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北京的評論人士陳永苗發表文章《請問茅於軾：窮人現在還有機會富裕麼？》文章寫道，我發表《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以來，總是有人給我帶民粹主義的帽子，帶革命派的帽子，我和他們說，民權並不是民粹，維權並不是革命。窮人實際上已經承認改革倫理，維護改革共識。農民最大程度的承認市場經濟，進入了城市成為農民工。現在問題並不是誣蔑的「窮不是硬道理」，而是「想富不讓富」，「左右社資」之爭，與過去完全不同，這次的是關於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觀念執政的背後完全是利益。左派他們已經暗中承認改革，受到改革共識的約束，儘管使用過去意識形態的話語，但是話語的背後是改革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回到過去。從整體上來說，改革時代只有兩個階層：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這一點對後改革的維權時代非常重要。社資之爭或左右之爭，到了維權時代，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爭論。
我的《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描述了「想富不讓富」的分配格局是如何形成和運作的，到目前為止，這個格局始終沒有變換，也沒有看到未來有大變化的可能性。窮人們雖然啞巴遲黃連，不再相信，已經躁動不安。這時候，是要拿實際利益才可以安撫他們，而不是依仗已經被識破撕破的空頭支票。這張空頭支票會自己損害窮人，這很清楚，只有老的糊塗可愛、不願意承認現實的改革教信徒，才視而不見。
如果80和90年代，確實機會有的是，還有空間，至少沒有圖窮匕見。可是到了今天，一些沒有泯滅良知，還要眼睛長在臉上的改革派，也承認改革下去就是互相傷害的遊戲。請張看眼睛看看 80年代後出生的大學畢業，受害於教育產業化的孩子們，你教他們如何有80和90年代大學生天之驕子的信心，如何有施展才華的機會。窮人只有受害，受窮的分，那還有富裕的分。
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棄。……如果要打氣，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飢，讓我們望梅止渴。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如果茅於軾認為窮人現在還有機會富裕，那就把機會展示給我們。不要告訴我80年代90年代，不要告訴我江浙民營企業家如何。絕大多人的窮人從來沒有80年代90年代的黃金時代，絕大多數的窮人生活在江浙以外，為家小餬口已經是一生最大的能力範圍，更別提有資金投資當民營企業家。
茅於軾自己陷入這樣一個信仰當中，不可自拔：他把繁榮看作幸福之本，把經濟發展看作所有其它社會進步的基礎，他相信，只有能夠使經濟發展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水平，素有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茅於軾生活在這個幸福的孤島中，除了這個信仰，其他的壞可能性，已經到了水深火熱他也可以視而不見。即使看到了，他也可以告訴你說，這都是臨時的，幸福很快就來臨了，日子會好的。即使到了地獄，這種鴉片依舊。這是茅於軾一個人的幸福，並不是中國人的幸福。要別人相信，至少要有東西擔保，要讓人有信心。
從今天看改革，可以大聲宣布：改革與文革一樣，都是失敗的，代價慘重的。改革從文革走出，是0到1的進步，帶來了莫大的心理震撼。茅於軾至今還在這種暈眩中，這個已經破滅的美夢中。對0到1的進步津津樂道，當作了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的寶貝，於是守株待兔中，而物換星移，如今株已經不存在，還在守候那個夢幻。其實這個夢已經成為惡夢。
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毛左派是一根繩子上的兩個螞蚱，雖然互相仇視。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市場原教旨主義也認為藥方是對的，只是路走錯了。正如窮人認為中央政策是對的，只是地方亂執行一樣。
不要和我說改革初期是對的，意圖是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反對、所妖魔化的文革，一開始人們也普遍認為是對的，意圖是好，一開始有幾個人懷疑過？改革已經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未來可能幾十年，上百甚至幾百年都要埋單，例如環保，這時候，為什麼還要走下去，代價不如文革慘重是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是不是？
如果窮人還有富裕路，就請茅於軾指出來一個可行的，而不是給人畫餅。如果窮人已經沒有富裕路了，請問茅於軾老先生，那你現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禍害窮人麼，給窮人有害的「鴉片」，讓窮人斷絕後路，繼續迷糊不起來抗爭，而永遠窮下去麼？
▲評論人士冼岩發表文章《可以為富人辦事，只能為窮人說話》。作者說，同意茅老的一個觀點：富人和窮人都需要保護。在我們社會，富人雖相對於窮人很強大，但面對政治權力時同樣脆弱，沒有自保能力。富人和窮人都需要保護，但二者的需要是不同的。富人需要的，是對其合法財產、合法權益的保護；窮人除需要這種保護外，還需要特殊的政策傾斜與經濟扶助。這種扶助需要經濟基礎的支撐，而這種經濟支撐只能來源於經濟效益的增長，經濟效益的增長取決於經濟秩序的完善與有效運轉，這就是茅老「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富」一說的合理之處。
如果思慮僅止於此，相信不會引發太大爭論，大多數人都能認同上述觀點。爭論部分是由於茅老一些諸如「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之類的極端表述引起的，更重要的是源於對貧富關係的兩種不同判斷：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博弈，究竟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還是可以通過合作各取所需的雙贏格局。茅老及其支持者認同「雙贏」，認為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不但不會損及窮人利益，而且有利於窮人生活狀況的改善；反對者認為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下，富人多取必導致窮人寡有，而富人（即資本家）不可能自動改變其逐利本性，貧富對抗不可避免，二者之間呈現零和格局。
實際情況是，在窮人與富人之間，「零和」與「共贏」兩種關係都存在。只看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失之簡單片面。一方面，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並不會直接損害窮人利益，因為這並不需要從窮人的份額中再拿東西出來，甚至不影響通過稅收、財政對窮人進行經濟扶助；反之，這樣做可以完善經濟秩序，使經濟活動的後果更可預期，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為窮人帶來更多機會，且增強社會扶助窮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而言，貧富之間確實具有此消彼長的零和特徵。富人所得，部分源於窮人所損；富人多得，確實是窮人困頓的原因之一。由於逐利是資本的最本質特徵，富人得到保護的同時，其逐利能力必然隨之增強，客觀上導致貧富力量更加不對稱。
因此，有必要區別對待上述兩種情形。具體辦法是：可以支持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但這種保護，是基於對全民平等的保護，而不是專門針對富人；同時，在輿論傾向上，應該始終旗幟鮮明地站在窮人一邊，此即所謂「可以為富人辦事，只能為窮人說話」。
為什麼輿論要旗幟鮮明地站在窮人一邊？原因很簡單，貧富之間的博弈，力量對比懸殊。輿論是惟一可增強弱勢一方力量的砝碼，當然只能站在窮人一邊。政治、經濟力量的不對稱，需要話語力量的反向不對稱予以平衡，至少是緩衝。茅老一方面強調「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必然的，我們只能接受；另一方面卻試圖扭轉輿論的逆向不平衡，其結果只會加劇本已愈演愈烈的經濟不平等。
所有代表社會良知的聲音，都應該自覺站在窮人這一弱勢群體一邊。茅老正是在此處陷入了誤區：他覺得窮人無力，所以應該為他們辦事；富人有力量但聲譽蒙污，所以應該為他們講話。而且，只有窮人富人相互與人為善，才能走向合作、共贏；否則，只會在分裂對抗中同歸於盡。
茅老的憂慮有其道理，但他提供的出路不能成立。一方面，為窮人辦事當然應該，但作為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能夠為窮人辦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輿論上始終站在窮人一邊。茅老說「為富人辦事」有報酬所以人們趨之若鶩，其實，公共知識份子所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說話」，這也是他們獲取報酬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富人的聲譽蒙污並非僅僅是「由於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或「我國又有仇富的傳統」，而是其來有自。連茅老自己也承認「我不知道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 ——當然不能說所有富人都曾經非法斂財，但其普遍程度，恐怕可以與官員的貪瀆程度相比。既然如此，民眾對富人的成見，就不僅僅是誤解與偏見，而是和民間對官員腐敗的看法一樣，有著堅固的事實基礎。這個問題不解決，對富人的尊重、愛護，就無從談起。
原因有二，其一，確如茅老所言，「中國改革30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但這種功勞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企業家自己，而不是其他什麼人。工人農民在其中的功勞固然不能與企業家相比，但其所得更不能與企業家相比。中國今天的現狀是，富人所得已超出其功勞，窮人所得尚不及其付出。在這種情況下，怎麼還能要求窮人愛護富人？
其二，所謂富人「原罪」問題，之所以備受關注，是因為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有說服力的解釋，人們不可避免要產生如下聯想：不錯，我們都贊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現在先富起來的很多人卻都有非法斂財之嫌疑；如果大家都遵守紀律，先富起來的人很可能是我而不是他。富人以違法手段奪去的，不僅僅是「第一桶金」，還有先富機會。在這種情況下，縱然企業家「客觀上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又怎麼可能獲得其他人發自內心的尊重？
要改變民眾的這種普遍看法，茅老等人的「啟蒙」與呼籲無濟於事，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改變只能依靠富人自己的行動。富人要用今天的實際行為，改變自己昨天留下的印象。……像比爾。蓋茲、巴菲特這樣的富人，自然能贏得絕大多數人的尊重。但在今日中國，像這樣的富人還太少太少。當此之時，茅老卻跑出來「為富人講話」，這就像是某人說「官員雖有貪瀆之嫌，但也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大家應該理解、尊重他們」一樣，其「挨罵」並非偶然。當然，我並不認為茅老「為富人說話」是「和富人有什麼特殊感情」，或者「個人得到他們什麼好處」，我相信茅老這樣做確實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觀念扭曲了茅老的視線。
就茅老所擔憂的良性互動而言，富人聲譽蒙污也並非完全是壞事。對於強勢一方而言，正因為有壓力的存在，他們才可能收縮自己的慾望，不致於毫無節制的壓榨與掠奪。中國政府的許多改進，也是在客觀存在的危機和壓力下作出的；反之，另一方單方面的善意，未必能產生這種效果。原因很簡單：蛋糕早已分配完畢，並沒有多出一塊來可用於慈善救濟。強勢一方的每一次自我克制，都相當於割自己的肉。顯然，沒有人會僅僅因為對方笑臉相迎就割肉相贈，但人們往往會屈服於壓力而有所放棄。
