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中國，人們一提到民主，專制主義者總是用「別拿西方說事」的話來反對之和搪塞之。因此，具有民主意識的人一旦涉及到權力分立、憲法體制、法律制度、民主選舉等問題，反對的人手裡最有效的「武器」就亮出來了：「這都是西方社會的民主，與我們中國何干？」久而久之，這樣的事情就好像形成了一個反對民主的「盾牌」，只要遇到民主的東西的「進攻」，它就會被人「亮」了出來。說起來也是，這一面「盾牌」確實有用，因為中、西方社會的確存在著巨大的差別，聰明人似乎不可以無視差別地談論問題。既然情況是這樣，那麼，我們瞧一瞧這一面「盾牌」，一眼就可以發現它上面寫著鄧小平的「中國特色」四個大字。
在這一篇討論民主的短文中，我為了省去麻煩，不拿西方說事，只拿中國的「鄰居」──韓國說事，上述「盾牌」就派不上用場了。韓國在地理上毗鄰中國，在古代服膺孔夫子文化，風俗習慣與中國也差不多，況且於清末之際，還是中國的附屬國哩，因此，就它說事，完全不關「西方」的問題。
其實，在上一個世紀60年代，韓國和中國一樣，都是獨裁統治，統治程度之凶殘，一點兒也不亞於中國。但是80年代伊始，韓國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只過去了十年，韓國就成為一個年輕的民主的國家了。2002年11月12日，我和鄧韞璧先生來到了韓國，不久就遇上了韓國五年一度的大選，我倆和在韓的中國同胞們在電視上親眼目睹了大選的全過程，用「眼睛」看到了「民主」。如果說民主在全世界只有一個的話，那麼，被我們在韓的中國同胞們目睹到的民主，不就是「活生生」的可以用之於我們中國的民主嗎？
怕是出於老天爺的安排吧，中國和韓國每隔五年都搞一次聲勢很大的「選舉」。中國是在11月，韓國是12月。在韓國，當我們看選舉過程和體育競賽是一個模樣時，對比地分析一下「中國式」的共產黨「選舉」，就知道什麼是「水貨」了。
12月19日，是韓國的大選日子，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大選已經是很熱了。大國家黨「選舉對策委員長姜在涉」在助選中說：「總統就是國家的上層雇工。像李明博這樣干實事的雇工臉上會沾上煤灰，指甲縫裡也會有污垢。什麼都不做，身上沒有沾上一點兒灰塵，而且還化妝的雇工要來做什麼？」（《朝鮮日報》《我們可以比中國、迪拜做得更好》）。
好了，就這一句話，我以為是說出了民主的最經典的意思。把總統──國家政治上最高職位──的人看成是國家的「雇工」，表明瞭韓國人民在民主上的創新。既是「雇工」，那麼，根據「雇工」規則：國家作為「僱主」選擇更好的「雇工」就是選舉之真實意義。於是，「擇優錄取」的意義就寓於選舉的過程之中。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樣，所有可以充當「雇工」的人，都可能認為自己是「優秀者」，這樣，到底誰更「優秀」──就是選舉要幹的事情。在這裡，為了公平、公正其間，選舉就「假定」得票最多者為「優」，選票──一張白紙──就這樣地寫下了意義；而這樣的意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古今中外的人苦心孤詣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得票最多者是不是最優秀的人的問題（它是一個「哲學問題」，意義深遠，懸而未決）在這裡被「假設」中的「優」給解決了：得票最多者優，其效果就如體育賽跑競賽時所立的裁判規則一樣：達到終點所用時間最短者即優。
「雇工論」還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僱用工人」的年限問題，一旦被「僱用」的人年限一到，他就得無條件的「下崗」。因此，在他「上崗」的那種一刻就種下了「下崗」的種子，國家「高層雇工」「能上能下」的事情就這樣的給決定了。
