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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陽之子王世傑二三事

 2007-09-19 05:44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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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傑(1891—1981)一度也曾是風雲人物,但現在知道他的人卻已寥寥。他於1927年開始棄文從政,歷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外交部長,武大校長等職。1949年隨蔣介石到臺灣,先後任總統府秘書長、中研院院長等職。1976年辭職引退。1981年逝世。

王世傑,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陽人。父王步瀛,經商業屠,富甲鄉里。王世傑五歲入私塾,生賦異稟,敏而好學,深得業師周子熙(西)讚許。清室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他剛十歲出頭,由家裡佣人帶著步行到省城武漢考學。途經咸寧一商號,於門前休息,老闆見他小小年紀就去應考,出於好奇出對子考他。老闆出上聯:「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傑隨口對答:「老大人四季發財」。眾人見之,交口稱讚。之後,王世傑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學堂。由於在校成績出類拔萃,得到兩廣學政梁鼎芬的激賞。當時兩湖制臺張之洞聞他才華橫溢,召見了他,並問他的志向是什麼。王世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窮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張之洞十分欣賞,賜他為舉人。王家老屋上有塊橫匾「五經魁」,署名「王世傑立」即由此而來。小學畢業後,王世傑入湖北優級師範理化專科學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學冶金系。辛亥革命爆發,王世傑擁護革命,輟學返武昌投身起義,任都督府秘書,參加了守城戰鬥。

1912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王世傑受命參與組建國民黨湖北省支部。因見鄂省政要與袁世凱勾結,他脫離政府,出版《經濟雜誌》,以策劃二次革命。次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赴英留學,1917年獲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後轉入法國巴黎大學。1919年參與巴黎的中國工人、學生阻止中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愛國活動。192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應蔡元培之邀執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講授《比較憲法》和《行政法》。1922年與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民權大同盟」,又與胡適、陳源等創辦《現代評論》。

王世傑長期在外求學、工作,一生只回過故鄉兩次,但不忘桑梓,眷眷為懷。特別是在他擁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之後,凡見到家鄉有什麼困難,只要在不違反原則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總會想方設法予以幫助。

1925年,崇陽縣自立夏後大旱無雨,持續三個月,大河斷流,田地龜裂,莊稼枯焦,顆粒無收,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飢荒,一時餓死了不少人,慘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傑聞訊後,找拜把兄弟、時任湖北建設廳廳長的李介如借了一筆巨款,寄回家中,讓父親從江北買回兩船大米,三船大豆,計有三萬斤之數,在縣裡賑災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飢餓貧民得以緩生。這筆錢直到抗戰開始前王世傑才還清。1934年,家鄉又遇大旱,王世傑東借西挪,買了一批大米,讓其父在花涼亭和白霓橋兩處開設施粥點,憑票供應。據當時設計、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憶,票上蓋著「王壽春」字號的圖章,由村人孫香谷發放。此義舉深得故鄉人民好評。

  1937年抗戰爆發,崇陽面臨戰禍,又逢瘧疾橫行,天災人禍奪去不少人命。王世傑將平時所得的版稅和積蓄,在南京通過私人關係購了一大箱奎寧丸,派人送回崇陽,請他堂弟王懷謹發給鄉鄰患者。並囑託: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藥費,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費,作為王懷謹的報酬。並再三叮囑,「萬萬不能多收一分錢,藉以牟取暴利」。崇陽淪陷後,日寇實行經濟封鎖,老百姓買不到鹽。家境好一點的熬硝鹽吃,從糞池周圍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陳磚土中提煉。此鹽有毒,明知吃了會得病人們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鹽,患病的人越來越多。王世傑於1940年通過各種渠道在重慶弄到20萬斤鹽,運回崇陽,交由當時崇陽縣政府鹽務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價發售。崇陽淪陷後,農民有家不得歸,顛沛流離。雪上加霜的是,當時駐紮在湘鄂贛邊區的三十集團軍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陽縣額外繳納20萬斤軍糧。族人王鏡遠給王世傑寫信求援。王世傑將此情況向九戰區總司令、湖北省主席陳誠(王陵基的頂頭上司)反映,最後由陳誠出面,免除了這20萬斤額外軍糧。1945年抗戰勝利,王世傑回到久違的家鄉,見到的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後為民請願,有關方面把崇陽1945年的公糧任務免了。

書生本色

王世傑身材矮胖,圓圓的面孔,戴一副眼鏡,很有學者風度。夫人蕭德華(音樂家蕭友梅之妹)比他要高過一個頭。有次王世傑訪美歸來,夫人去機場接他。王世傑正要從飛機扶梯走下,中央社記者大叫:「‘開麥拉’快!不然王部長就太矮了!」眾人大笑。王世傑也不介意。他做人向來嚴肅。據說在外交部長任上時,部裡的下屬都很畏懼他。他一進外交部大樓,各司局辦公室立刻鴉雀無聲,他前腳剛走,大家便開始談笑風生。初識者以為他「道貌岸然」、「擺架子」、「官僚氣」,相處久了,便發現他的「一本正經」是內外一致的表現。