▲評論人士劉洪波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文章寫道，茅於軾教授最近寫文章，稱自己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茅教授說，現在為窮人說話的很多，替富人說話的很少；為富人辦事的很多，為窮人做事的很少，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讀了深為詫異。某種程度上，我願意這樣理解茅教授的說法：既然為窮人說話和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經很多了，多一個少一個無妨。然而，我以為，學者貴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學本乎真知，而非以站在哪一邊的人之多寡而預定自己的軌跡。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說法，現在為窮人辦事的人不多，而且對茅教授在為窮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給農民小額貸款）深為敬佩，但我幾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個判斷，那就是現在「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夠因為出得起酬勞而讓很多人去辦事，也同樣能夠為酬勞去讓很多人說話。通過做事而獲得酬勞還需要很大的付出，通過說話而獲得酬勞簡直算坐地收錢，「口力勞動」的回報不是比腦力或者體力勞動的回報更經得起投入產出比的衡量麼？當然，通過「口力勞動」去服務於富人，也是要有條件的，情形正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了專家了，說話有影響了，也就可以「貨與富人家」了。
事實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藝學成也好，未學成也好，博士、教授、專家之類的名頭一戴，就可以開始「出貨」了，既可以貨與帝王家，也可以貨與富人家。於是人們聽到了很多高頭講章，一個地方要撤古建築，有人來論證那根本就不算歷史風貌；一個富人要推銷一樣產品，有人來說如何有利於身心健康；一個城市要上某項目，有人來宣布絕不用擔心環境污染。這些都叫 「權威意見」。我看到，這種貨來貨去的把戲搞多了，人們已經對「專家」不那麼客氣了，專家的學術道德與為人道德都被深度懷疑。
「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從數量上說，也許是這樣的，但數量少又怎麼樣呢？這是一個大眾傳播時代，而非口耳相傳的時代，搶話筒的遊戲中，「權威意見」總是要得勝的。這又是一個知識和人才雙雙得到尊重的時代，而非一個投票時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數的多少，而是成員的影響力，有影響力的少數具有絕對的優勢。
在今天的傳媒上，再不會見到教窮人怎樣過日子的內容，而教人怎樣過好富日子的東西，看得人都已經麻木了；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生活場景也已經高度富人化了，在傳媒上，窮人不只是喪失了位置，也基本喪失了尊嚴，人們羞於以他們的形象來代表這個昌盛的時代，也不肯給他們的生活賦予意義。出類拔萃者才能獲得各種享受，因而才能獲得生活樂趣，而窮人乃至普通人都應該羞愧，這才是傳播製造的人生意義。
在這種情勢下，茅教授擔心「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不能不說是誤判。為富人說話的「權威」太多了，聲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識形態在今天都已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正確」，窮人已差不多變成單純的被同情者，而不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了，還能說「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嗎？而因為這種誤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虧，就更是迂腐。即使要「意見平衡」，茅教授也該去平衡一下富人擁有的「權威意見」過剩，而不是立意「為富人說話」，做錦上添花的事情。請問，立意要「為富人說話」，茅教授是否會為富人幫腔時踴躍上前，遇上富人有什麼問題時刻意迴避，這又算不算曲學阿世的一種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個學者，固然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但也不必硬要反千萬人之道而行。說出自己的真認識，表達自己的真看法，而不管人數之多少，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評論人士竇含章發表文章《某些學者為何熱衷於挑動「窮富之爭」》。作者認為，學者有發表個人觀點的自由，但在媒體上公開發表譁眾取寵的奇談怪論，並極力挑動「窮富之爭」，破壞社會和諧，那就有必要探究其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麼。
日前，經濟學者茅於軾又發表「高論」，稱：「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一個經濟學者，用「打倒富人」這類文革式語言來渲染「窮富矛盾」的尖銳，顯然是不合適的。人們有必要問茅先生一聲，究竟有誰說過要「打倒先富的人」？這是茅先生摘自網上「憤青」的語錄，還是純粹出於個人杜撰，茅先生有必要向公眾說個明白。
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存在著「仇富心理」，但這只是個別現象，並非社會主流。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懷抱著致富夢想，並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為致富而奮鬥。現在，股市中幾千萬雙熱切的眼睛就足以證明所謂的「打倒富人」，完全是子虛烏有。
另外，究竟何為「窮人」？何為「富人」？「窮人」「富人」劃分的標準是什麼也是茅先生應該說清楚的。筆者認為，簡單地將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既不足取，也不現實。隨著經濟的發展，窮和富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社會多元化和中產階級的不斷發展壯大，更使中國社會呈現出各種利益階層、利益集團並存的局面，拿「窮人」「富人」來簡單地劃分中國社會，根本不可能準確描述中國社會的現狀，而只能是故意挑事兒。
前提不成立，觀點就更荒謬。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茅於軾的「優先保護富人論」根本就屬於違憲言論，完全是在故意挑動「窮富矛盾」。這種言論既不是一個負責任學者應該說的話，也與構建和諧的社會主流背道而馳。
那麼，茅於軾為什麼要這麼說呢？一段時期以來，以張維迎、茅於軾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者，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經常在媒體上發表一些非學術觀點。其議題往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就是為某一特定社會群體代言。這種代言既然脫離了學術，就必然以利益為依歸，相關的研究所、基金會自然受益匪淺。
在多元化社會下，由於利益博弈的需要，代言其實也無可厚非。但是，代言要具備起碼的公共理性素養，不能無視社會公正、無視社會和諧、無視其它群體的利益而只顧自己。否則，代言就只能成為和諧社會的噪音，也不會為所代表的階層帶來真正的利益。
▲評論人士鄧海建發文《茅於軾的「優先保護富人」論值得商榷》。文章寫道，儘管溫總理曾語重心長地提出過「窮人經濟學」的觀點，但遺憾的是，一些經濟學家離「窮人意識」、「民生意識」卻漸行漸遠：他們一方面對窮人缺乏體驗與認同，另一方面對富人卻充溢著褒賞與悲憫。
茅於軾先生是我敬重的經濟學家，但是很遺憾，這個「優先保護富人」理論卻讓人疑竇叢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們要「理直氣壯消除對企業家存有的偏見」，這話就值得商榷。民眾為什麼會對企業家存有偏見？實在是中國部分（似乎還不是一小部分）企業家們在規避秩序上的「天賦」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的「痴呆」落差巨大。要消除偏見當然可以，不過我們得問問這種「偏見」是何以形成的？
其次，茅先生認為「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近年來問題企業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進而提出「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暫且不論一個社會保持對富裕群體的警惕與審慎是否重要，單就茅先生前段邏輯來說就顯得有些悖謬，周正毅等人在未曾被查處之前，不照樣招搖在「中國企業家」的行列（甚至是前列）嗎？茅先生以「好的中國企業家」偷換「中國企業家」這個概念，難怪滿眼都是經濟聖人。原諒我再問一個尖銳的問題：當「周正毅等人」混跡在「中國企業家」概念裡的時候，茅先生何以不早早就把其澄清出去呢？
再次，茅先生「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觀點也過於天真。要知道，倘若真要實現這一點，那至少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所有富人的收益都是合法勞動所得；二是富人具有社會責任的道德自覺，把改變窮人命運視為己任。再說，修正後的《憲法》所保護的，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財產」，而不是基於資產數量上的「富人」身份。至於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的擔心就更是多慮了，非正義的富人倒下了，社會財富依舊還在。
正如法律不是依靠自覺遵守就可以貫徹、需要的是立法的健全和執法的公正一樣，社會財富的配置從來不會自發地趨向公平與正義。郎咸平先生在《中國經營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說：「我個人從來不相信所謂民營企業家的良心，因為我堅信只有法律才能保證良心。」其實，保護富人是個偽命題，因為，在中國，所有公民都在憲法的庇護之下，相反，在窮人得不到充分保護的資源語境下奢談「保護富人」是相當危險而詭異的——它很可能對「貧富關係」造成輿情上的斷裂與傷害。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市場經濟的舞台上，以企業家為代表的「富人」群體的逐利本性與窮人的掙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們警惕。
▲署名李北方的評論人士在自己的博客發表文章《茅於軾這條「老狗」》。作者認為，人為什麼會罵人？很簡單，宣泄情緒，表達對立立場。
是否只有文化水平不高、理性思維能力不強的人才好罵人？不盡然。這跟表述習慣和場合都有關係，該文縐縐的時候文縐縐，不該的時候也沒必要繞口。
即便在公共領域，是否所有的對立都需要通過邏輯性強、有理有據的論述來進行？沒錯，可能。但當對立雙方的勢力對比太不均衡，弱勢的一方之弱勢地位早已確定，看不到任何改變之希望且弱者的呼聲被漠視的時候，弱者的理性表述可還有意義？這個時候，弱者應該採取的是戰鬥的姿態，而不是協商。是強者封閉了協商和對話的可能，回頭來還要讓失去的人們與你們這群心境安然的既得利益者來講道理，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這不是什麼文明，是你們丫的迷魂湯而已，誰信誰是傻子。
寫這個東西，是因為打開電腦就看到茅於軾的一篇文章，分析網上為什麼有人罵他。「一條老狗」就是他引用的別人罵他的話。我覺得，罵得好！於是借用來做個標題。
除了罵人，我也是會講道理的，努努力也可以把道理講到不像說人話的程度。但是，不能為了這種講道理就忘記了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每個人都有反抗的權利，不要拿什麼素質低、接受了階級教育、無原則的愛國主義等等來打岔，甚至恐怖主義這個罪名也不足以剝奪弱者的這項天賦人權。
所以，該罵人的時候，我毫不遲疑，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2000年7月3日，大學者愛德華?薩義德跑到黎以邊界，跟一群黎巴嫩小夥子一起向以色列的哨所扔石頭。戴著墨鏡、頂著棒球帽、黑皮鞋、白西裝，這個老頭酷斃了。因為這個舉動，薩義德被冠以「恐怖教授」之名，但這個瞬間揭示了一個真理，如果理性討論有意義的話（誰敢說薩義德的著作沒理性沒邏輯？），天下早太平了，誰還需要暴力？這是一個偉大的定格，一個白髮的思想家用他的行動捍衛了抵抗這項權利的尊嚴。
茅於軾也知道在人群中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那麼，你們這些所謂的治國精英們是不是該反思一下，這些不滿因何而來？是不是該反躬自問，該用什麼樣的行動去獲得他們的諒解？放眼當下，不是對富人太苛刻，而是對富人太縱容。資本和勞動同為創造財富的要素，何以要對掌握資本的人感恩戴德？有點良知底線的企業家，應該對這個時代給了他們施展的空間而心懷感激，已經得到了應得之物，就不要瞪鼻子上臉了。
茅於軾說，「他們的拳頭勝過他們的頭腦」，他們現在還只是口頭髮泄一下，請不要把他們逼上不得不揮舞拳頭的境地。請不要忘了，那也是他們的權利。
茅於軾把罵人和文革聯繫起來，企圖以對文革的污名化來摧毀罵人的合理性。痴人說夢，一片胡言，我是文革結束後出生的，長在改革開放的紅旗下，但我要明確的說，罵人不是錯，一個把斯文人逼迫到只能靠罵人來表達的社會才是恥辱。
最後要說一句，我對茅於軾個人沒有惡感，甚至有點好感。大概四年前，我去茅老先生的家裡採訪過他，是晚上，敲門的時候茅老先生正光著膀子吃晚飯，我進門的時候正忙著穿背心，那個樣子就像一個鄰家的長者。我在這裡做如此評說，不是出於對他個人品格的質疑，而是對他在公共空間發表的言論的一個帶了些情緒的反應。我還是相信，茅先生並不是什麼黑了良心的學者，只是老糊塗了而已。
