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八九民運的不興旺不是因為當年沒有妥協》
我讀劉蔚先生《八九民運的不興旺不是因為當年沒有妥協》，讀出「民主無道，中華民運的軟肋」的結論。民主無道，中華八九民運怎麼可能興旺？劉蔚先生特別對比了八九民運跟法輪功，在我看來，也是無道和有道的區別所致。
共產黨打壓法輪功比打壓民運者（包括我）嚴酷，嚴酷很多、很多。法輪功如水，共產黨如刀，抽刀斷水水更流，原因就在於：法輪功有法（道），所以講真相的一江春水強勁的向東流。然而，八九中華民運訴求民主無道，一會兒是風一會兒是沙，結果：激情過後是惡夢，惡夢18年還沒有真正醒過來。
中共迫害法輪功八年，大法弟子八年來一直堅持講真相。我十幾年對法輪功不屑一顧，終於在2005年大吃一驚：原來法輪功是法輪大法，原來善也有力量！原來道能解中共，原來德能興中華！從1978年到2004年，我26年痴愛自由民主，卻從沒好好敬奉過西來自由民主運動之後的上帝和基督。《聖經》我讀了20多年，跟把耶穌排列為「人類百位名人」中第三位的美國人麥克·哈特一樣：肯定耶穌「愛敵人」、「被打右臉，伸左臉給他」的教誨是高尚的，卻堅決地說：我不會這樣做，而且在兒子被欺負時教他：讓他兩次，第三次就還手，而且要對方永遠記住你是不可以欺負的。2005年精讀《九評》我終於知道，共產黨比我幹這個強百倍：它會讓被打的人痛心疾首的說：我該打！我該死！你打我是愛我，我死也是愛你！你讓我活著，我就該把我的一切包括意志沒二話的獻給你！因為我訴求民主無道，所以儘管我憎惡鄧小平，卻被他短胳膊一揮，撲通下了商海。
我曾經以為煉法輪功的人沒文化，所以在QQ上一次次地刪他們傳的東西。我曾經以為我很有文化，卻在大法弟子辦媒體講真相時，跟中共公安敬酒乾杯推銷電腦；在大法弟子興辦弘揚中華傳統的新年晚會時，研究迪斯科和探戈的人性意義；在新唐人把中華文化真鈔再現給世人的2004年，我還在批中華皇朝文化，無知地掉入維護共產黨的中華文化假鈔的政治陷阱。正如劉蔚所說，大法弟子把真、善、忍之大法「落實到各方面的行動中」，所以不僅沒有被打壓下去，反而「煥發出了勃勃生機」。而我從1989年6月跟人預測，中共五年內將被迫實行民主，可作了預測後直到2005年3月之前，我的確沒有為民主塞過一張傳單。
如劉蔚所說，再回首八九民運，如果我把當年六月憤怒聲討鄧小平的激情轉化為暗暗地塞六四真相的傳單，塞到學生的抽屜裡、市民的家門裡，講共產黨的獨裁真相和暴亂奪權的本質（因為我的專業，這恰恰是我知道的）。那個時候，至少有六億人的心情是在民運一邊，如果我能這樣做並堅持一年，相信就在我那個城市至少會有一千人投入進來做這細緻的卻有意義的事。這樣在1989年全國幾百城市匯聚起來至少會有20、30萬人塞傳單。如果是這樣，人們就不會事過境遷的淡忘六四，反而會強烈的緬懷。如果是這樣，蘇聯解體的1991年，這20、30萬人暗塞傳單的堅守就會頃刻之間變成2000、3000萬人明撒傳單，中共官員和軍警都會傻眼。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這18年來似乎沒人這樣做過。我曾經跟一個朋友議論過，他問：臺灣、香港、紐約有活動經費嗎？我啞然，他聳肩。
大法弟子為什麼會沒有經費也塞傳單，而且連年不斷？因為他們修真、修善。「真」之道讓他們知道中共胡言亂語、行邪作惡不對，不對就要講出來；「善」之道讓他們講出來制止邪惡，講出來阻止更多的人因為無知而捲入遭受報應。劉蔚說的對，把傳單塞進住家的門縫，貼在牆上，八九民運人士同樣可以做。可為什麼沒人做？因為中華民運人士雖然心儀自由民主，卻對其背後之道幾乎無知。
我們只知道宣傳「自由、平等、博愛」和「主權在民」的口號，卻背朝傳播「政教分離」和實踐「三權分立」的英美新教徒和法國新天主教徒信奉的基督和天主。西方自由民主是基督徒們在神恩信仰下持續進行政治努力的結果，我們卻企望在反所謂「封建迷信」的無神論邪念下激情一下實現民主，可能嗎？當然不能。因為反封建迷信必將抽取中華民族的道德善根，那麼爭取民主成了什麼？就成了搞政治。搞政治誰能搞過把「暴力」和「謊言」搞成精緻的共產主義邪惡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誰能？你叫科學，它叫得比你響！你喊民主，它喊得比你亮！可是你要它來真的，它就給你「殺20萬人，保20年平安」的屠城，不眨一眼。
