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人们一提到民主，专制主义者总是用“别拿西方说事”的话来反对之和搪塞之。因此，具有民主意识的人一旦涉及到权力分立、宪法体制、法律制度、民主选举等问题，反对的人手里最有效的“武器”就亮出来了：“这都是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我们中国何干？”久而久之，这样的事情就好象形成了一个反对民主的“盾牌”，只要遇到民主的东西的“进攻”，它就会被人“亮”了出来。说起来也是，这一面“盾牌”确实有用，因为中、西方社会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聪明人似乎不可以无视差别地谈论问题。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瞧一瞧这一面“盾牌”，一眼就可以发现它上面写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四个大字。
在这一篇讨论民主的短文中，我为了省去麻烦，不拿西方说事，只拿中国的“邻居”──韩国说事，上述“盾牌”就派不上用场了。韩国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在古代服膺孔夫子文化，风俗习惯与中国也差不多，况且于清末之际，还是中国的附属国哩，因此，就它说事，完全不关“西方”的问题。
其实，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独裁统治，统治程度之凶残，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但是80年代伊始，韩国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只过去了十年，韩国就成为一个年轻的民主的国家了。2002年11月12日，我和邓韫璧先生来到了韩国，不久就遇上了韩国五年一度的大选，我俩和在韩的中国同胞们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大选的全过程，用“眼睛”看到了“民主”。如果说民主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的话，那么，被我们在韩的中国同胞们目睹到的民主，不就是“活生生”的可以用之于我们中国的民主吗？
怕是出于老天爷的安排吧，中国和韩国每隔五年都搞一次声势很大的“选举”。中国是在11月，韩国是12月。在韩国，当我们看选举过程和体育竞赛是一个模样时，对比地分析一下“中国式”的共产党“选举”，就知道什么是“水货”了。
12月19日，是韩国的大选日子，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大选已经是很热了。大国家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姜在涉”在助选中说：“总统就是国家的上层雇工。象李明博这样干实事的雇工脸上会沾上煤灰，指甲缝里也会有污垢。什么都不做，身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灰尘，而且还化妆的雇工要来做什么？”（《朝鲜日报》《我们可以比中国、迪拜做得更好》）。
好了，就这一句话，我以为是说出了民主的最经典的意思。把总统──国家政治上最高职位──的人看成是国家的“雇工”，表明了韩国人民在民主上的创新。既是“雇工”，那么，根据“雇工”规则：国家作为“雇主”选择更好的“雇工”就是选举之真实意义。于是，“择优录取”的意义就寓于选举的过程之中。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样，所有可以充当“雇工”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是“优秀者”，这样，到底谁更“优秀”──就是选举要干的事情。在这里，为了公平、公正其间，选举就“假定”得票最多者为“优”，选票──一张白纸──就这样地写下了意义；而这样的意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古今中外的人苦心孤诣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得票最多者是不是最优秀的人的问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意义深远，悬而未决）在这里被“假设”中的“优”给解决了：得票最多者优，其效果就如体育赛跑竞赛时所立的裁判规则一样：达到终点所用时间最短者即优。
“雇工论”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雇用工人”的年限问题，一旦被“雇用”的人年限一到，他就得无条件的“下岗”。因此，在他“上岗”的那种一刻就种下了“下岗”的种子，国家“高层雇工”“能上能下”的事情就这样的给决定了。
对比地看我们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中国的高层“下台”不“下岗”。毛泽东、周恩来死在了“岗”上，使他们自己的死同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者一模一样，邓小平据说是“吸取”了毛的“教训”，把屁股从“岗”上“撤”了下来，但是，到死却没有放权，非但是这样，在毛泽东“错误”了的地方他甚至走得更远，毛在死前，只是定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邓小平不但定了“接”自己“班”的人，而且还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于是，在汉语中就产生了“隔代接班”的怪现象。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它之中。