▲署名吳木鑾的評論人士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眼中的富人是哪些人》。文章說，薛湧的觀點除了緊摳一些旁枝末節外，筆者基本認同。筆者讀了最近一篇《新財經》專訪茅先生的文章，文章標題是：《我就是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茅先生乍看是有理的，很有迷惑性，但是仔細分析一下，他所說的「替富人說話」的提法還是不合適。
茅一直說的「為窮人做事」，是指他1993年開始的山西呂梁地區「小額貸款扶貧」項目。他自己的說法是，「現在農民有錢貸，能幫他們脫貧，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持續運轉下去。」此外，許多報導也表明他出資開辦一家有公益色彩的保姆學校。
但是他要替富人說話的這個富人是誰？哪個群體？其實是判斷茅近期觀點最重要的地方。「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這是茅於軾的話。從法律用語來理解，「以上」一般包括本身。也就是富人是中產階層及巨富。
如果按歐洲的標準來看，中產階層人數最多，靠政府救濟生活的窮人群眾是非常少的。而巨富同樣也是非常少的。因此，茅所說的房子特別是商品房就是為富人建的，是非常在理的。
但是事實上筆者發現自己上當了。
可以看看他的另一段話：「美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窮人富人都屬少數，中產階級最多」。這個富人的界定明顯與上述的富人有衝突。
而解決這個矛盾的答案在於茅之前的另一說法：「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農民或知識份子都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只有企業家才有這樣的能耐」。
茅於軾所指的「富人」其實是收入達到一定高度的企業家。從德國經驗來看，東德地區至今仍是該國的經濟貧困區，原因就在於缺乏企業家精神。因此，茅於軾如果從鼓勵企業家精神、給民營企業以合理地位這個角度來說，筆者舉雙手贊成。但如果說房子是為這一群體所造。真是不可思議。
開發商任志強曾說，「我們希望政府不斷地宏觀調控，因為調控一次，房價就漲一次，開發商就樂得合不上嘴了」，「90平方米都是不合適的，住房大概134平方米是合理戶型」，我不是眾人的代言人，在我自己的印象中，這種商人在歐美等國可能不多。但我知道他就是個賣房子的人，因此，他說住房應該達1000平方米，我只會微笑處之。因為不值得跟這種人計較。
但是，茅於軾是公共知識份子。中國目前的基本國情仍然是，電器工、紡織工、管道工還是窮人，農民工也不見得每月都能賺1000多元，而城市白領賺5000元也不多。這個階段如果張揚地宣稱為富人、特別是巨富群體謀更多福利，有點超前了，套用吳稼祥的話是，無異於給嬰兒發安全套。
▲署名劉少峰的評論人士發表文章《「優先保護富人」之說有悖現實》。文章寫道，茅於軾先生說，市場經濟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他說的對，因為市場經濟不承認眼淚，講的是效率，就必然會出現一些先富的人。由於財富會不斷向資本集中，通常情況下，擁有資本越多的人會越來越富，一定量的社會財富被少數人拿去很多，多數人得到的很少，兩極分化就這樣產生了。這正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大問題。
在這種形勢下，茅先生提出了「保護富人」的命題，是多麼的有悖現實。針對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茅先生擔心富人「被侵犯，被打倒」，「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這實在是多慮了。中國的市場經濟之路不可逆，就「必然」會出現更富，新富的人，不會都是窮人。說企業家都有原罪當然不對，但的確有的富人第一桶金來的並不合法。茅先生自己也說，「拿嚴格的標準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一個「難免」也許道出了某種背景，「恐怕」也是不會受到什麼追究的；輿論的質疑，只不過認為他們不那麼「偉大」，不那麼「不可磨滅」而已。新近，又發生曾上《福布斯》大陸富豪榜的河南首富孫樹華因涉嫌騙貸13.6億元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事，這當然又是「一個怪胎」，應當不被誤讀為打擊富人吧。
憑心而論，茅先生也是關心窮人的，但他又為窮人變富設置了唯一的前提：「只有保護富人」。如果這不是本末倒置，至少也是「不合理的」。固然，保護富人能使窮人產生自己變富的預期，但不能自動變成富人。只有全社會（遑論經濟學家）不懈地關注窮人的問題，通過到位的制度安排，從社會機制上有力地保障窮人變成不窮的人，富人才能賺到更多的錢，才有可能長富、更富，整個社會才能有持續的經濟繁榮，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
▲評論人士朱衛華髮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的「精英治理」論是一劑假藥》。文章寫道，最近以來，茅於軾先生比較健談，新出爐的觀點不少，特別是「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言論頗被網路熱議了一陣子，也正是因為這個話由，他遭到網民的一頓「熱」罵。據茅於軾先生自己稱，這些罵人者在熱議他的有關言論的人數中「大概」佔「1/4」。於是，這又引出他另一篇「分析」「網上罵人現象」的文章。
這篇文章把「網上罵人現象」的產生歸咎於兩個原因：一個是「說這些話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較低，不能夠從分析道理來說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語發泄自己的不滿」；另一個是「他們有強烈的不滿情緒，所以挑出最惡毒的話來表達，倒未必是真想置我於死地，但對社會的不滿是嚴重的，幾乎到了要爆發的程度」。然後，茅於軾先生又沿著這種因果鏈條得出一個結論性的東西——「社會需要專家來治理」或「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裡，姑且將其概括為「精英治理」論。
他說：「現在的社會非常複雜，需要專家來治理。絕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夠勝任的。但是當官的人必須為每一個人著想，不能光想著有權有勢的人，否則就難免會有社會動亂的可能。‘極左’年代的一個口號是保護窮人，保護窮人是對的，錯在反對富人。反對富人的結果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窮人國，沒有一個富人的窮人國。到後來乾脆宣稱窮人光榮，愈窮愈光榮，把窮人致富的夢想徹底消滅了。保護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護窮人，社會同樣會陷入危機。因此，窮人和富人應該同樣得到保護。」
不知茅於軾先生所稱「窮人國」是指新中國成立後的哪一個歷史時段，如果包括1949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的17年，那麼這個「窮人國」的判斷顯然有失公平。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名義建立的，它的旗幟上只有一行字：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私有制！再加上當時在極其嚴峻的國內外複雜環境下，不僅「保護窮人」是對的，而且「反對富人」尤其正確。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富人」即剝削階級主要包括地主、資本家和官僚買辦等幾個階層，把他們血淋淋的財富徹底地實行公有制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首選戰略，如果連這一步「反對富人」即消滅剝削階級都邁不出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豈不成了千古笑料？！
況且，始於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所謂「反對富人」的運動，不僅沒有把中國變成一個「窮人國」，而且恰恰相反，曾經世世代代世襲式的一貧如洗的億萬窮苦大眾真正成了國家財富的主人。窮人，在擺脫窮困的道路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
如果茅於軾先生所稱的「窮人國」是指1966年到1976年這一時段的中國，那麼同樣是荒謬的。在那十年間，中國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致使經濟發展相應遲滯，但與前17年相比，綜合國力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呈上升趨勢。茅於軾先生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硬是把一個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所得利益歸於全民的中國看成了一個「窮人國」呢？！再者，你今天闊了，不能以你今天的標準去度量歷史，這決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說幾句對有些人來說可能不大入耳的話：如果毛澤東在那時敞開國門，對外實行買辦政策，對內允許權貴瓜分國有資產，大概在若干年內也會培養出0.4%的擁有全社會70%財富的富人來，或者，也會培養出擁有10萬億資本的「新社會階層」來。但他不會那麼做，因為在他心目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才是硬道理，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硬道理，堅持人民大眾共同富裕才是硬道理。況且，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背景看，那時的中國也不太具備大規模改革開放的條件。
歷史總是不停地向後來者提供不同的機遇，如果你在今天抓住了機遇有所突破、有所前進，但決不應成為你任意抹黑昨天的資本和理由。假如我們回過頭去埋怨孫中山：中山先生，你鬧辛亥革命幹什麼，早一點搞「國退民進」，中國不就有一批富人了嗎？假如孫中山先生也回過頭去貶損秦始皇：你搞什麼封建社會，直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早就致富了嗎？倘若如此，歷史豈不變成了任人免費蹂躪的娼妓？！現在，中國的確有富人了，但大面積的窮人仍然在窮著，誰能說今天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富人國」？再過30年，如果後人把今天的中國譏諷為「窮人國」，這公平嗎？
就因為那時的中國被茅於軾先生定義為「沒有一個富人的窮人國」，所以就得出了「社會需要專家來治理」的結論，這與他同一篇文章中「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觀點應該是一致的。不幸的是，從這樣一個偽命題中得出的結論必然是一個偽結論。近30年的歷史證明，「精英治理」的結果，導致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了危險水平，以致於現在連「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承認，「貧富之間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高尚全語），這一點，茅於軾先生同樣表示了更深層的擔憂：「底層群眾」「對社會的不滿是嚴重的，幾乎到了要爆發的程度；這種爆髮式的情緒如果廣泛存在，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茅於軾先生認為：「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可以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可惜的是簡單的道理還沒有被普遍承認，而是被大範圍地破壞著。看看網上罵人，可以知道當今社會處於什麼狀況。」
這裡的「精英」是指什麼？從茅於軾先生這篇文章的整體邏輯表述中看，似乎是指區別於「當官的人」的「專家」，似乎又在說「精英」就是「統治者」。雖然模糊不清，但老百姓應能意會他在指什麼。今年7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對「精英」作過這樣的闡釋：「可以說，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三種社會力量的形成已經不是個邏輯判斷問題，而是一個基本事實。」這與當今中國社會公認的「鐵三角論」本質上是吻合的。「知識精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那個臭名昭著的「主流學術精英」群體，「政治精英」則等同於那個官場龐大的貪腐集團，而「經濟精英」大致就是率先富起來的「新社會階層」中那個炙手可熱的財富「大鱷」群體。官方將其稱之為「特殊利益集團」，老百姓將其呼之為「腐敗鐵三角」。
由這樣的「精英」去治理社會，他們可能 「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而不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嗎？茅於軾先生呀，你是真不明白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可惜的是簡單的道理還沒有被普遍承認，而是被大範圍地破壞著。」茅於軾先生的這番感慨真是經典得無以復加，然而，這樣一個連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極其簡單的道理」，為什麼就不能變成硬道理呢？就是因為這個社會被「精英」「大範圍」地「治理」了多年。「保護窮人」是對的，但決不能依靠這種多年如一日地依傍富人、漠視窮人的所謂「精英」去「保護」。