長期以來，包括我在內的中華八九民運人士今天參與民主活動為什麼沒有往日的熱情和幹勁了？並非有了孩子，要照顧家庭等，也非生活無著落、財力不豐厚。1989年北京學生和市民、全國民眾百姓參與民主，誰想過這些？可後來印刷和散發傳單，我們會想到有沒有臺灣、香港、紐約的經費支持。今天欲熱情投入民主活動，我們會想到孩子、家庭、生活和財力等。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把民主當成了需要薪酬回報的工作或不要太操勞的社區義務活動。1989年，我們是在對中國共產黨充滿會進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前提下，在北京學生絕食的獻身精神激勵下進行民主活動的。其實我們對民主並無道的理解和領悟。所以當我們發現中共為了自己的權力將針尖空間都不讓，而且要你為針尖的權利付出碗、盆的鮮血甚至整個生命，學生都Q男Q女了，我們就識時務而變——有海下我賺錢，有了錢我出海。除非共產黨給民主陽光，否則我的心花絕不燦爛。簡而言之，民主在西方有道：人們視為神對近現代公民的恩賜；民主在中國卻無道：只不過是歷史讓西方人享受到了的政治商品，我們也該享受而已。中共不讓，它厲害、老大，它天不怕地不怕，軍警都在它麾下，不給我民主給食給淫也行。誰叫我不幸生在中共國寨，生來就成共匪的人質？！命不好，我認命！
民主無道，中華民運的軟肋。由此可知，欲求中華民主，必先讓中國人質心靈上脫離中共（比如三退起義），先讓心有道人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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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讀劉蔚先生《八九民運的不興旺不是因為當年沒有妥協》，讀出「民主無道，中華民運的軟肋」的結論。民主無道，中華八九民運怎麼可能興旺？劉蔚先生特別對比了八九民運跟法輪功，在我看來，也是無道和有道的區別所致。
共產黨打壓法輪功比打壓民運者（包括我）嚴酷，嚴酷很多、很多。法輪功如水，共產黨如刀，抽刀斷水水更流，原因就在於：法輪功有法（道），所以講真相的一江春水強勁的向東流。然而，八九中華民運訴求民主無道，一會兒是風一會兒是沙，結果：激情過後是惡夢，惡夢18年還沒有真正醒過來。
中共迫害法輪功八年，大法弟子八年來一直堅持講真相。我十幾年對法輪功不屑一顧，終於在2005年大吃一驚：原來法輪功是法輪大法，原來善也有力量！原來道能解中共，原來德能興中華！從1978年到2004年，我26年痴愛自由民主，卻從沒好好敬奉過西來自由民主運動之後的上帝和基督。《聖經》我讀了20多年，跟把耶穌排列為「人類百位名人」中第三位的美國人麥克·哈特一樣：肯定耶穌「愛敵人」、「被打右臉，伸左臉給他」的教誨是高尚的，卻堅決地說：我不會這樣做，而且在兒子被欺負時教他：讓他兩次，第三次就還手，而且要對方永遠記住你是不可以欺負的。2005年精讀《九評》我終於知道，共產黨比我幹這個強百倍：它會讓被打的人痛心疾首的說：我該打！我該死！你打我是愛我，我死也是愛你！你讓我活著，我就該把我的一切包括意志沒二話的獻給你！因為我訴求民主無道，所以儘管我憎惡鄧小平，卻被他短胳膊一揮，撲通下了商海。
我曾經以為煉法輪功的人沒文化，所以在QQ上一次次地刪他們傳的東西。我曾經以為我很有文化，卻在大法弟子辦媒體講真相時，跟中共公安敬酒乾杯推銷電腦；在大法弟子興辦弘揚中華傳統的新年晚會時，研究迪斯科和探戈的人性意義；在新唐人把中華文化真鈔再現給世人的2004年，我還在批中華皇朝文化，無知地掉入維護共產黨的中華文化假鈔的政治陷阱。正如劉蔚所說，大法弟子把真、善、忍之大法「落實到各方面的行動中」，所以不僅沒有被打壓下去，反而「煥發出了勃勃生機」。而我從1989年6月跟人預測，中共五年內將被迫實行民主，可作了預測後直到2005年3月之前，我的確沒有為民主塞過一張傳單。