對比地看我們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中國的高層「下臺」不「下崗」。毛澤東、周恩來死在了「崗」上，使他們自己的死同歷史上的王朝統治者一模一樣，鄧小平據說是「吸取」了毛的「教訓」，把屁股從「崗」上「撤」了下來，但是，到死卻沒有放權，非但是這樣，在毛澤東「錯誤」了的地方他甚至走得更遠，毛在死前，只是定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鄧小平不但定了「接」自己「班」的人，而且還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於是，在漢語中就產生了「隔代接班」的怪現象。現在，我們就生活在它之中。
因此，中國要民主，或者說「民主」在中國要成為一個「好東西」，就一定要破除「接班人」制度。對於中國歷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接班人制度」是在秦始皇手裡完善的，秦始皇對自己的稱謂有一種解釋：「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國共產黨口口聲聲稱自己是「革命黨」，我的天啊！「革命黨」在今天卻採取了秦始皇的「接班人」制度，不就是一種諷刺嗎？
就此而言，在中國立即廢止「接班人制度」，使所有欲在政治上有著最高追求的人都統統變成「國家」「待雇」的「雇工」，並且在公平選舉中向人民展示自己的「水平、能力、本事和人格」是當務之急，用中國的俗語講：「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一遛。」在抱住「接班人制度」不放的時刻，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等於毛澤東所批的「屁話」了。
「選舉」的「選」字，顧名思義是「挑選」的意思，是在不同的東西中只取一個的意思。因此，民主的政治選舉要有意義，就必須在不同的人中「挑」，於是「選舉」的前提就是「多」而不是「一」。政治選舉──為什麼在「多黨制」存在的社會裏是「真」，在「一黨專制」的國家中是「假」，原因也在於此。因此，如果胡錦濤的文膽──俞可平新近所說「民主是共和國的心臟」之話是對的，那麼，要使「共和國的心臟」不在「心肌梗塞」病發時「壞」死，實行「多黨制」就是救治中國的唯一「良藥」，中國的最高當權派有什麼理由拒絕之呢？
今年年初，中國領導人心血來潮，忽然說中國要學習「韓國的新農村運動」，於是派過來一大批公費旅遊者，大概來了有幾批吧。公費旅遊者們在給韓國人留下了惡劣影響之後沒有下文的就完了。也就在這個事發之時，我寫文章說，中國是要學習韓國，一點都不錯，但是與其學習韓國的「新農村運動」，不如學習韓國的民主選舉運動；而要作到「學以致用」，中國就應該立即廢止「接班人」制度，以便於建立起「國家雇工」所遵循的「擇優錄取」原則。
前一向，《博訊》上刊登了李志寧《中國御用學者其實抽了民主的筋》一文，轉述了著名的美國學者黎安友教授的論述，依據黎教授的意思，民主的「筋」就是：「把選擇政府的權力交給人民，實行民選，這是已經謀取到政治權力的中國統治者們最忌諱的」。目前，中國不是沒有民主，而是民主被「抽了筋」。我們都知道，沒有被「抽筋」的民主，那好像是中國式的「龍」，它可以騰雲駕霧，出入六合，游之四海，而沒有了「筋」的民主，就成為一條爬在地上的「蟲」了，雖然它活著，有氣有息，但只能終「蠕動」。可見，民主是「龍」是「蟲」？就憑這一根「筋」！
就人類的歷史看，起初人民並沒有「選擇政府」的權力，是「民主革命」給了人民這種權力，成功的「民主革命」迫使政治上的最高當權派把「選擇政府的權力交給人民」，所以在所有進行過「民主革命」而人民又沒有拿到此權力的國家中，恢復和發揚「民主革命」的精神就意味著要「補」上民主的那「一根筋」──上述這些，要以韓國為例子來說事的話，那麼，在90年代以前，它就是韓國持續不斷地充滿激情的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市民運動和光州人的「英勇造反」，在90年代以後，它又表現為被嚴格限定時間的法定政治選舉運動和隨即而發的公民政治抗議活動。也只是在這種民主的持續的、不斷的「活動」、「運動」中，韓國──這一條「亞洲之龍」才給「騰空而起」，使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成功地躋身於世界發達國家之林，而同樣是朝鮮民族的朝鮮，卻和中國一樣地被浸泡在專制、愚昧的苦水之中。