社會公正、全體人民的利益等道理「沒有被普遍承認」，並「被大範圍地破壞著」——這裡，對茅於軾先生的這種正確的客觀認知當然要表示一份由衷的敬意。只是，一位已經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民主社會主義」學者，一位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 「富人經濟學」專家，是永遠不可能對政治、經濟與社會這種「大範圍」的「破壞」開出一劑對症良方的，而「精英治理」論是欺騙社會的一劑假藥，是迷幻政聽的一劑春藥，是「保護窮人」的一劑毒藥！
▲浙江吳高興先生在《議報》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為富人說話不合時宜》。文章說，茅於軾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中少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學者。老先生敢於在聲援「天安門母親」的呼籲書上簽名，敢於為因言獲罪的杜導斌發聲，為營救被構陷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奔走呼籲，據說也為一些良心犯提供過經濟上的幫助，而且一度時期曾經被官方列入黑名單名字不准見報。這些，都使我從內心非常崇敬這位素無謀面之緣的長者。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房就是為有錢人建的」，反對政府搞經濟房，主張政府創造條件讓窮人住廉租房，我覺得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跟很多人一樣，我看了這位老先生最近《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文章，覺得很不是滋味，總的感覺是不合時宜。
我說茅老說話不合時宜，絕非認為說話要看風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非常脫離現實。現實情況用不著籠而統之地為富人說話，因為從總體上看，富人是強勢群體，窮人是弱勢群體。現在話語權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總體上富人的聲音夠強了，窮人的聲音過於微弱；各種社會資源也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甚至連立法權都操縱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比如部門立法，讓既得利益者立法，這些有權立法或制訂政策的人顯然都是富人。所以從總體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是窮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說現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實際上是個並不存在的偽問題。在這種社會現實下，茅老卻一再表示「我就是要替富人說話」，一再強調要保護富人的利益，宣揚「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因此說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主觀願望怎樣，從客觀效果上看並沒有冤枉他。
富人受權勢欺負的事情當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個富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當然應該為他說話，但並不能因此而籠統地提倡為富人說話。哪怕是有的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應該為他說話。陳希同被江澤民欺負，陳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為陳希同說話，有人為鄭筱萸說話，這沒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為貪官污吏說話，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覺得究竟為誰說話，用不著把富人和窮人分開，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有誰受到權勢者欺負，只要人權和合法的財產權受到侵犯，就都應該為他說話。在當今這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為某一個群體說話，為保護某一個群體的利益呼籲，但你不應該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你既然為這個群體說話了，人家認為你是這個群體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說茅老為富人說話不合時宜，還在於當前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普遍靠權力致富、普遍因無權而致貧的社會現實。現在指責「仇富」心理成為一種時髦，茅老也在指責所謂「仇富」心理。薛湧說得好，中國的老百姓對於正當得來的財富從來不仇恨，仇恨的是不義之財，例如姚明那麼富有但沒有人會仇恨他。在指責「仇富」心理以前，應該先搞清楚這種心理究竟是怎樣造成的。請問「仇富」心理是怎樣造成的？請問那些靠權力致富的貪官污吏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和權力結盟的紅頂商人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依附權力而致富的「知識精英」們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置身壟斷行業而致富的人怎能讓人好感？仇恨這些人當然是錯誤的，但我看不去抨擊造成兩極分化的不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擊所謂「仇富」心理，這客觀上在是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張目。
茅老像中國的納騷。西尼爾張維迎那樣，總是強調所謂中國的企業家怎麼難當，貢獻怎麼大，這也不合時宜。按照哈耶克的說法，企業的管理者並不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是創業者，是在發現新產品、運用新技術、開闢新市場、發現新原料、建立經濟新組織等五個方面從事創新活動，並為此承擔風險的人。企業家區別於管理者的本質是創業、創新和承擔風險。在一個政治上民主法治、經濟上平等競爭的國家，企業家實際上就是那些公司老闆，因為老闆就是承擔風險的創業者，他們只有靠自己的創新活動才能發財致富。他們的創業過程的確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
但在我們中國，情況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著行政級別的國企老總算不算企業家？電力和自來水等實行壟斷經營的公用企業單位負責人算不算企業家？那些靠父輩的關係網在商界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和紈絝子弟算不算企業家？那些下海經商辦企業的政府官員算不算企業家？恐怕很難說得清楚。在企業老闆中，尤其在那些規模比較大的企業老闆中，這一類人佔有極大的比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都說「無工不富」，但現在是「無權不富」，這個社會現實沒有人否定得了。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茅於軾先生說企業家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農民能服氣嗎？
茅先生說，「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裏，一個人變富了就可能有種種麻煩隨之而來」，那些企業家，「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茅老錯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精明得很。他們要給政府官員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絕對不會做「虧本生意」。想想看，不與政府官員勾結，房地產開發商怎麼能圏得到地皮？沒有政治大佬的撐腰，那些經濟大佬們怎麼拿得到上千萬甚至上億的銀行貸款？不給稅務局的官員們上貢，又怎麼偷稅漏稅？不要以為富人是受政府欺負的——政府是欺負過富人，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打從貫徹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精神以後，金錢跟權力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沒看到那些老闆都一個個入了黨，成為堅決擁護一黨專政，反對政治改革的「新階層」了嗎？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為富人說話，卻不知不覺地在為造成兩極分化的專制制度說話了，這一點，老先生恐怕沒有想到吧！
▲署名黃權旺的先生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網民「撒野」是網路的活力》。作者寫道，我曾經一度認為，網上那些罵人的話很骯髒，而且十分不文明，動輒就問候人家母親和祖宗十八代；但是我細想一下，我發現那樣的想法很幼稚，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何況是幾句罵人的話呢？那些罵人的話其實也是一種觀點另類的表達，看似沒有道理，其實話中包火，以無限的憤怒來抗議自己反對的觀點，這情形不亞於臺灣的民眾打著聲勢浩大的標語和口號在總統府聲討陳水扁。
其實，網路開罵本來就是一種網路亞文化，你可以討厭它，你可以不理睬它，你可以反駁它，但是就是迴避不了它，它像時下的廣告一樣無孔不入，你躲得了白天和黑夜，但是你躲得了廣告嗎？同理，如果你是上網，進入那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你必然會碰到你不想見到的說話，如果自己是言論的主角，那麼你就難以逃避人家的目光，這是網路亞文化的強迫性，稍微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人必然會被氣得七孔生煙，正如茅於軾先生一樣。
很多人的帖子，其實不是沒有道理，只是不符合邏輯規律和生活常識，對於一般的網民，誰會有高深的理論和悠閑的時間堂而皇之地引經據典地來跟你較，他們僅僅是根據他的生活閱歷和生存體驗來回答你，甚至是以罵代答，這種思維是硬性的，你可以懷疑對方的水平和素質問題，但是這就是對你觀點做出反應的一種態度和行為，雖然間雜著一種無奈的情緒宣泄，這到底為什麼呢？還不是這個世界讓他們發出自己的主張太少了罷，除了網路難以找到第二種途徑。比如那些被政府強行拆遷的人家，還有那些無勢無權的下崗工人和民工，請你試想一下，當類似這些弱勢群體看到你為富不仁者說話，你想像一下他們心頭的滋味是什麼？那個賣房子的任先生就是被網民評為最欠揍的人，何止是罵罵而已？按照此理，茅先生算是幸運的了。
你可能會反問那是中國人的素質有問題，至少那些網民腦子灌水了。其實，網路上罵人的話並非全部是道德和素質有問題者的罪證。在網路上隨便發發牢騷並非是一件什麼大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些確實令人咬牙切齒的事情，義憤無處噴薄而出，孰可忍？如果不經意中露些村話，其實也不是後果很嚴重的事情，無關乎道德和素質，正如生活中，有些文質彬彬的教授學者也同樣說些不怎麼雅觀的口頭禪，難道你就懷疑人家是修養出了問題嗎？非也！在網路，誰都不知道你是一條狗還是一條蟲，人性的僥倖心理就暴露無遺了，何況有些事情，你是實在不能用正常思維和道理跟對方較，比如有人發帖聲稱「文革是中國人最幸福最民主的時期！」，當時我就是忍不住問候了發帖人，對於沒有歷史常識的人來說，罵聲比講理更有說服力，罵才是硬道理！
茅於軾先生們或許有點冤枉了網路，其實網路罵聲一片並非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可以縱觀方興未艾的中國網路史，孫志剛案、李思怡案、劉湧案、寶馬案和近期的山西黑磚窯案等，如果沒有網路的介入，沒有網友鍥而不舍地發出正義的聲音甚至罵聲，相關的涉案人員會順利被繩之於法嗎？正因為網路理性和非理性之聲（特指罵聲）的推動，事件朝著人們期望的方向發展了。試想，如果現實的義憤在不斷積聚而無處爆發，那後果真不堪設想呢，此時網路的出現，讓人有了一條發泄的渠道，避免了發生危害社會穩定的事情。
