蟹」？何苦做這個前怕狼後怕虎，擔驚受怕的作家、記者？今天肯定的東西明天又是否定的東西，況且筆下所寫的哪些東西也不過是 「商品」，如不是商品，便沒有地方發表還會受到打壓批判。人活著總得講點現實，陶淵明雖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其實是個小地主，才敢不吃皇糧；「全家吃粥酒常賒」寫《紅摟夢》的曹雪芹先生，總還擁有點房產和祖先留下遺蔭，如果要想不當工具為寫作而寫作，就得有經濟實力，不為一日三餐吃穿發愁。何況今日文學都是「商品」，根本沒什麼藝術價值可言。既然是商品，就得權衡它付出與收穫的對等價值。如果爬一天格子掙的是一百元，而經商掙的是一千元，我為什麼不是掙這一千元呢？除非是傻瓜。
經過長時間的思想鬥爭與比較，決定「下海經商」，先解決「經濟基礎」，有了房有了錢有了車，再靜下心來寫東西。那時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官方不出版自已掏錢印刷，而且還可以幫助別人。寫作不再是生存所需，而是為了說真話說實話，把自已所經歷過的苦難告訴世人留給歷史。再有，中國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看不起知識份子，不論你本事再大也不過是依附於「皮」的「毛」，所以毛澤東極其輕蔑知識份子，什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難道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只得作「毛」不作「皮」麼？五千多年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上為什麼有司馬遷、李白、杜甫、白居易、羅貫中、施耐俺、曹雪芹這些先賢大腕，除了他們有不屈不撓的民本位的抗爭精神，追求獨立人格不做犬儒的風範外，都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縱是窮得叮噹響的詩聖老杜，在成都西外浣花溪還有草廬呀！如果是個靠工資生活的窮光蛋他能有 「堂前扑棗任西憐，無兒無食一婦人，只因家貧緣如此，勿要恐嚇轉須親」的詩句麼？我國三十年代為什麼群星璀璨，風際雲湧，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人墨客數不甚數，請問他們中哪一個是靠吃皇糧的御用文人？哪一個不是擁有經濟實力的晉紳？只有共產黨打倒了國民黨，毛澤東趕跑了蔣介石，中國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一切文人和知識份子依靠獨立生存的條件，再加上各種頻繁的政冶運動，使中國文人和一切知識份子才逐步逐步失去了（應該是被剝奪了）獨立思想與獨立人格，才蛻化為沒脊樑沒有尊嚴的御用犬儒。或是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賤民，如果要回歸歷史，首先從經濟上回歸，如何借用、利用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時機與「發展經濟的硬道理」去富裕起來，成為地主、資本家、實業家、科學家、文學家，為什麼有條件不去富？一定要去當工具？今天的共產黨已不是窮光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好些已是超級的富翁和資本家，我們暫不去深究財富取得的合法性，但富總比窮好。正因為富了它才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進步，允許人異地而居，經商求學自謀職業；允許出國深造旅遊，合資辦企業辦工廠，也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廠，沒有錢能行嗎？縱一天報禁開放，也能有錢才能去玩呀！富起來，特別是文人與知識份子富起來十分重要。如果我國知識份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富人，民主自由將是個什麼概念？
我從1985年2月起搏擊商海，主要從事文化產業的公關策劃、廣告出版等業務，經過二十多年的風雨兼程，幾起幾落復複雜雜的爭爭鬥鬥，終成為一個中產階級，有車、有房、有儲蓄，不再為生計發愁，還送女兒來美國讀書深造，並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些朋友和公益事業，同時也借用一些時間寫回憶錄，留下近百餘萬字的底稿。一句話，我這一輩子將不靠任何人甚至兒女，都會生活得很好，想到什麼地方去旅遊就去旅遊，想到哪兒去玩就到哪兒去玩。前年（2004年）我逐步脫下紅舞鞋退出商海，到去年2006年正式金盆洗手回歸書齋，開始在境外網站和刊物上發表不為掙錢只為講真話的文章。今年反右鬥爭五十年又與一些老右合作發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連署的公開信，提出「開放言禁，反思歷史；徹底否定反右鬥爭；向受害人賠償經濟損失」的合理訴求，此後在4月6日又發起幾十名老右們聚會「紀念反右鬥爭五十週年」活動。儘管我們這些全法的、理性的、溫和的訴求還未得到中共當局的回應（也許永遠沒有回應），但總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聲音，給時代燃起一個亮點，做出了劉賓雁先生二十年前沒有做成的事情。