一句話：是民主的「國家雇工」制度繁榮了韓國，是「接班人制度」抗壞了中國和朝鮮。在中國「接班人」制度還披了一個「黨」的外衣，表面上好像不太「封建」，在朝鮮它是「赤裸裸」的「血緣」式的，不廢止，怎麼了得！(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在這一篇討論民主的短文中，我為了省去麻煩，不拿西方說事，只拿中國的「鄰居」──韓國說事，上述「盾牌」就派不上用場了。韓國在地理上毗鄰中國，在古代服膺孔夫子文化，風俗習慣與中國也差不多，況且於清末之際，還是中國的附屬國哩，因此，就它說事，完全不關「西方」的問題。
其實，在上一個世紀60年代，韓國和中國一樣，都是獨裁統治，統治程度之凶殘，一點兒也不亞於中國。但是80年代伊始，韓國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只過去了十年，韓國就成為一個年輕的民主的國家了。2002年11月12日，我和鄧韞璧先生來到了韓國，不久就遇上了韓國五年一度的大選，我倆和在韓的中國同胞們在電視上親眼目睹了大選的全過程，用「眼睛」看到了「民主」。如果說民主在全世界只有一個的話，那麼，被我們在韓的中國同胞們目睹到的民主，不就是「活生生」的可以用之於我們中國的民主嗎？
怕是出於老天爺的安排吧，中國和韓國每隔五年都搞一次聲勢很大的「選舉」。中國是在11月，韓國是12月。在韓國，當我們看選舉過程和體育競賽是一個模樣時，對比地分析一下「中國式」的共產黨「選舉」，就知道什麼是「水貨」了。
12月19日，是韓國的大選日子，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大選已經是很熱了。大國家黨「選舉對策委員長姜在涉」在助選中說：「總統就是國家的上層雇工。像李明博這樣干實事的雇工臉上會沾上煤灰，指甲縫裡也會有污垢。什麼都不做，身上沒有沾上一點兒灰塵，而且還化妝的雇工要來做什麼？」（《朝鮮日報》《我們可以比中國、迪拜做得更好》）。
好了，就這一句話，我以為是說出了民主的最經典的意思。把總統──國家政治上最高職位──的人看成是國家的「雇工」，表明瞭韓國人民在民主上的創新。既是「雇工」，那麼，根據「雇工」規則：國家作為「僱主」選擇更好的「雇工」就是選舉之真實意義。於是，「擇優錄取」的意義就寓於選舉的過程之中。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樣，所有可以充當「雇工」的人，都可能認為自己是「優秀者」，這樣，到底誰更「優秀」──就是選舉要幹的事情。在這裡，為了公平、公正其間，選舉就「假定」得票最多者為「優」，選票──一張白紙──就這樣地寫下了意義；而這樣的意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古今中外的人苦心孤詣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得票最多者是不是最優秀的人的問題（它是一個「哲學問題」，意義深遠，懸而未決）在這裡被「假設」中的「優」給解決了：得票最多者優，其效果就如體育賽跑競賽時所立的裁判規則一樣：達到終點所用時間最短者即優。
「雇工論」還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僱用工人」的年限問題，一旦被「僱用」的人年限一到，他就得無條件的「下崗」。因此，在他「上崗」的那種一刻就種下了「下崗」的種子，國家「高層雇工」「能上能下」的事情就這樣的給決定了。
對比地看我們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中國的高層「下臺」不「下崗」。毛澤東、周恩來死在了「崗」上，使他們自己的死同歷史上的王朝統治者一模一樣，鄧小平據說是「吸取」了毛的「教訓」，把屁股從「崗」上「撤」了下來，但是，到死卻沒有放權，非但是這樣，在毛澤東「錯誤」了的地方他甚至走得更遠，毛在死前，只是定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鄧小平不但定了「接」自己「班」的人，而且還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於是，在漢語中就產生了「隔代接班」的怪現象。現在，我們就生活在它之中。