竊以為，網路的出現，它不僅僅是承載著罵聲，人類那些普適價值觀念在網路廣泛傳播，深入人心；同時，也提高了人民參政議政的熱情，因而，網路傳播了人類的智慧，功不可沒。雖然網路如今依然有著不停的詛咒聲，但是我願意看到正義的吶喊，同時也願意看到粗俗的疾呼！如果網路連口水泡沫都容納不了，那網路是什麼？網路的世界豈不是死寂的世界，跟一味歌功頌德的傳統媒體有何差別？網路的生機就是因為它包容了不同的聲音（包括罵聲），不管那些聲音是鼓噪的還是理性的，每一種聲音都值得尊重和理解；網路的活力就是因為網民的「撒野」，不必要動輒就呵斥網路和網民，請記住：給網路一條生路，還生活多一點陽光！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過比網路更像海洋的媒介，正因為它浩瀚和闊大的胸懷，正因為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所以我們都有發言的空間，我們那些無比高尚的讚歌和庸俗的村話才有一個安穩的平臺，被承受著；我們那些被壓抑的情緒和天才般的遐想才會躍上屏幕，那些不經大腦思考的詈語，那些振振有詞的辯駁才會綻放著光芒……正因為如此，我們參透了人性的複雜性，體認了社會的多元性，不管怎麼說，紛繁的言論必然熬出真知，凌亂的想像必然誕生奇蹟……網路就是這樣，賦予人類無限的靈感，讓你發泄，讓你思考，它是一個華麗的舞臺，讓你「撒野」，通過網路這面無形的鏡子，你認識了社會，同樣也認識了自己。
感謝網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的《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描述了「想富不讓富」的分配格局是如何形成和運作的，到目前為止，這個格局始終沒有變換，也沒有看到未來有大變化的可能性。窮人們雖然啞巴遲黃連，不再相信，已經躁動不安。這時候，是要拿實際利益才可以安撫他們，而不是依仗已經被識破撕破的空頭支票。這張空頭支票會自己損害窮人，這很清楚，只有老的糊塗可愛、不願意承認現實的改革教信徒，才視而不見。
如果80和90年代，確實機會有的是，還有空間，至少沒有圖窮匕見。可是到了今天，一些沒有泯滅良知，還要眼睛長在臉上的改革派，也承認改革下去就是互相傷害的遊戲。請張看眼睛看看 80年代後出生的大學畢業，受害於教育產業化的孩子們，你教他們如何有80和90年代大學生天之驕子的信心，如何有施展才華的機會。窮人只有受害，受窮的分，那還有富裕的分。
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棄。……如果要打氣，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飢，讓我們望梅止渴。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如果茅於軾認為窮人現在還有機會富裕，那就把機會展示給我們。不要告訴我80年代90年代，不要告訴我江浙民營企業家如何。絕大多人的窮人從來沒有80年代90年代的黃金時代，絕大多數的窮人生活在江浙以外，為家小餬口已經是一生最大的能力範圍，更別提有資金投資當民營企業家。
茅於軾自己陷入這樣一個信仰當中，不可自拔：他把繁榮看作幸福之本，把經濟發展看作所有其它社會進步的基礎，他相信，只有能夠使經濟發展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水平，素有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茅於軾生活在這個幸福的孤島中，除了這個信仰，其他的壞可能性，已經到了水深火熱他也可以視而不見。即使看到了，他也可以告訴你說，這都是臨時的，幸福很快就來臨了，日子會好的。即使到了地獄，這種鴉片依舊。這是茅於軾一個人的幸福，並不是中國人的幸福。要別人相信，至少要有東西擔保，要讓人有信心。
從今天看改革，可以大聲宣布：改革與文革一樣，都是失敗的，代價慘重的。改革從文革走出，是0到1的進步，帶來了莫大的心理震撼。茅於軾至今還在這種暈眩中，這個已經破滅的美夢中。對0到1的進步津津樂道，當作了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的寶貝，於是守株待兔中，而物換星移，如今株已經不存在，還在守候那個夢幻。其實這個夢已經成為惡夢。
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毛左派是一根繩子上的兩個螞蚱，雖然互相仇視。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市場原教旨主義也認為藥方是對的，只是路走錯了。正如窮人認為中央政策是對的，只是地方亂執行一樣。
不要和我說改革初期是對的，意圖是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反對、所妖魔化的文革，一開始人們也普遍認為是對的，意圖是好，一開始有幾個人懷疑過？改革已經付出巨大代價，中國未來可能幾十年，上百甚至幾百年都要埋單，例如環保，這時候，為什麼還要走下去，代價不如文革慘重是不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是不是？
如果窮人還有富裕路，就請茅於軾指出來一個可行的，而不是給人畫餅。如果窮人已經沒有富裕路了，請問茅於軾老先生，那你現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禍害窮人麼，給窮人有害的「鴉片」，讓窮人斷絕後路，繼續迷糊不起來抗爭，而永遠窮下去麼？
▲評論人士冼岩發表文章《可以為富人辦事，只能為窮人說話》。作者說，同意茅老的一個觀點：富人和窮人都需要保護。在我們社會，富人雖相對於窮人很強大，但面對政治權力時同樣脆弱，沒有自保能力。富人和窮人都需要保護，但二者的需要是不同的。富人需要的，是對其合法財產、合法權益的保護；窮人除需要這種保護外，還需要特殊的政策傾斜與經濟扶助。這種扶助需要經濟基礎的支撐，而這種經濟支撐只能來源於經濟效益的增長，經濟效益的增長取決於經濟秩序的完善與有效運轉，這就是茅老「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富」一說的合理之處。
如果思慮僅止於此，相信不會引發太大爭論，大多數人都能認同上述觀點。爭論部分是由於茅老一些諸如「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之類的極端表述引起的，更重要的是源於對貧富關係的兩種不同判斷：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博弈，究竟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還是可以通過合作各取所需的雙贏格局。茅老及其支持者認同「雙贏」，認為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不但不會損及窮人利益，而且有利於窮人生活狀況的改善；反對者認為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下，富人多取必導致窮人寡有，而富人（即資本家）不可能自動改變其逐利本性，貧富對抗不可避免，二者之間呈現零和格局。
實際情況是，在窮人與富人之間，「零和」與「共贏」兩種關係都存在。只看到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失之簡單片面。一方面，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並不會直接損害窮人利益，因為這並不需要從窮人的份額中再拿東西出來，甚至不影響通過稅收、財政對窮人進行經濟扶助；反之，這樣做可以完善經濟秩序，使經濟活動的後果更可預期，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為窮人帶來更多機會，且增強社會扶助窮人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而言，貧富之間確實具有此消彼長的零和特徵。富人所得，部分源於窮人所損；富人多得，確實是窮人困頓的原因之一。由於逐利是資本的最本質特徵，富人得到保護的同時，其逐利能力必然隨之增強，客觀上導致貧富力量更加不對稱。
因此，有必要區別對待上述兩種情形。具體辦法是：可以支持保護富人的合法權益，但這種保護，是基於對全民平等的保護，而不是專門針對富人；同時，在輿論傾向上，應該始終旗幟鮮明地站在窮人一邊，此即所謂「可以為富人辦事，只能為窮人說話」。
為什麼輿論要旗幟鮮明地站在窮人一邊？原因很簡單，貧富之間的博弈，力量對比懸殊。輿論是惟一可增強弱勢一方力量的砝碼，當然只能站在窮人一邊。政治、經濟力量的不對稱，需要話語力量的反向不對稱予以平衡，至少是緩衝。茅老一方面強調「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必然的，我們只能接受；另一方面卻試圖扭轉輿論的逆向不平衡，其結果只會加劇本已愈演愈烈的經濟不平等。
所有代表社會良知的聲音，都應該自覺站在窮人這一弱勢群體一邊。茅老正是在此處陷入了誤區：他覺得窮人無力，所以應該為他們辦事；富人有力量但聲譽蒙污，所以應該為他們講話。而且，只有窮人富人相互與人為善，才能走向合作、共贏；否則，只會在分裂對抗中同歸於盡。
茅老的憂慮有其道理，但他提供的出路不能成立。一方面，為窮人辦事當然應該，但作為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能夠為窮人辦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輿論上始終站在窮人一邊。茅老說「為富人辦事」有報酬所以人們趨之若鶩，其實，公共知識份子所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說話」，這也是他們獲取報酬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富人的聲譽蒙污並非僅僅是「由於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或「我國又有仇富的傳統」，而是其來有自。連茅老自己也承認「我不知道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 ——當然不能說所有富人都曾經非法斂財，但其普遍程度，恐怕可以與官員的貪瀆程度相比。既然如此，民眾對富人的成見，就不僅僅是誤解與偏見，而是和民間對官員腐敗的看法一樣，有著堅固的事實基礎。這個問題不解決，對富人的尊重、愛護，就無從談起。
原因有二，其一，確如茅老所言，「中國改革30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但這種功勞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企業家自己，而不是其他什麼人。工人農民在其中的功勞固然不能與企業家相比，但其所得更不能與企業家相比。中國今天的現狀是，富人所得已超出其功勞，窮人所得尚不及其付出。在這種情況下，怎麼還能要求窮人愛護富人？
其二，所謂富人「原罪」問題，之所以備受關注，是因為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有說服力的解釋，人們不可避免要產生如下聯想：不錯，我們都贊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現在先富起來的很多人卻都有非法斂財之嫌疑；如果大家都遵守紀律，先富起來的人很可能是我而不是他。富人以違法手段奪去的，不僅僅是「第一桶金」，還有先富機會。在這種情況下，縱然企業家「客觀上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又怎麼可能獲得其他人發自內心的尊重？
要改變民眾的這種普遍看法，茅老等人的「啟蒙」與呼籲無濟於事，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改變只能依靠富人自己的行動。富人要用今天的實際行為，改變自己昨天留下的印象。……像比爾。蓋茲、巴菲特這樣的富人，自然能贏得絕大多數人的尊重。但在今日中國，像這樣的富人還太少太少。當此之時，茅老卻跑出來「為富人講話」，這就像是某人說「官員雖有貪瀆之嫌，但也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大家應該理解、尊重他們」一樣，其「挨罵」並非偶然。當然，我並不認為茅老「為富人說話」是「和富人有什麼特殊感情」，或者「個人得到他們什麼好處」，我相信茅老這樣做確實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觀念扭曲了茅老的視線。
就茅老所擔憂的良性互動而言，富人聲譽蒙污也並非完全是壞事。對於強勢一方而言，正因為有壓力的存在，他們才可能收縮自己的慾望，不致於毫無節制的壓榨與掠奪。中國政府的許多改進，也是在客觀存在的危機和壓力下作出的；反之，另一方單方面的善意，未必能產生這種效果。原因很簡單：蛋糕早已分配完畢，並沒有多出一塊來可用於慈善救濟。強勢一方的每一次自我克制，都相當於割自己的肉。顯然，沒有人會僅僅因為對方笑臉相迎就割肉相贈，但人們往往會屈服於壓力而有所放棄。
▲評論人士劉洪波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文章寫道，茅於軾教授最近寫文章，稱自己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茅教授說，現在為窮人說話的很多，替富人說話的很少；為富人辦事的很多，為窮人做事的很少，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讀了深為詫異。某種程度上，我願意這樣理解茅教授的說法：既然為窮人說話和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經很多了，多一個少一個無妨。然而，我以為，學者貴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學本乎真知，而非以站在哪一邊的人之多寡而預定自己的軌跡。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說法，現在為窮人辦事的人不多，而且對茅教授在為窮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給農民小額貸款）深為敬佩，但我幾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個判斷，那就是現在「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夠因為出得起酬勞而讓很多人去辦事，也同樣能夠為酬勞去讓很多人說話。通過做事而獲得酬勞還需要很大的付出，通過說話而獲得酬勞簡直算坐地收錢，「口力勞動」的回報不是比腦力或者體力勞動的回報更經得起投入產出比的衡量麼？當然，通過「口力勞動」去服務於富人，也是要有條件的，情形正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了專家了，說話有影響了，也就可以「貨與富人家」了。