作為書生從政的王世傑,一直未改書生的本色。「嚴謹、清廉、謙遜,並主張自由主義思想」。那時的學者一般喜歡「問政」而不「參政」。王世傑卻「參」了,而且參得深。有人認為:「王世傑參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據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熱衷於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參政會提供了一個間接的代議制雛形,也為他提供了一塊施展夙願的試驗田。從國民參政會成立之初的性質、人選,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權利法令,以及擴大參政會職權等種種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義色彩。」他反對共產黨的宣傳,也反感國民黨壓制輿論、禁錮思想。他曾說:「(自己)將寫一書,表彰黃梨初反對君主制主張法治之法。」耐人尋味。作為蔣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傑的見解有時會影響蔣介石的決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為進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蔣介石提出徵收人頭稅,美其名曰:「國民義務勞動稅」。蔣介石把此提案批轉到參議室。由於王世傑極力反對,這一提案最後被撤銷。在用人問題上,他也能打破門戶之見。他是留歐的,而楊振聲、錢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薦他們做教育部次長候選人。他還主張「不能專取材於中央委員或本黨黨員,而須向黨外破格用人」,顯示出一種兼容並包的氣度。  王世傑在武漢大學時,選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濫用私人關係,連行政人員也搞公開招聘。到教育部長任上,重用與其無私人關係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孫輩有二三十人,他只薦用兩人,也未重用,以致招來族人的一些非議。

王世傑是國民黨大員中公認的比較廉潔的一位。他不煙不酒,也很少看戲或出入娛樂場所。他生活崇尚儉樸,反對鋪張。抗戰期間,有次夫人蕭德華娘家來客,夫人本以為王世傑中午不回來吃飯,便辦了較豐盛的一桌酒菜,沒想到偏偏被王世傑撞上。送走客人後,他狠狠數落了太太一番:「我們應該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慶時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傑見米好吃多了,問怎麼回事。夫人說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臉嚴肅:「大敵當前,國難當頭,糙米也來得不容易,人們都能吃,我們又為什麼不能吃?」在單位,王世傑從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專車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書派轎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給他配一廚師,他謝絕:「蕭夫人完全可以頂替,我們應該為國家節省一份開支。」王世傑對子女要求也嚴格,對他們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學要勤奮,惡習要戒除,交友要謹慎,生活要艱苦。」他不以權謀私。長子王紀武考學失利,按成績只能以旁聽生身份在中央大學讀書。當時中大校長羅家倫是他的下級,又曾是他北大時的學生,有人提議他為兒子說一下情,但王世傑堅決不允。

  重慶歲月,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王世傑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慶夫子池國民參政會旁邊開一熟食店。王世傑知道後立即警告:「公務人員不得經商,這是一條法規,你要做生意,就得辭職。」王德晃迫於生計,為做生意真的辭職了。王世傑嫉惡如仇。他有個堂哥王世英,愛好吸鴉片,在湖北潛江工作,因貪污被革職。王世英三番五次哭著要求給他找一份工作,王世傑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傑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卻很傳統。次女王秋華在美國留學時與一美國青年戀愛,都已經準備結婚了,他知道後寫信問道:「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你難道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嗎?」這一句話害了女兒一輩子,女兒秋華終身未嫁。那個美國青年竟也終身未娶。

  在官場上,他恪守原則,不阿諛曲迎。在教育部長任上時,當時的國民黨大員居正為其朋友陳時說情,要求王世傑把陳時辦的「私立中華大學」改為「國立」。王世傑堅持原則,拒辦。以致後來他與居正、陳時結成冤家,成為政敵。

  早年王世傑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期間,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學間奔走兼課,以改善生活。王世傑卻靜心堅守北大耕耘。因他是憲法權威,一度被國立政法大學請去講授法學,他教了一年多,卻謝絕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傑是學人從政,既受蔣介石的重用,又置身於各派之外,處境尷尬。他兩任宣傳部長,卻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約》本是宋子文、宋美齡定案,蔣介石支持的,最後受眾人指責的卻是王世傑。

  1949年,王世傑隨蔣介石逃臺後,由外交部長改任國民黨「總統府」秘書長。1953年11月他因「矇混舞弊、不盡職守」罪名被究職查辦(擅自批准政學系同人吳國楨購外匯12萬美元)。此事頗多非議,有人評說是「蔣介石此舉旨在打擊政學系勢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屬說:「雪公的氣質尤不宜於官場生涯。官場的習氣,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要言不煩,不苟言笑;官場習氣,多的是酒肉征逐的應酬,而他生活謹飭,幾乎全無世俗的嗜好。單單這兩款,就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真實的原因卻可能是王世傑針對臺灣的政治黑暗、特務橫行,對蔣經國大權獨攬多有批評,與蔣氏政權不和。6年後,王世傑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他增設物理、經濟兩個研究所,促進了臺灣與世界的文化學術交流;在各重點大學成立了數、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並廣籌經費、充實設備,改善科研人員待遇。王世傑八十七八歲時,仍不時地去他的「中研院」參加學術活動,像一位普通學者一樣,聽名流們演講,指導工作。李國鼎在追憶王世傑的文章中說,王世傑主持對外科學合作近15年,對臺灣的「科學教學、科學研究以及經濟發展,均有顯著的貢獻。」

  王世傑自上世紀30年代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的常務理事,他十分關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鑒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只限於保存,不便於欣賞的缺憾,他於50年代提議成立「特別出版小組」,由他主持、選編出版了《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兩書,使「中國畫不只是有閑階級消遣歲月的良伴,也是現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糧。」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加強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61年又組織臺北故宮文物赴美展覽,讓全世界一睹中華文化的風采。

 倘說嗜好,王世傑只有一件——收藏字畫。他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全用在庋藏古字畫上。王世傑亦喜鑑賞,他覺得鑑賞古文物能擴充知識,增益涵養,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將畢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瀋周、八大山人、石濤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王世傑逝世後,陶希聖在誄詞中云:「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事’雪艇先生謂歟!先生勇於著作,怯於辯論。講學忠於法而依法為政。居安不苟一笑,臨危不辭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學生說,先生當年的演講內容大多忘光了,只記得他慢吞吞講的兩句話:「希望你們畢業之後,希望你們每天要抽出一小時來讀書,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來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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