做這些事不僅需要責任，膽量，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為了串聯六十一人連署簽名，我坐著我的車整整跑了十五天，幾乎跑遍連署簽名的每家每戶。他們名氣比我大年歲也比我大，好些已不能走動。當然，我做這些事共產黨不但不喜歡而且反感，但我不做誰做？誰又能做？知識份子追求的富裕不是為了享受，是為了思想和人格的獨立，去完成一種歷史的責任以體現人生價值，於我是義不容辭的使命感！今天我們時代面臨的悲劇是，富起來的人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責任，有思想、有文化、有責任的人又不富，甚而恥談發財經商一事，仍保持看傳統文化人清高孤傲的性格，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個 「節」就是經濟。十年前的1997年我就來到美國尋求發展，除自身語言原因外主要是沒有尋求到很好的合作者，凡已植根於這片土地上的新老移民者，大多數都是在埋頭掙錢，根本不關心祖國政治甚至迴避政治，而所謂流亡的民主人士只熱心於作職業的革命家，不想也不準備從實業做起。這樣不僅在國閃被邊緣化，在國外也被邊緣化，甚而對國內政治形勢常常作出誤判。用某人一句話說，叫「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一天一天相去甚遠。所以我認為二十一世的政治，不論國內國外都應從經濟入手，先有自已一片實業的天地，在不為生計發愁的前提前再去宣傳擴展自已的思想理念與政治主張，如果自已還是個窮人，就只能重複「殺富濟貧，以暴易暴」的老路，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也是為今天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路！當然，我的觀點立場很難為人苟同，但我卻是這樣做的，並將教導兒女們也這樣做下去：既不做統治者的奴才，更不加入任何巧取豪奪的墨吏隊伍；既不去充當工具端「鐵飯碗」，也不做「職業革命家」，永遠走自我奮鬥的有獨立思想、獨立見解、獨立人格的愛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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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二十年前我曾在國內一家報刊著文寫道：「民主自由只能植根於富鐃的土壤，不能建築在貧脊的沙丘」。當時有不少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富人的觀點」，但我不僅不後悔，還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又提出：「若要思想與人格獨立，首先要經濟獨立；沒有經濟的獨立，便沒有思想與人格的獨立。」所以我提倡有能力有本事的文化人和各界知識份子不要去做共產黨的官，當共產黨的吏，要勇於經商辦實業或做科學家、藝術家、實業家，決不要去端旱澇保收的「鐵飯碗」。俗話說「端別人的碗，就得服別人管」。常言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人酒飯與人擔擔」。任何統治者和老闆都一樣，我拿錢雇了你，你就得聽我的話，為我做事。不聽我的話不為我做事，就得像我們四川話說的：「盤海（螃蟹）夾豌豆—給老子滾」。兩者所不同的是，老闆（資本家）用的是經濟手段，解雇或開除；統治者（共產黨）用的是「專政手段」，送你去勞教或勞改。
隨著世界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今天共產黨對不聽話和不服從管理的知識份子（反抗者除外）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再是簡單、粗暴的「專政」手段，而改為經濟腐蝕與政治打壓的雙重手段了。這就叫在新的條件下新的對策：老子不怕你驕傲翹尾巴，不給你票子、房子、車子，窮死你狗日的。俗話說「一個錢逼死英雄漢」。所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經濟是基礎，思想、人格是上層建築。所謂「早上起來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沒有經濟基礎，便沒有上層建築。萬丈高樓從地起，這個地不能是沙攤啊！這二十多年來我就是不斷用個人的實踐，來證實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或者更廣義地說，中國廣大老百姓應該走的道路。當然，這條路對在座的朋友和我們一些老右來說不一定對路，這叫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具體情況和可能不可能的選擇，但我和我兒孫們卻矢志不移地走下去，一定要成為家財萬貫的富翁至少是個不愁穿不愁吃的中產階級。如果中國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多了，社會財富就會從公有制逐步逐步演化為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是多元化社會，是民主自由的溫床。所以我認為，民主自由不會產生於公有制社會的「黨天下」，只能產生於私有制社會的多黨制。