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修煉內涵，「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教誨遏制不住「七情六慾萬歲」的盼望。
元朝歷史的內核，實可謂佛教的一場內鬥：喇嘛教和白蓮教的鬥爭。客觀地說，關於元朝和明初的歷史，我從國寨的教科書和課堂上學到的東西，遠不如從金庸的《倚天屠龍記》裡得到的經得起推敲。白蓮（明）教成全了朱元璋的明朝，朱元璋卻以理學對付明教乃至整個佛教。於是給宋朝帶來無盡羞辱的理學（大名為道學）又成為治國之本。當然歷經百年劫難的理學在明朝也不是宋朝的樣子了。
宋明理學的官名「道學」，雖然跟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代的道家和道教文化有外在的關係，內在的思想來源卻是儒家的禮教道統，是以「敬天哲學」為內核的新的儒家子學，敬天祭祖的傳統依然，依舊以忠孝仁信為本，跟韓愈的「治心論」和「道統論」不無關係，思想淵源間接來自道士陳摶，直接來自北宋五子。
陳摶於宋朝理學新儒，猶如老子於春秋孔子性命學原儒，也是一個神奇的搭臺給儒士演戲的道家導演，著作有《指玄篇》81章，今日惟有《無極圖》——論證其宇宙生成和顯示其修道方法的圖式——刻於華山石壁上尚存。陳摶的修煉理論的要旨是：從「元牝之門」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取坎填離，最後達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的自然境地。北宋五子周敦頤和邵雍的理學形式由此而來。
北宋五子之周敦頤（世稱濂溪先生）依托陳摶老道的《先天圖》而作《太極圖說》，提出一個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解釋儒家思想，認為：「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聖人仿太極建立「人極」，即「誠」，體現「純粹至善」的陽氣，人原本是「誠」之善人，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士修養須「主 靜」、「無慾」而修誠，「自易其惡，恢復善性」，使一切言行都不違背仁義禮智。太極、理、 氣、性、命等概念皆由周敦頤提出，為學生二程繼承並隆重推出「理」的概念為核心。
邵雍（字康節，世稱百源先生），著作有《皇極經世》等，其河圖、洛書也歸原至陳摶，認為：宇宙的本原是不動的「太極」，即「道」、「心」；太極顯發而變化出數、像和器等；天地萬物的生成變化是按照「先天象數」圖式展開的；人類社會是退化發展的，歷經「皇、帝、王、霸」四個時期，一代不如一代。邵雍科舉不第之後隱居，冬不爐夏不煽，每日誦讀《周易》十遍，得以慧眼看人生，真眼看歷史，翻閱人和社會在暗物質宇宙裡的劇本。此後他拒絕做官，用卜卦形式揚名，留下梅花詩十首預言從宋朝到法輪功傳出的歷史，折射理學載道的神奇。
張載（世稱橫渠先生），周敦頤和邵雍同時代人，北宋五子之三。自述其志：「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論太虛：「太虛即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萬物產生；「一物兩體，氣也」，「有兩則有一」和「若一則有兩」，「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人和萬物都是天地所生，仁與孝是「天地之性」，並非後天的「氣質之性」；人的知識有「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兩類，「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張載論太虛和氣，可不是國寨哲學教科書解讀的什麼古代唯物主義，應當屬於理學「格物致知」學說中的「格物」之學，要引儒生由物理入天理，屬理學先驅。
宋朝理學正式從二程（程顥和程頤）開始。二程為親兄弟，以周敦頤為師。二程所說的「理」，總攝天地萬物並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放到這個高度的目的是告訴儒生：倫理道德的綱常是天理，違背不得。在二程看來，遵守仁義禮智忠孝的道德準則，不僅是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而且是老天爺給世人定的理。「理」，先秦儒家早就簡述過，周、邵、張三子較多地說過。但把「理」確立為宇宙之「天理」，作為理學的核心概念，卻是二程開始的。國寨學者所謂理學是「以理為最高本體的唯心論體系」的論述，是在對中華「學說美婦」進行姦屍。二程的子學含有哲學概念和思想，但並非哲學，不能納入哲學體系去解讀。硬這樣做，那就是在窒息中華儒學美婦人並將她放入西方哲學的棺材裡，操「唯心論」政治棍棒代中共行淫。我們不能接這根棍棒，應當還理學美婦人的活樣子。
程顥和程頤主張「格物致知」是在指導儒生通過認識物體的理（格物），認識到仁義禮智忠孝等人性其實就是「天理」（致知）。由此可知，二程的理學是正見德學，是古代正人君子和國家君王正統教育的家學和國學：教人做好人、好官。程顥（明道先生），傳下美言：「良知乃出於天，故明心可見性」，主張「識仁」而以「誠敬」存之和身體力行從生活中去驗證；程頤（伊川先生），傳下佳語：「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主張專一勤奮地修誠，窮究事物之理而知上天之理。顯而易見，二程的理學是新的儒家學問，是啟智益善培育君子的新學問。
宋朝推行這個作為正道學問沒有錯。然而，君子不是學出來的，而是修出來的（不是修煉，是修養）。先秦時代和西漢前期，儒家周遊列國和著書講學，並有道家、法家、墨家、雜家競爭制衡，過程中文質彬彬和儒雅溫和的涵養就修出來了，同時也證實了性命（天賦人之社會道德本性和歷史使命）的真理。所以漢武帝以後儒學為國學（教育），推廣六經，從表象上看是君王統一思想的做法，深入分析能體悟到一種天意：肯定儒家從春秋到西漢前期400年的性命學修養。問題也就這樣出現了。當官府設太學和民間辦書院獨講儒學（以妖言排斥其他之學）時，講學的官只能是儒生充當，教科書只能是儒家經典，授課老師只能是名儒，畢業生進入政府做官……不如此儒學無法成為官學。可是如此成為官學的儒學，也就日漸喪失了培育君子儒（文士道）的修養意義，而逐漸轉向為培育士大夫（儒官）的講學意義——老師講儒經，學生學儒經，學成有官做。這樣，是不是具有君子儒的仁義道德修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過沒有、會不會講、考官和皇帝是不是OK。由此可知，理學是個好東西，可是學出了多少個君子? 缺乏修煉內涵，「存天理，滅人欲」的教誨能遏制住「七情六慾萬歲」的世俗盼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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