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今年78歲了，他經常說他打算活到2008年，我希望他能活得比這長得多，我很難對父親表達出我內心的感情，我很愛他，他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怕那一天的到來，我的世界將不再完整。
我父親這一輩子經歷曲折坎坷。這在中國很多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中，卻是很普通的故事。
父親出生在山東一個偏僻的小鄉鎮，雖然祖先可能富裕過，爺爺也讀過6年私塾，但到父親成長的歲月，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爺爺和奶奶靠起早貪黑壓面蒸饅頭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爺爺因為讀過四書五經，一直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父親讀書成了家裡的頭等大事。好在父親從小好學，老是天沒有亮就去城門下一個唯一有燈光的地方唸書。他到現在還能背出很多那時在城牆根下背熟的「三字經」，「千字文」。父親上中學不久，山東就成為日本人佔領區，國民政府讓淪陷區的中學大學西遷，十二、三歲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起，步行數千里，躲著日本軍隊的崗哨、巡邏隊，冒著槍林彈雨，穿越封鎖線，來到所謂的「後方流亡中學」，陝西安康中學。父親在安康中學的幾年，完全靠自己維持生活，那時和敵戰區不通郵，和家裡完全失去了聯絡，偶爾有鄉親路過，只能讓他們帶封平安信，讓父母知道他還活著，一直到日本投降，他才回到老家。
父親最自豪的是他考上了南開大學，雖然他可能是南開最窮的學生，他穿著鄉下土布衣褲，千層底的鞋。而他的同學，其中還有坐黃包車上學的天津資本家的弟子。在南開，他勤工儉學，當夜校老師，寫稿子，賣報紙，生活緊張也很快樂。父親在南開上學和在北京工作的那幾年是他這輩子最快樂的日子，可惜不長。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發配到黑龍江北大荒勞動改造。三年非人的折磨後，他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是真的摘了，而是換了頂帽子，叫「摘帽右派」，當時的「摘帽右派」 中除了極少數名人被特許回北京外，全部都遣送原籍或分配到邊疆，父親被發配到大西北。我見過一張1961年父親剛到西北時的照片，清瘦冷峻，與1953年豪情萬丈的畢業照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此後的二十多年，他很少留下照片，偶爾有照片，也絕無笑容，根本無法想像他會有過大學時照片上開懷大笑的樣子。
在大西北，父親作了15年的建築工人，體力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羞辱，是我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他挺過來了，是因為有了我們幾個無知無罪的孩子。
父親剛到西北的時候，他還在機關辦公室，機關裡每天斗來斗去，大字報、批判會天天有。父親和另一個人民大學畢業的同事天真地以為，到基層勞動會少一點精神的折磨，就主動要求到基層去。沒想到基層的工人更厲害，除了更加無知粗暴的侮辱，還有身體上的傷害和折磨。有個姓古的班長，長得孔武有力，是個文盲，曾經像惡魔一樣折磨過父親。多年以後，父親提到他，並沒有怨恨，只有憐憫，他說古的愚忠並沒有得到報答，他所在的單位破產了，他連退休工資也領不到，幾個孩子偷搶犯罪，有的入獄，有的流浪，他70多歲，還在揀垃圾度日。
父親1979年接到右派平反的通知，我還記得那一天父親破天荒地抽起煙來了。到北京，父親見到原單位的老領導，一個也經歷了無數風霜雪雨的女黨委書記，問起一個壓在心頭多年的問題，當年是什麼原因使他被劃為右派，他從來沒有的到過任何明確的答覆。老書記告訴他，當年他們接到上級指令，冶金部的部委是6% 的右派指標，他們不得不找出6%的人劃成右派，趕出北京。他們還很有人情味地考慮到父親單身一人在北京，沒有牽掛，所有把他劃在了這6%當中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父親，一個在北京冶金部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員，曾經是遠在山東鄉下爺爺奶奶的全部生命的寄託，是一個小縣城的驕傲，一夜之間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讓多少人傷心斷腸的人間悲劇，它的起因竟是如此簡單，你能相信嗎？什麼叫「莫須有」，這就是。
父親的平反通知輾轉了一年多才轉到他手裡，他去北京的時候已經是右派平反的尾聲了，風向有些變了，他只拿到200多元的經濟補償，回北京的事也不行了，原因是父親的家眷不好解決北京戶口。和當年離開的理由相似，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北京沒有關係，他是個鄉下農民的兒子。老領導還勸他說，你離開北京還好了，文革部裡鬥得更厲害，沒當右派的有的還更慘，好幾個被鬥得跳樓自殺的。
回到西北，父親的單位裡為父親舉行了平反慶祝會，團組織還象徵性地恢復了他的團籍，黨委書記講話說歡迎父親入黨，沉默多年的父親忍不住講了幾句話，他說決不會要求加入共產黨了，當年如果沒有申請入黨，也不會遭這一場人生劫難。說得黨委書記一臉尷尬。我不覺得平反有什麼可慶祝的，只是從一個長長的惡夢中醒來了而已，當時有一個電影《牧馬人》，就很像是父親的經歷。
父親一直工作到70歲，到現在還是閑不下來，他退休時是西北的一家冶金公司的總經濟師，是全國統計學會和省統計學會的理事，還擔任好幾家統計學術雜誌的編委，發表過統計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有關學術論文上百篇。他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相對他艱苦的少年，備受磨難的中年，他的晚年是很幸福的了。我衷心地祝願他能夠健康長壽，讓他多享受一下和平安寧的生活。