如劉蔚所說，再回首八九民運，如果我把當年六月憤怒聲討鄧小平的激情轉化為暗暗地塞六四真相的傳單，塞到學生的抽屜裡、市民的家門裡，講共產黨的獨裁真相和暴亂奪權的本質（因為我的專業，這恰恰是我知道的）。那個時候，至少有六億人的心情是在民運一邊，如果我能這樣做並堅持一年，相信就在我那個城市至少會有一千人投入進來做這細緻的卻有意義的事。這樣在1989年全國幾百城市匯聚起來至少會有20、30萬人塞傳單。如果是這樣，人們就不會事過境遷的淡忘六四，反而會強烈的緬懷。如果是這樣，蘇聯解體的1991年，這20、30萬人暗塞傳單的堅守就會頃刻之間變成2000、3000萬人明撒傳單，中共官員和軍警都會傻眼。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這18年來似乎沒人這樣做過。我曾經跟一個朋友議論過，他問：臺灣、香港、紐約有活動經費嗎？我啞然，他聳肩。
大法弟子為什麼會沒有經費也塞傳單，而且連年不斷？因為他們修真、修善。「真」之道讓他們知道中共胡言亂語、行邪作惡不對，不對就要講出來；「善」之道讓他們講出來制止邪惡，講出來阻止更多的人因為無知而捲入遭受報應。劉蔚說的對，把傳單塞進住家的門縫，貼在牆上，八九民運人士同樣可以做。可為什麼沒人做？因為中華民運人士雖然心儀自由民主，卻對其背後之道幾乎無知。
我們只知道宣傳「自由、平等、博愛」和「主權在民」的口號，卻背朝傳播「政教分離」和實踐「三權分立」的英美新教徒和法國新天主教徒信奉的基督和天主。西方自由民主是基督徒們在神恩信仰下持續進行政治努力的結果，我們卻企望在反所謂「封建迷信」的無神論邪念下激情一下實現民主，可能嗎？當然不能。因為反封建迷信必將抽取中華民族的道德善根，那麼爭取民主成了什麼？就成了搞政治。搞政治誰能搞過把「暴力」和「謊言」搞成精緻的共產主義邪惡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誰能？你叫科學，它叫得比你響！你喊民主，它喊得比你亮！可是你要它來真的，它就給你「殺20萬人，保20年平安」的屠城，不眨一眼。
長期以來，包括我在內的中華八九民運人士今天參與民主活動為什麼沒有往日的熱情和幹勁了？並非有了孩子，要照顧家庭等，也非生活無著落、財力不豐厚。1989年北京學生和市民、全國民眾百姓參與民主，誰想過這些？可後來印刷和散發傳單，我們會想到有沒有臺灣、香港、紐約的經費支持。今天欲熱情投入民主活動，我們會想到孩子、家庭、生活和財力等。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把民主當成了需要薪酬回報的工作或不要太操勞的社區義務活動。1989年，我們是在對中國共產黨充滿會進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前提下，在北京學生絕食的獻身精神激勵下進行民主活動的。其實我們對民主並無道的理解和領悟。所以當我們發現中共為了自己的權力將針尖空間都不讓，而且要你為針尖的權利付出碗、盆的鮮血甚至整個生命，學生都Q男Q女了，我們就識時務而變——有海下我賺錢，有了錢我出海。除非共產黨給民主陽光，否則我的心花絕不燦爛。簡而言之，民主在西方有道：人們視為神對近現代公民的恩賜；民主在中國卻無道：只不過是歷史讓西方人享受到了的政治商品，我們也該享受而已。中共不讓，它厲害、老大，它天不怕地不怕，軍警都在它麾下，不給我民主給食給淫也行。誰叫我不幸生在中共國寨，生來就成共匪的人質？！命不好，我認命！
民主無道，中華民運的軟肋。由此可知，欲求中華民主，必先讓中國人質心靈上脫離中共（比如三退起義），先讓心有道人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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