私有制會准不容許「一黨專政」，誰搞誰垮臺，比如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歷史就是個證明。今天共產黨之所以垮不了臺，就是它的政權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擁有國家的一切財富和資源。如果廣大知識份子都走自已開辦實業道路的道路，整個社會有許許多多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何愁沒有民主自由？共產黨想獨裁也獨裁不了。可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文化人至今仍想擠身於官僚行列，混個司長部長什麼的。其特點是在位捧，失位罵，千百年來均如此。
我是右派份子，而且是個被共產黨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幾乎被殺掉的右派份子，1980末才從大牢裡回到原單位成都日報社。當時是一身囚衣，一付可憐相，年齡已是「人到中年萬事休」的階段了。好在還沒有關傻關呆，大腦還能轉動，筆頭還能寫點東西，於是重操舊業，仍伏案做編輯爬格子。為了奪回失去的青春，耽務的二十三年歲月，也為了給新建立起來的家庭能有冰箱和彩電，只能「老馬不死舊性在」寫小說。可是「出師未捷」好在還未「身先死」，一下變成了「清理精神污染」的「精理對象」，險些再次成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自此不再敢玩筆桿寫東西，不能再讓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但每月工資不足人民幣七十元，三口之家要生活呀！便告別文壇當記者去，大量寫吹糠見米「短、平、快」的新聞特寫與報告文學，見刊物就投，是報紙就寄，每月也能贈上三四百元稿費。很快家裡有了彩電、冰箱、洗衣機，還第一個裝上家庭電話。但過不了多久時間，發覺自已這種為稿費而寫作的行為和商人做生意一樣，為的是賺幾個錢而已，根本不是什麼文章，更不是什麼「精神食品」，僅不過為了適應某種政治的需要在編造騙人的故事，就像賣假藥的江湖郎中在扯謊壩裡瞎吹瞎喊：「快來買來包治百病的神藥！」深覺良心有愧。於是試圖去寫一點生活中真正的東西，這一寫又帶來了麻煩。我一篇發在當時全國很有影響的刊物《青年一代》上的一篇短文《小秦之死由誰負責》害得教書的太太帶我受過。真叫「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自此作家不敢當，記者不能當，要寫稿掙錢就得當「宣傳員」，就得作「啦啦隊」，就得說假話，就得出賣人格和良心。此時鄧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政策方針已深入人心，農村城市出現了不少「萬元戶」，而這些人要文化沒文化，要智商沒智商，但敢面對生活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什麼不敢去「吃螃蟹」？何苦做這個前怕狼後怕虎，擔驚受怕的作家、記者？今天肯定的東西明天又是否定的東西，況且筆下所寫的哪些東西也不過是 「商品」，如不是商品，便沒有地方發表還會受到打壓批判。人活著總得講點現實，陶淵明雖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其實是個小地主，才敢不吃皇糧；「全家吃粥酒常賒」寫《紅摟夢》的曹雪芹先生，總還擁有點房產和祖先留下遺蔭，如果要想不當工具為寫作而寫作，就得有經濟實力，不為一日三餐吃穿發愁。何況今日文學都是「商品」，根本沒什麼藝術價值可言。既然是商品，就得權衡它付出與收穫的對等價值。如果爬一天格子掙的是一百元，而經商掙的是一千元，我為什麼不是掙這一千元呢？除非是傻瓜。
經過長時間的思想鬥爭與比較，決定「下海經商」，先解決「經濟基礎」，有了房有了錢有了車，再靜下心來寫東西。那時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官方不出版自已掏錢印刷，而且還可以幫助別人。寫作不再是生存所需，而是為了說真話說實話，把自已所經歷過的苦難告訴世人留給歷史。再有，中國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看不起知識份子，不論你本事再大也不過是依附於「皮」的「毛」，所以毛澤東極其輕蔑知識份子，什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難道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只得作「毛」不作「皮」麼？五千多年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上為什麼有司馬遷、李白、杜甫、白居易、羅貫中、施耐俺、曹雪芹這些先賢大腕，除了他們有不屈不撓的民本位的抗爭精神，追求獨立人格不做犬儒的風範外，都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縱是窮得叮噹響的詩聖老杜，在成都西外浣花溪還有草廬呀！如果是個靠工資生活的窮光蛋他能有 「堂前扑棗任西憐，無兒無食一婦人，只因家貧緣如此，勿要恐嚇轉須親」的詩句麼？我國三十年代為什麼群星璀璨，風際雲湧，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人墨客數不甚數，請問他們中哪一個是靠吃皇糧的御用文人？