事實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藝學成也好，未學成也好，博士、教授、專家之類的名頭一戴，就可以開始「出貨」了，既可以貨與帝王家，也可以貨與富人家。於是人們聽到了很多高頭講章，一個地方要撤古建築，有人來論證那根本就不算歷史風貌；一個富人要推銷一樣產品，有人來說如何有利於身心健康；一個城市要上某項目，有人來宣布絕不用擔心環境污染。這些都叫 「權威意見」。我看到，這種貨來貨去的把戲搞多了，人們已經對「專家」不那麼客氣了，專家的學術道德與為人道德都被深度懷疑。
「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從數量上說，也許是這樣的，但數量少又怎麼樣呢？這是一個大眾傳播時代，而非口耳相傳的時代，搶話筒的遊戲中，「權威意見」總是要得勝的。這又是一個知識和人才雙雙得到尊重的時代，而非一個投票時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數的多少，而是成員的影響力，有影響力的少數具有絕對的優勢。
在今天的傳媒上，再不會見到教窮人怎樣過日子的內容，而教人怎樣過好富日子的東西，看得人都已經麻木了；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生活場景也已經高度富人化了，在傳媒上，窮人不只是喪失了位置，也基本喪失了尊嚴，人們羞於以他們的形象來代表這個昌盛的時代，也不肯給他們的生活賦予意義。出類拔萃者才能獲得各種享受，因而才能獲得生活樂趣，而窮人乃至普通人都應該羞愧，這才是傳播製造的人生意義。
在這種情勢下，茅教授擔心「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不能不說是誤判。為富人說話的「權威」太多了，聲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識形態在今天都已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正確」，窮人已差不多變成單純的被同情者，而不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了，還能說「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嗎？而因為這種誤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虧，就更是迂腐。即使要「意見平衡」，茅教授也該去平衡一下富人擁有的「權威意見」過剩，而不是立意「為富人說話」，做錦上添花的事情。請問，立意要「為富人說話」，茅教授是否會為富人幫腔時踴躍上前，遇上富人有什麼問題時刻意迴避，這又算不算曲學阿世的一種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個學者，固然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但也不必硬要反千萬人之道而行。說出自己的真認識，表達自己的真看法，而不管人數之多少，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評論人士竇含章發表文章《某些學者為何熱衷於挑動「窮富之爭」》。作者認為，學者有發表個人觀點的自由，但在媒體上公開發表譁眾取寵的奇談怪論，並極力挑動「窮富之爭」，破壞社會和諧，那就有必要探究其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麼。
日前，經濟學者茅於軾又發表「高論」，稱：「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一個經濟學者，用「打倒富人」這類文革式語言來渲染「窮富矛盾」的尖銳，顯然是不合適的。人們有必要問茅先生一聲，究竟有誰說過要「打倒先富的人」？這是茅先生摘自網上「憤青」的語錄，還是純粹出於個人杜撰，茅先生有必要向公眾說個明白。
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存在著「仇富心理」，但這只是個別現象，並非社會主流。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懷抱著致富夢想，並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為致富而奮鬥。現在，股市中幾千萬雙熱切的眼睛就足以證明所謂的「打倒富人」，完全是子虛烏有。
另外，究竟何為「窮人」？何為「富人」？「窮人」「富人」劃分的標準是什麼也是茅先生應該說清楚的。筆者認為，簡單地將社會劃分為「窮人」和「富人」既不足取，也不現實。隨著經濟的發展，窮和富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社會多元化和中產階級的不斷發展壯大，更使中國社會呈現出各種利益階層、利益集團並存的局面，拿「窮人」「富人」來簡單地劃分中國社會，根本不可能準確描述中國社會的現狀，而只能是故意挑事兒。
前提不成立，觀點就更荒謬。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茅於軾的「優先保護富人論」根本就屬於違憲言論，完全是在故意挑動「窮富矛盾」。這種言論既不是一個負責任學者應該說的話，也與構建和諧的社會主流背道而馳。
那麼，茅於軾為什麼要這麼說呢？一段時期以來，以張維迎、茅於軾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者，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經常在媒體上發表一些非學術觀點。其議題往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就是為某一特定社會群體代言。這種代言既然脫離了學術，就必然以利益為依歸，相關的研究所、基金會自然受益匪淺。
在多元化社會下，由於利益博弈的需要，代言其實也無可厚非。但是，代言要具備起碼的公共理性素養，不能無視社會公正、無視社會和諧、無視其它群體的利益而只顧自己。否則，代言就只能成為和諧社會的噪音，也不會為所代表的階層帶來真正的利益。
▲評論人士鄧海建發文《茅於軾的「優先保護富人」論值得商榷》。文章寫道，儘管溫總理曾語重心長地提出過「窮人經濟學」的觀點，但遺憾的是，一些經濟學家離「窮人意識」、「民生意識」卻漸行漸遠：他們一方面對窮人缺乏體驗與認同，另一方面對富人卻充溢著褒賞與悲憫。
茅於軾先生是我敬重的經濟學家，但是很遺憾，這個「優先保護富人」理論卻讓人疑竇叢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們要「理直氣壯消除對企業家存有的偏見」，這話就值得商榷。民眾為什麼會對企業家存有偏見？實在是中國部分（似乎還不是一小部分）企業家們在規避秩序上的「天賦」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上的「痴呆」落差巨大。要消除偏見當然可以，不過我們得問問這種「偏見」是何以形成的？
其次，茅先生認為「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近年來問題企業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進而提出「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暫且不論一個社會保持對富裕群體的警惕與審慎是否重要，單就茅先生前段邏輯來說就顯得有些悖謬，周正毅等人在未曾被查處之前，不照樣招搖在「中國企業家」的行列（甚至是前列）嗎？茅先生以「好的中國企業家」偷換「中國企業家」這個概念，難怪滿眼都是經濟聖人。原諒我再問一個尖銳的問題：當「周正毅等人」混跡在「中國企業家」概念裡的時候，茅先生何以不早早就把其澄清出去呢？
再次，茅先生「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的觀點也過於天真。要知道，倘若真要實現這一點，那至少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所有富人的收益都是合法勞動所得；二是富人具有社會責任的道德自覺，把改變窮人命運視為己任。再說，修正後的《憲法》所保護的，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財產」，而不是基於資產數量上的「富人」身份。至於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的擔心就更是多慮了，非正義的富人倒下了，社會財富依舊還在。
正如法律不是依靠自覺遵守就可以貫徹、需要的是立法的健全和執法的公正一樣，社會財富的配置從來不會自發地趨向公平與正義。郎咸平先生在《中國經營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說：「我個人從來不相信所謂民營企業家的良心，因為我堅信只有法律才能保證良心。」其實，保護富人是個偽命題，因為，在中國，所有公民都在憲法的庇護之下，相反，在窮人得不到充分保護的資源語境下奢談「保護富人」是相當危險而詭異的——它很可能對「貧富關係」造成輿情上的斷裂與傷害。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市場經濟的舞台上，以企業家為代表的「富人」群體的逐利本性與窮人的掙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們警惕。
▲署名李北方的評論人士在自己的博客發表文章《茅於軾這條「老狗」》。作者認為，人為什麼會罵人？很簡單，宣泄情緒，表達對立立場。
是否只有文化水平不高、理性思維能力不強的人才好罵人？不盡然。這跟表述習慣和場合都有關係，該文縐縐的時候文縐縐，不該的時候也沒必要繞口。
即便在公共領域，是否所有的對立都需要通過邏輯性強、有理有據的論述來進行？沒錯，可能。但當對立雙方的勢力對比太不均衡，弱勢的一方之弱勢地位早已確定，看不到任何改變之希望且弱者的呼聲被漠視的時候，弱者的理性表述可還有意義？這個時候，弱者應該採取的是戰鬥的姿態，而不是協商。是強者封閉了協商和對話的可能，回頭來還要讓失去的人們與你們這群心境安然的既得利益者來講道理，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這不是什麼文明，是你們丫的迷魂湯而已，誰信誰是傻子。
寫這個東西，是因為打開電腦就看到茅於軾的一篇文章，分析網上為什麼有人罵他。「一條老狗」就是他引用的別人罵他的話。我覺得，罵得好！於是借用來做個標題。
除了罵人，我也是會講道理的，努努力也可以把道理講到不像說人話的程度。但是，不能為了這種講道理就忘記了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每個人都有反抗的權利，不要拿什麼素質低、接受了階級教育、無原則的愛國主義等等來打岔，甚至恐怖主義這個罪名也不足以剝奪弱者的這項天賦人權。
所以，該罵人的時候，我毫不遲疑，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2000年7月3日，大學者愛德華?薩義德跑到黎以邊界，跟一群黎巴嫩小夥子一起向以色列的哨所扔石頭。戴著墨鏡、頂著棒球帽、黑皮鞋、白西裝，這個老頭酷斃了。因為這個舉動，薩義德被冠以「恐怖教授」之名，但這個瞬間揭示了一個真理，如果理性討論有意義的話（誰敢說薩義德的著作沒理性沒邏輯？），天下早太平了，誰還需要暴力？這是一個偉大的定格，一個白髮的思想家用他的行動捍衛了抵抗這項權利的尊嚴。
茅於軾也知道在人群中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那麼，你們這些所謂的治國精英們是不是該反思一下，這些不滿因何而來？是不是該反躬自問，該用什麼樣的行動去獲得他們的諒解？放眼當下，不是對富人太苛刻，而是對富人太縱容。資本和勞動同為創造財富的要素，何以要對掌握資本的人感恩戴德？有點良知底線的企業家，應該對這個時代給了他們施展的空間而心懷感激，已經得到了應得之物，就不要瞪鼻子上臉了。
茅於軾說，「他們的拳頭勝過他們的頭腦」，他們現在還只是口頭髮泄一下，請不要把他們逼上不得不揮舞拳頭的境地。請不要忘了，那也是他們的權利。
茅於軾把罵人和文革聯繫起來，企圖以對文革的污名化來摧毀罵人的合理性。痴人說夢，一片胡言，我是文革結束後出生的，長在改革開放的紅旗下，但我要明確的說，罵人不是錯，一個把斯文人逼迫到只能靠罵人來表達的社會才是恥辱。
最後要說一句，我對茅於軾個人沒有惡感，甚至有點好感。大概四年前，我去茅老先生的家裡採訪過他，是晚上，敲門的時候茅老先生正光著膀子吃晚飯，我進門的時候正忙著穿背心，那個樣子就像一個鄰家的長者。我在這裡做如此評說，不是出於對他個人品格的質疑，而是對他在公共空間發表的言論的一個帶了些情緒的反應。我還是相信，茅先生並不是什麼黑了良心的學者，只是老糊塗了而已。
▲署名吳木鑾的評論人士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眼中的富人是哪些人》。文章說，薛湧的觀點除了緊摳一些旁枝末節外，筆者基本認同。筆者讀了最近一篇《新財經》專訪茅先生的文章，文章標題是：《我就是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茅先生乍看是有理的，很有迷惑性，但是仔細分析一下，他所說的「替富人說話」的提法還是不合適。
茅一直說的「為窮人做事」，是指他1993年開始的山西呂梁地區「小額貸款扶貧」項目。他自己的說法是，「現在農民有錢貸，能幫他們脫貧，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持續運轉下去。」此外，許多報導也表明他出資開辦一家有公益色彩的保姆學校。