我父親這一輩子經歷曲折坎坷。這在中國很多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中，卻是很普通的故事。
父親出生在山東一個偏僻的小鄉鎮，雖然祖先可能富裕過，爺爺也讀過6年私塾，但到父親成長的歲月，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爺爺和奶奶靠起早貪黑壓面蒸饅頭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爺爺因為讀過四書五經，一直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父親讀書成了家裡的頭等大事。好在父親從小好學，老是天沒有亮就去城門下一個唯一有燈光的地方唸書。他到現在還能背出很多那時在城牆根下背熟的「三字經」，「千字文」。父親上中學不久，山東就成為日本人佔領區，國民政府讓淪陷區的中學大學西遷，十二、三歲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起，步行數千里，躲著日本軍隊的崗哨、巡邏隊，冒著槍林彈雨，穿越封鎖線，來到所謂的「後方流亡中學」，陝西安康中學。父親在安康中學的幾年，完全靠自己維持生活，那時和敵戰區不通郵，和家裡完全失去了聯絡，偶爾有鄉親路過，只能讓他們帶封平安信，讓父母知道他還活著，一直到日本投降，他才回到老家。
父親最自豪的是他考上了南開大學，雖然他可能是南開最窮的學生，他穿著鄉下土布衣褲，千層底的鞋。而他的同學，其中還有坐黃包車上學的天津資本家的弟子。在南開，他勤工儉學，當夜校老師，寫稿子，賣報紙，生活緊張也很快樂。父親在南開上學和在北京工作的那幾年是他這輩子最快樂的日子，可惜不長。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發配到黑龍江北大荒勞動改造。三年非人的折磨後，他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不是真的摘了，而是換了頂帽子，叫「摘帽右派」，當時的「摘帽右派」 中除了極少數名人被特許回北京外，全部都遣送原籍或分配到邊疆，父親被發配到大西北。我見過一張1961年父親剛到西北時的照片，清瘦冷峻，與1953年豪情萬丈的畢業照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此後的二十多年，他很少留下照片，偶爾有照片，也絕無笑容，根本無法想像他會有過大學時照片上開懷大笑的樣子。
在大西北，父親作了15年的建築工人，體力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羞辱，是我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他挺過來了，是因為有了我們幾個無知無罪的孩子。
父親剛到西北的時候，他還在機關辦公室，機關裡每天斗來斗去，大字報、批判會天天有。父親和另一個人民大學畢業的同事天真地以為，到基層勞動會少一點精神的折磨，就主動要求到基層去。沒想到基層的工人更厲害，除了更加無知粗暴的侮辱，還有身體上的傷害和折磨。有個姓古的班長，長得孔武有力，是個文盲，曾經像惡魔一樣折磨過父親。多年以後，父親提到他，並沒有怨恨，只有憐憫，他說古的愚忠並沒有得到報答，他所在的單位破產了，他連退休工資也領不到，幾個孩子偷搶犯罪，有的入獄，有的流浪，他70多歲，還在揀垃圾度日。
父親1979年接到右派平反的通知，我還記得那一天父親破天荒地抽起煙來了。到北京，父親見到原單位的老領導，一個也經歷了無數風霜雪雨的女黨委書記，問起一個壓在心頭多年的問題，當年是什麼原因使他被劃為右派，他從來沒有的到過任何明確的答覆。老書記告訴他，當年他們接到上級指令，冶金部的部委是6% 的右派指標，他們不得不找出6%的人劃成右派，趕出北京。他們還很有人情味地考慮到父親單身一人在北京，沒有牽掛，所有把他劃在了這6%當中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父親，一個在北京冶金部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員，曾經是遠在山東鄉下爺爺奶奶的全部生命的寄託，是一個小縣城的驕傲，一夜之間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讓多少人傷心斷腸的人間悲劇，它的起因竟是如此簡單，你能相信嗎？什麼叫「莫須有」，這就是。
父親的平反通知輾轉了一年多才轉到他手裡，他去北京的時候已經是右派平反的尾聲了，風向有些變了，他只拿到200多元的經濟補償，回北京的事也不行了，原因是父親的家眷不好解決北京戶口。和當年離開的理由相似，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北京沒有關係，他是個鄉下農民的兒子。老領導還勸他說，你離開北京還好了，文革部裡鬥得更厲害，沒當右派的有的還更慘，好幾個被鬥得跳樓自殺的。
回到西北，父親的單位裡為父親舉行了平反慶祝會，團組織還象徵性地恢復了他的團籍，黨委書記講話說歡迎父親入黨，沉默多年的父親忍不住講了幾句話，他說決不會要求加入共產黨了，當年如果沒有申請入黨，也不會遭這一場人生劫難。說得黨委書記一臉尷尬。我不覺得平反有什麼可慶祝的，只是從一個長長的惡夢中醒來了而已，當時有一個電影《牧馬人》，就很像是父親的經歷。
父親一直工作到70歲，到現在還是閑不下來，他退休時是西北的一家冶金公司的總經濟師，是全國統計學會和省統計學會的理事，還擔任好幾家統計學術雜誌的編委，發表過統計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有關學術論文上百篇。他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相對他艱苦的少年，備受磨難的中年，他的晚年是很幸福的了。我衷心地祝願他能夠健康長壽，讓他多享受一下和平安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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