因此，中国要民主，或者说“民主”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好东西”，就一定要破除“接班人”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是在秦始皇手里完善的，秦始皇对自己的称谓有一种解释：“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革命党”，我的天啊！“革命党”在今天却采取了秦始皇的“接班人”制度，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就此而言，在中国立即废止“接班人制度”，使所有欲在政治上有着最高追求的人都统统变成“国家”“待雇”的“雇工”，并且在公平选举中向人民展示自己的“水平、能力、本事和人格”是当务之急，用中国的俗语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在抱住“接班人制度”不放的时刻，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等于毛泽东所批的“屁话”了。
“选举”的“选”字，顾名思义是“挑选”的意思，是在不同的东西中只取一个的意思。因此，民主的政治选举要有意义，就必须在不同的人中“挑”，于是“选举”的前提就是“多”而不是“一”。政治选举──为什么在“多党制”存在的社会里是“真”，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是“假”，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如果胡锦涛的文胆──俞可平新近所说“民主是共和国的心脏”之话是对的，那么，要使“共和国的心脏”不在“心肌梗塞”病发时“坏”死，实行“多党制”就是救治中国的唯一“良药”，中国的最高当权派有什么理由拒绝之呢？
今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心血来潮，忽然说中国要学习“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于是派过来一大批公费旅游者，大概来了有几批吧。公费旅游者们在给韩国人留下了恶劣影响之后没有下文的就完了。也就在这个事发之时，我写文章说，中国是要学习韩国，一点都不错，但是与其学习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不如学习韩国的民主选举运动；而要作到“学以致用”，中国就应该立即废止“接班人”制度，以便于建立起“国家雇工”所遵循的“择优录取”原则。
前一向，《博讯》上刊登了李志宁《中国御用学者其实抽了民主的筋》一文，转述了著名的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的论述，依据黎教授的意思，民主的“筋”就是：“把选择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实行民选，这是已经谋取到政治权力的中国统治者们最忌讳的”。目前，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被“抽了筋”。我们都知道，没有被“抽筋”的民主，那好象是中国式的“龙”，它可以腾云驾雾，出入六合，游之四海，而没有了“筋”的民主，就成为一条爬在地上的“虫”了，虽然它活着，有气有息，但只能终“蠕动”。可见，民主是“龙”是“虫”？就凭这一根“筋”！
就人类的历史看，起初人民并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力，是“民主革命”给了人民这种权力，成功的“民主革命”迫使政治上的最高当权派把“选择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所以在所有进行过“民主革命”而人民又没有拿到此权力的国家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就意味着要“补”上民主的那“一根筋”──上述这些，要以韩国为例子来说事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以前，它就是韩国持续不断地充满激情的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和光州人的“英勇造反”，在90年代以后，它又表现为被严格限定时间的法定政治选举运动和随即而发的公民政治抗议活动。也只是在这种民主的持续的、不断的“活动”、“运动”中，韩国──这一条“亚洲之龙”才给“腾空而起”，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而同样是朝鲜民族的朝鲜，却和中国一样地被浸泡在专制、愚昧的苦水之中。
一句话：是民主的“国家雇工”制度繁荣了韩国，是“接班人制度”抗坏了中国和朝鲜。在中国“接班人”制度还披了一个“党”的外衣，表面上好象不太“封建”，在朝鲜它是“赤裸裸”的“血缘”式的，不废止，怎么了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在这一篇讨论民主的短文中，我为了省去麻烦，不拿西方说事，只拿中国的“邻居”──韩国说事，上述“盾牌”就派不上用场了。韩国在地理上毗邻中国，在古代服膺孔夫子文化，风俗习惯与中国也差不多，况且于清末之际，还是中国的附属国哩，因此，就它说事，完全不关“西方”的问题。
其实，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韩国和中国一样，都是独裁统治，统治程度之凶残，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但是80年代伊始，韩国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只过去了十年，韩国就成为一个年轻的民主的国家了。2002年11月12日，我和邓韫璧先生来到了韩国，不久就遇上了韩国五年一度的大选，我俩和在韩的中国同胞们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大选的全过程，用“眼睛”看到了“民主”。如果说民主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的话，那么，被我们在韩的中国同胞们目睹到的民主，不就是“活生生”的可以用之于我们中国的民主吗？