但是他要替富人說話的這個富人是誰？哪個群體？其實是判斷茅近期觀點最重要的地方。「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這是茅於軾的話。從法律用語來理解，「以上」一般包括本身。也就是富人是中產階層及巨富。
如果按歐洲的標準來看，中產階層人數最多，靠政府救濟生活的窮人群眾是非常少的。而巨富同樣也是非常少的。因此，茅所說的房子特別是商品房就是為富人建的，是非常在理的。
但是事實上筆者發現自己上當了。
可以看看他的另一段話：「美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窮人富人都屬少數，中產階級最多」。這個富人的界定明顯與上述的富人有衝突。
而解決這個矛盾的答案在於茅之前的另一說法：「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農民或知識份子都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只有企業家才有這樣的能耐」。
茅於軾所指的「富人」其實是收入達到一定高度的企業家。從德國經驗來看，東德地區至今仍是該國的經濟貧困區，原因就在於缺乏企業家精神。因此，茅於軾如果從鼓勵企業家精神、給民營企業以合理地位這個角度來說，筆者舉雙手贊成。但如果說房子是為這一群體所造。真是不可思議。
開發商任志強曾說，「我們希望政府不斷地宏觀調控，因為調控一次，房價就漲一次，開發商就樂得合不上嘴了」，「90平方米都是不合適的，住房大概134平方米是合理戶型」，我不是眾人的代言人，在我自己的印象中，這種商人在歐美等國可能不多。但我知道他就是個賣房子的人，因此，他說住房應該達1000平方米，我只會微笑處之。因為不值得跟這種人計較。
但是，茅於軾是公共知識份子。中國目前的基本國情仍然是，電器工、紡織工、管道工還是窮人，農民工也不見得每月都能賺1000多元，而城市白領賺5000元也不多。這個階段如果張揚地宣稱為富人、特別是巨富群體謀更多福利，有點超前了，套用吳稼祥的話是，無異於給嬰兒發安全套。
▲署名劉少峰的評論人士發表文章《「優先保護富人」之說有悖現實》。文章寫道，茅於軾先生說，市場經濟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他說的對，因為市場經濟不承認眼淚，講的是效率，就必然會出現一些先富的人。由於財富會不斷向資本集中，通常情況下，擁有資本越多的人會越來越富，一定量的社會財富被少數人拿去很多，多數人得到的很少，兩極分化就這樣產生了。這正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大問題。
在這種形勢下，茅先生提出了「保護富人」的命題，是多麼的有悖現實。針對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茅先生擔心富人「被侵犯，被打倒」，「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這實在是多慮了。中國的市場經濟之路不可逆，就「必然」會出現更富，新富的人，不會都是窮人。說企業家都有原罪當然不對，但的確有的富人第一桶金來的並不合法。茅先生自己也說，「拿嚴格的標準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一個「難免」也許道出了某種背景，「恐怕」也是不會受到什麼追究的；輿論的質疑，只不過認為他們不那麼「偉大」，不那麼「不可磨滅」而已。新近，又發生曾上《福布斯》大陸富豪榜的河南首富孫樹華因涉嫌騙貸13.6億元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事，這當然又是「一個怪胎」，應當不被誤讀為打擊富人吧。
憑心而論，茅先生也是關心窮人的，但他又為窮人變富設置了唯一的前提：「只有保護富人」。如果這不是本末倒置，至少也是「不合理的」。固然，保護富人能使窮人產生自己變富的預期，但不能自動變成富人。只有全社會（遑論經濟學家）不懈地關注窮人的問題，通過到位的制度安排，從社會機制上有力地保障窮人變成不窮的人，富人才能賺到更多的錢，才有可能長富、更富，整個社會才能有持續的經濟繁榮，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
▲評論人士朱衛華髮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的「精英治理」論是一劑假藥》。文章寫道，最近以來，茅於軾先生比較健談，新出爐的觀點不少，特別是「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言論頗被網路熱議了一陣子，也正是因為這個話由，他遭到網民的一頓「熱」罵。據茅於軾先生自己稱，這些罵人者在熱議他的有關言論的人數中「大概」佔「1/4」。於是，這又引出他另一篇「分析」「網上罵人現象」的文章。
這篇文章把「網上罵人現象」的產生歸咎於兩個原因：一個是「說這些話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較低，不能夠從分析道理來說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語發泄自己的不滿」；另一個是「他們有強烈的不滿情緒，所以挑出最惡毒的話來表達，倒未必是真想置我於死地，但對社會的不滿是嚴重的，幾乎到了要爆發的程度」。然後，茅於軾先生又沿著這種因果鏈條得出一個結論性的東西——「社會需要專家來治理」或「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裡，姑且將其概括為「精英治理」論。
他說：「現在的社會非常複雜，需要專家來治理。絕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夠勝任的。但是當官的人必須為每一個人著想，不能光想著有權有勢的人，否則就難免會有社會動亂的可能。‘極左’年代的一個口號是保護窮人，保護窮人是對的，錯在反對富人。反對富人的結果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窮人國，沒有一個富人的窮人國。到後來乾脆宣稱窮人光榮，愈窮愈光榮，把窮人致富的夢想徹底消滅了。保護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護窮人，社會同樣會陷入危機。因此，窮人和富人應該同樣得到保護。」
不知茅於軾先生所稱「窮人國」是指新中國成立後的哪一個歷史時段，如果包括1949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的17年，那麼這個「窮人國」的判斷顯然有失公平。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而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名義建立的，它的旗幟上只有一行字：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私有制！再加上當時在極其嚴峻的國內外複雜環境下，不僅「保護窮人」是對的，而且「反對富人」尤其正確。當時從舊社會過來的「富人」即剝削階級主要包括地主、資本家和官僚買辦等幾個階層，把他們血淋淋的財富徹底地實行公有制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首選戰略，如果連這一步「反對富人」即消滅剝削階級都邁不出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豈不成了千古笑料？！
況且，始於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所謂「反對富人」的運動，不僅沒有把中國變成一個「窮人國」，而且恰恰相反，曾經世世代代世襲式的一貧如洗的億萬窮苦大眾真正成了國家財富的主人。窮人，在擺脫窮困的道路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
如果茅於軾先生所稱的「窮人國」是指1966年到1976年這一時段的中國，那麼同樣是荒謬的。在那十年間，中國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致使經濟發展相應遲滯，但與前17年相比，綜合國力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呈上升趨勢。茅於軾先生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硬是把一個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所得利益歸於全民的中國看成了一個「窮人國」呢？！再者，你今天闊了，不能以你今天的標準去度量歷史，這決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說幾句對有些人來說可能不大入耳的話：如果毛澤東在那時敞開國門，對外實行買辦政策，對內允許權貴瓜分國有資產，大概在若干年內也會培養出0.4%的擁有全社會70%財富的富人來，或者，也會培養出擁有10萬億資本的「新社會階層」來。但他不會那麼做，因為在他心目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才是硬道理，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硬道理，堅持人民大眾共同富裕才是硬道理。況且，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背景看，那時的中國也不太具備大規模改革開放的條件。
歷史總是不停地向後來者提供不同的機遇，如果你在今天抓住了機遇有所突破、有所前進，但決不應成為你任意抹黑昨天的資本和理由。假如我們回過頭去埋怨孫中山：中山先生，你鬧辛亥革命幹什麼，早一點搞「國退民進」，中國不就有一批富人了嗎？假如孫中山先生也回過頭去貶損秦始皇：你搞什麼封建社會，直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早就致富了嗎？倘若如此，歷史豈不變成了任人免費蹂躪的娼妓？！現在，中國的確有富人了，但大面積的窮人仍然在窮著，誰能說今天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富人國」？再過30年，如果後人把今天的中國譏諷為「窮人國」，這公平嗎？
就因為那時的中國被茅於軾先生定義為「沒有一個富人的窮人國」，所以就得出了「社會需要專家來治理」的結論，這與他同一篇文章中「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觀點應該是一致的。不幸的是，從這樣一個偽命題中得出的結論必然是一個偽結論。近30年的歷史證明，「精英治理」的結果，導致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了危險水平，以致於現在連「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承認，「貧富之間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高尚全語），這一點，茅於軾先生同樣表示了更深層的擔憂：「底層群眾」「對社會的不滿是嚴重的，幾乎到了要爆發的程度；這種爆髮式的情緒如果廣泛存在，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茅於軾先生認為：「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可以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可惜的是簡單的道理還沒有被普遍承認，而是被大範圍地破壞著。看看網上罵人，可以知道當今社會處於什麼狀況。」
這裡的「精英」是指什麼？從茅於軾先生這篇文章的整體邏輯表述中看，似乎是指區別於「當官的人」的「專家」，似乎又在說「精英」就是「統治者」。雖然模糊不清，但老百姓應能意會他在指什麼。今年7月，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對「精英」作過這樣的闡釋：「可以說，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三種社會力量的形成已經不是個邏輯判斷問題，而是一個基本事實。」這與當今中國社會公認的「鐵三角論」本質上是吻合的。「知識精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那個臭名昭著的「主流學術精英」群體，「政治精英」則等同於那個官場龐大的貪腐集團，而「經濟精英」大致就是率先富起來的「新社會階層」中那個炙手可熱的財富「大鱷」群體。官方將其稱之為「特殊利益集團」，老百姓將其呼之為「腐敗鐵三角」。
由這樣的「精英」去治理社會，他們可能 「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而不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嗎？茅於軾先生呀，你是真不明白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可惜的是簡單的道理還沒有被普遍承認，而是被大範圍地破壞著。」茅於軾先生的這番感慨真是經典得無以復加，然而，這樣一個連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極其簡單的道理」，為什麼就不能變成硬道理呢？就是因為這個社會被「精英」「大範圍」地「治理」了多年。「保護窮人」是對的，但決不能依靠這種多年如一日地依傍富人、漠視窮人的所謂「精英」去「保護」。
社會公正、全體人民的利益等道理「沒有被普遍承認」，並「被大範圍地破壞著」——這裡，對茅於軾先生的這種正確的客觀認知當然要表示一份由衷的敬意。只是，一位已經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民主社會主義」學者，一位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 「富人經濟學」專家，是永遠不可能對政治、經濟與社會這種「大範圍」的「破壞」開出一劑對症良方的，而「精英治理」論是欺騙社會的一劑假藥，是迷幻政聽的一劑春藥，是「保護窮人」的一劑毒藥！