因此，中國要民主，或者說「民主」在中國要成為一個「好東西」，就一定要破除「接班人」制度。對於中國歷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接班人制度」是在秦始皇手裡完善的，秦始皇對自己的稱謂有一種解釋：「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國共產黨口口聲聲稱自己是「革命黨」，我的天啊！「革命黨」在今天卻採取了秦始皇的「接班人」制度，不就是一種諷刺嗎？
就此而言，在中國立即廢止「接班人制度」，使所有欲在政治上有著最高追求的人都統統變成「國家」「待雇」的「雇工」，並且在公平選舉中向人民展示自己的「水平、能力、本事和人格」是當務之急，用中國的俗語講：「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一遛。」在抱住「接班人制度」不放的時刻，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等於毛澤東所批的「屁話」了。
「選舉」的「選」字，顧名思義是「挑選」的意思，是在不同的東西中只取一個的意思。因此，民主的政治選舉要有意義，就必須在不同的人中「挑」，於是「選舉」的前提就是「多」而不是「一」。政治選舉──為什麼在「多黨制」存在的社會裏是「真」，在「一黨專制」的國家中是「假」，原因也在於此。因此，如果胡錦濤的文膽──俞可平新近所說「民主是共和國的心臟」之話是對的，那麼，要使「共和國的心臟」不在「心肌梗塞」病發時「壞」死，實行「多黨制」就是救治中國的唯一「良藥」，中國的最高當權派有什麼理由拒絕之呢？
今年年初，中國領導人心血來潮，忽然說中國要學習「韓國的新農村運動」，於是派過來一大批公費旅遊者，大概來了有幾批吧。公費旅遊者們在給韓國人留下了惡劣影響之後沒有下文的就完了。也就在這個事發之時，我寫文章說，中國是要學習韓國，一點都不錯，但是與其學習韓國的「新農村運動」，不如學習韓國的民主選舉運動；而要作到「學以致用」，中國就應該立即廢止「接班人」制度，以便於建立起「國家雇工」所遵循的「擇優錄取」原則。
前一向，《博訊》上刊登了李志寧《中國御用學者其實抽了民主的筋》一文，轉述了著名的美國學者黎安友教授的論述，依據黎教授的意思，民主的「筋」就是：「把選擇政府的權力交給人民，實行民選，這是已經謀取到政治權力的中國統治者們最忌諱的」。目前，中國不是沒有民主，而是民主被「抽了筋」。我們都知道，沒有被「抽筋」的民主，那好像是中國式的「龍」，它可以騰雲駕霧，出入六合，游之四海，而沒有了「筋」的民主，就成為一條爬在地上的「蟲」了，雖然它活著，有氣有息，但只能終「蠕動」。可見，民主是「龍」是「蟲」？就憑這一根「筋」！
就人類的歷史看，起初人民並沒有「選擇政府」的權力，是「民主革命」給了人民這種權力，成功的「民主革命」迫使政治上的最高當權派把「選擇政府的權力交給人民」，所以在所有進行過「民主革命」而人民又沒有拿到此權力的國家中，恢復和發揚「民主革命」的精神就意味著要「補」上民主的那「一根筋」──上述這些，要以韓國為例子來說事的話，那麼，在90年代以前，它就是韓國持續不斷地充滿激情的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市民運動和光州人的「英勇造反」，在90年代以後，它又表現為被嚴格限定時間的法定政治選舉運動和隨即而發的公民政治抗議活動。也只是在這種民主的持續的、不斷的「活動」、「運動」中，韓國──這一條「亞洲之龍」才給「騰空而起」，使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成功地躋身於世界發達國家之林，而同樣是朝鮮民族的朝鮮，卻和中國一樣地被浸泡在專制、愚昧的苦水之中。
一句話：是民主的「國家雇工」制度繁榮了韓國，是「接班人制度」抗壞了中國和朝鮮。在中國「接班人」制度還披了一個「黨」的外衣，表面上好像不太「封建」，在朝鮮它是「赤裸裸」的「血緣」式的，不廢止，怎麼了得！(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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