哪一個不是擁有經濟實力的晉紳？只有共產黨打倒了國民黨，毛澤東趕跑了蔣介石，中國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一切文人和知識份子依靠獨立生存的條件，再加上各種頻繁的政冶運動，使中國文人和一切知識份子才逐步逐步失去了（應該是被剝奪了）獨立思想與獨立人格，才蛻化為沒脊樑沒有尊嚴的御用犬儒。或是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賤民，如果要回歸歷史，首先從經濟上回歸，如何借用、利用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時機與「發展經濟的硬道理」去富裕起來，成為地主、資本家、實業家、科學家、文學家，為什麼有條件不去富？一定要去當工具？今天的共產黨已不是窮光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好些已是超級的富翁和資本家，我們暫不去深究財富取得的合法性，但富總比窮好。正因為富了它才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進步，允許人異地而居，經商求學自謀職業；允許出國深造旅遊，合資辦企業辦工廠，也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廠，沒有錢能行嗎？縱一天報禁開放，也能有錢才能去玩呀！富起來，特別是文人與知識份子富起來十分重要。如果我國知識份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富人，民主自由將是個什麼概念？
我從1985年2月起搏擊商海，主要從事文化產業的公關策劃、廣告出版等業務，經過二十多年的風雨兼程，幾起幾落復複雜雜的爭爭鬥鬥，終成為一個中產階級，有車、有房、有儲蓄，不再為生計發愁，還送女兒來美國讀書深造，並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些朋友和公益事業，同時也借用一些時間寫回憶錄，留下近百餘萬字的底稿。一句話，我這一輩子將不靠任何人甚至兒女，都會生活得很好，想到什麼地方去旅遊就去旅遊，想到哪兒去玩就到哪兒去玩。前年（2004年）我逐步脫下紅舞鞋退出商海，到去年2006年正式金盆洗手回歸書齋，開始在境外網站和刊物上發表不為掙錢只為講真話的文章。今年反右鬥爭五十年又與一些老右合作發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連署的公開信，提出「開放言禁，反思歷史；徹底否定反右鬥爭；向受害人賠償經濟損失」的合理訴求，此後在4月6日又發起幾十名老右們聚會「紀念反右鬥爭五十週年」活動。儘管我們這些全法的、理性的、溫和的訴求還未得到中共當局的回應（也許永遠沒有回應），但總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聲音，給時代燃起一個亮點，做出了劉賓雁先生二十年前沒有做成的事情。做這些事不僅需要責任，膽量，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為了串聯六十一人連署簽名，我坐著我的車整整跑了十五天，幾乎跑遍連署簽名的每家每戶。他們名氣比我大年歲也比我大，好些已不能走動。當然，我做這些事共產黨不但不喜歡而且反感，但我不做誰做？誰又能做？知識份子追求的富裕不是為了享受，是為了思想和人格的獨立，去完成一種歷史的責任以體現人生價值，於我是義不容辭的使命感！今天我們時代面臨的悲劇是，富起來的人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責任，有思想、有文化、有責任的人又不富，甚而恥談發財經商一事，仍保持看傳統文化人清高孤傲的性格，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個 「節」就是經濟。十年前的1997年我就來到美國尋求發展，除自身語言原因外主要是沒有尋求到很好的合作者，凡已植根於這片土地上的新老移民者，大多數都是在埋頭掙錢，根本不關心祖國政治甚至迴避政治，而所謂流亡的民主人士只熱心於作職業的革命家，不想也不準備從實業做起。這樣不僅在國閃被邊緣化，在國外也被邊緣化，甚而對國內政治形勢常常作出誤判。用某人一句話說，叫「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一天一天相去甚遠。所以我認為二十一世的政治，不論國內國外都應從經濟入手，先有自已一片實業的天地，在不為生計發愁的前提前再去宣傳擴展自已的思想理念與政治主張，如果自已還是個窮人，就只能重複「殺富濟貧，以暴易暴」的老路，這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也是為今天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路！當然，我的觀點立場很難為人苟同，但我卻是這樣做的，並將教導兒女們也這樣做下去：既不做統治者的奴才，更不加入任何巧取豪奪的墨吏隊伍；既不去充當工具端「鐵飯碗」，也不做「職業革命家」，永遠走自我奮鬥的有獨立思想、獨立見解、獨立人格的愛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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