▲浙江吳高興先生在《議報》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為富人說話不合時宜》。文章說，茅於軾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中少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學者。老先生敢於在聲援「天安門母親」的呼籲書上簽名，敢於為因言獲罪的杜導斌發聲，為營救被構陷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奔走呼籲，據說也為一些良心犯提供過經濟上的幫助，而且一度時期曾經被官方列入黑名單名字不准見報。這些，都使我從內心非常崇敬這位素無謀面之緣的長者。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房就是為有錢人建的」，反對政府搞經濟房，主張政府創造條件讓窮人住廉租房，我覺得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跟很多人一樣，我看了這位老先生最近《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文章，覺得很不是滋味，總的感覺是不合時宜。
我說茅老說話不合時宜，絕非認為說話要看風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非常脫離現實。現實情況用不著籠而統之地為富人說話，因為從總體上看，富人是強勢群體，窮人是弱勢群體。現在話語權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總體上富人的聲音夠強了，窮人的聲音過於微弱；各種社會資源也都掌握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甚至連立法權都操縱在有權有錢的人手裡，比如部門立法，讓既得利益者立法，這些有權立法或制訂政策的人顯然都是富人。所以從總體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是窮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說現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實際上是個並不存在的偽問題。在這種社會現實下，茅老卻一再表示「我就是要替富人說話」，一再強調要保護富人的利益，宣揚「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因此說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主觀願望怎樣，從客觀效果上看並沒有冤枉他。
富人受權勢欺負的事情當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個富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當然應該為他說話，但並不能因此而籠統地提倡為富人說話。哪怕是有的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應該為他說話。陳希同被江澤民欺負，陳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為陳希同說話，有人為鄭筱萸說話，這沒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為貪官污吏說話，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覺得究竟為誰說話，用不著把富人和窮人分開，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有誰受到權勢者欺負，只要人權和合法的財產權受到侵犯，就都應該為他說話。在當今這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任何人都可以為某一個群體說話，為保護某一個群體的利益呼籲，但你不應該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你既然為這個群體說話了，人家認為你是這個群體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說茅老為富人說話不合時宜，還在於當前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普遍靠權力致富、普遍因無權而致貧的社會現實。現在指責「仇富」心理成為一種時髦，茅老也在指責所謂「仇富」心理。薛湧說得好，中國的老百姓對於正當得來的財富從來不仇恨，仇恨的是不義之財，例如姚明那麼富有但沒有人會仇恨他。在指責「仇富」心理以前，應該先搞清楚這種心理究竟是怎樣造成的。請問「仇富」心理是怎樣造成的？請問那些靠權力致富的貪官污吏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和權力結盟的紅頂商人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依附權力而致富的「知識精英」們怎麼能讓人好感？那些因為置身壟斷行業而致富的人怎能讓人好感？仇恨這些人當然是錯誤的，但我看不去抨擊造成兩極分化的不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擊所謂「仇富」心理，這客觀上在是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張目。
茅老像中國的納騷。西尼爾張維迎那樣，總是強調所謂中國的企業家怎麼難當，貢獻怎麼大，這也不合時宜。按照哈耶克的說法，企業的管理者並不就是企業家，企業家是創業者，是在發現新產品、運用新技術、開闢新市場、發現新原料、建立經濟新組織等五個方面從事創新活動，並為此承擔風險的人。企業家區別於管理者的本質是創業、創新和承擔風險。在一個政治上民主法治、經濟上平等競爭的國家，企業家實際上就是那些公司老闆，因為老闆就是承擔風險的創業者，他們只有靠自己的創新活動才能發財致富。他們的創業過程的確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確實是很大的。
但在我們中國，情況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著行政級別的國企老總算不算企業家？電力和自來水等實行壟斷經營的公用企業單位負責人算不算企業家？那些靠父輩的關係網在商界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和紈絝子弟算不算企業家？那些下海經商辦企業的政府官員算不算企業家？恐怕很難說得清楚。在企業老闆中，尤其在那些規模比較大的企業老闆中，這一類人佔有極大的比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都說「無工不富」，但現在是「無權不富」，這個社會現實沒有人否定得了。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茅於軾先生說企業家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人農民能服氣嗎？
茅先生說，「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裏，一個人變富了就可能有種種麻煩隨之而來」，那些企業家，「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茅老錯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精明得很。他們要給政府官員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絕對不會做「虧本生意」。想想看，不與政府官員勾結，房地產開發商怎麼能圏得到地皮？沒有政治大佬的撐腰，那些經濟大佬們怎麼拿得到上千萬甚至上億的銀行貸款？不給稅務局的官員們上貢，又怎麼偷稅漏稅？不要以為富人是受政府欺負的——政府是欺負過富人，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打從貫徹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精神以後，金錢跟權力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沒看到那些老闆都一個個入了黨，成為堅決擁護一黨專政，反對政治改革的「新階層」了嗎？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為富人說話，卻不知不覺地在為造成兩極分化的專制制度說話了，這一點，老先生恐怕沒有想到吧！
▲署名黃權旺的先生發表文章《茅於軾先生，網民「撒野」是網路的活力》。作者寫道，我曾經一度認為，網上那些罵人的話很骯髒，而且十分不文明，動輒就問候人家母親和祖宗十八代；但是我細想一下，我發現那樣的想法很幼稚，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何況是幾句罵人的話呢？那些罵人的話其實也是一種觀點另類的表達，看似沒有道理，其實話中包火，以無限的憤怒來抗議自己反對的觀點，這情形不亞於臺灣的民眾打著聲勢浩大的標語和口號在總統府聲討陳水扁。
其實，網路開罵本來就是一種網路亞文化，你可以討厭它，你可以不理睬它，你可以反駁它，但是就是迴避不了它，它像時下的廣告一樣無孔不入，你躲得了白天和黑夜，但是你躲得了廣告嗎？同理，如果你是上網，進入那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你必然會碰到你不想見到的說話，如果自己是言論的主角，那麼你就難以逃避人家的目光，這是網路亞文化的強迫性，稍微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人必然會被氣得七孔生煙，正如茅於軾先生一樣。
很多人的帖子，其實不是沒有道理，只是不符合邏輯規律和生活常識，對於一般的網民，誰會有高深的理論和悠閑的時間堂而皇之地引經據典地來跟你較，他們僅僅是根據他的生活閱歷和生存體驗來回答你，甚至是以罵代答，這種思維是硬性的，你可以懷疑對方的水平和素質問題，但是這就是對你觀點做出反應的一種態度和行為，雖然間雜著一種無奈的情緒宣泄，這到底為什麼呢？還不是這個世界讓他們發出自己的主張太少了罷，除了網路難以找到第二種途徑。比如那些被政府強行拆遷的人家，還有那些無勢無權的下崗工人和民工，請你試想一下，當類似這些弱勢群體看到你為富不仁者說話，你想像一下他們心頭的滋味是什麼？那個賣房子的任先生就是被網民評為最欠揍的人，何止是罵罵而已？按照此理，茅先生算是幸運的了。
你可能會反問那是中國人的素質有問題，至少那些網民腦子灌水了。其實，網路上罵人的話並非全部是道德和素質有問題者的罪證。在網路上隨便發發牢騷並非是一件什麼大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些確實令人咬牙切齒的事情，義憤無處噴薄而出，孰可忍？如果不經意中露些村話，其實也不是後果很嚴重的事情，無關乎道德和素質，正如生活中，有些文質彬彬的教授學者也同樣說些不怎麼雅觀的口頭禪，難道你就懷疑人家是修養出了問題嗎？非也！在網路，誰都不知道你是一條狗還是一條蟲，人性的僥倖心理就暴露無遺了，何況有些事情，你是實在不能用正常思維和道理跟對方較，比如有人發帖聲稱「文革是中國人最幸福最民主的時期！」，當時我就是忍不住問候了發帖人，對於沒有歷史常識的人來說，罵聲比講理更有說服力，罵才是硬道理！
茅於軾先生們或許有點冤枉了網路，其實網路罵聲一片並非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可以縱觀方興未艾的中國網路史，孫志剛案、李思怡案、劉湧案、寶馬案和近期的山西黑磚窯案等，如果沒有網路的介入，沒有網友鍥而不舍地發出正義的聲音甚至罵聲，相關的涉案人員會順利被繩之於法嗎？正因為網路理性和非理性之聲（特指罵聲）的推動，事件朝著人們期望的方向發展了。試想，如果現實的義憤在不斷積聚而無處爆發，那後果真不堪設想呢，此時網路的出現，讓人有了一條發泄的渠道，避免了發生危害社會穩定的事情。
竊以為，網路的出現，它不僅僅是承載著罵聲，人類那些普適價值觀念在網路廣泛傳播，深入人心；同時，也提高了人民參政議政的熱情，因而，網路傳播了人類的智慧，功不可沒。雖然網路如今依然有著不停的詛咒聲，但是我願意看到正義的吶喊，同時也願意看到粗俗的疾呼！如果網路連口水泡沫都容納不了，那網路是什麼？網路的世界豈不是死寂的世界，跟一味歌功頌德的傳統媒體有何差別？網路的生機就是因為它包容了不同的聲音（包括罵聲），不管那些聲音是鼓噪的還是理性的，每一種聲音都值得尊重和理解；網路的活力就是因為網民的「撒野」，不必要動輒就呵斥網路和網民，請記住：給網路一條生路，還生活多一點陽光！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過比網路更像海洋的媒介，正因為它浩瀚和闊大的胸懷，正因為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所以我們都有發言的空間，我們那些無比高尚的讚歌和庸俗的村話才有一個安穩的平臺，被承受著；我們那些被壓抑的情緒和天才般的遐想才會躍上屏幕，那些不經大腦思考的詈語，那些振振有詞的辯駁才會綻放著光芒……正因為如此，我們參透了人性的複雜性，體認了社會的多元性，不管怎麼說，紛繁的言論必然熬出真知，凌亂的想像必然誕生奇蹟……網路就是這樣，賦予人類無限的靈感，讓你發泄，讓你思考，它是一個華麗的舞臺，讓你「撒野」，通過網路這面無形的鏡子，你認識了社會，同樣也認識了自己。
感謝網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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