怕是出于老天爷的安排吧，中国和韩国每隔五年都搞一次声势很大的“选举”。中国是在11月，韩国是12月。在韩国，当我们看选举过程和体育竞赛是一个模样时，对比地分析一下“中国式”的共产党“选举”，就知道什么是“水货”了。
12月19日，是韩国的大选日子，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大选已经是很热了。大国家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姜在涉”在助选中说：“总统就是国家的上层雇工。象李明博这样干实事的雇工脸上会沾上煤灰，指甲缝里也会有污垢。什么都不做，身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灰尘，而且还化妆的雇工要来做什么？”（《朝鲜日报》《我们可以比中国、迪拜做得更好》）。
好了，就这一句话，我以为是说出了民主的最经典的意思。把总统──国家政治上最高职位──的人看成是国家的“雇工”，表明了韩国人民在民主上的创新。既是“雇工”，那么，根据“雇工”规则：国家作为“雇主”选择更好的“雇工”就是选举之真实意义。于是，“择优录取”的意义就寓于选举的过程之中。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样，所有可以充当“雇工”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是“优秀者”，这样，到底谁更“优秀”──就是选举要干的事情。在这里，为了公平、公正其间，选举就“假定”得票最多者为“优”，选票──一张白纸──就这样地写下了意义；而这样的意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就是古今中外的人苦心孤诣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得票最多者是不是最优秀的人的问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意义深远，悬而未决）在这里被“假设”中的“优”给解决了：得票最多者优，其效果就如体育赛跑竞赛时所立的裁判规则一样：达到终点所用时间最短者即优。
“雇工论”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雇用工人”的年限问题，一旦被“雇用”的人年限一到，他就得无条件的“下岗”。因此，在他“上岗”的那种一刻就种下了“下岗”的种子，国家“高层雇工”“能上能下”的事情就这样的给决定了。
对比地看我们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中国的高层“下台”不“下岗”。毛泽东、周恩来死在了“岗”上，使他们自己的死同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者一模一样，邓小平据说是“吸取”了毛的“教训”，把屁股从“岗”上“撤”了下来，但是，到死却没有放权，非但是这样，在毛泽东“错误”了的地方他甚至走得更远，毛在死前，只是定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邓小平不但定了“接”自己“班”的人，而且还定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于是，在汉语中就产生了“隔代接班”的怪现象。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它之中。
因此，中国要民主，或者说“民主”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好东西”，就一定要破除“接班人”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接班人制度”是在秦始皇手里完善的，秦始皇对自己的称谓有一种解释：“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革命党”，我的天啊！“革命党”在今天却采取了秦始皇的“接班人”制度，不就是一种讽刺吗？
就此而言，在中国立即废止“接班人制度”，使所有欲在政治上有着最高追求的人都统统变成“国家”“待雇”的“雇工”，并且在公平选举中向人民展示自己的“水平、能力、本事和人格”是当务之急，用中国的俗语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在抱住“接班人制度”不放的时刻，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等于毛泽东所批的“屁话”了。
“选举”的“选”字，顾名思义是“挑选”的意思，是在不同的东西中只取一个的意思。因此，民主的政治选举要有意义，就必须在不同的人中“挑”，于是“选举”的前提就是“多”而不是“一”。政治选举──为什么在“多党制”存在的社会里是“真”，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是“假”，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如果胡锦涛的文胆──俞可平新近所说“民主是共和国的心脏”之话是对的，那么，要使“共和国的心脏”不在“心肌梗塞”病发时“坏”死，实行“多党制”就是救治中国的唯一“良药”，中国的最高当权派有什么理由拒绝之呢？
今年年初，中国领导人心血来潮，忽然说中国要学习“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于是派过来一大批公费旅游者，大概来了有几批吧。公费旅游者们在给韩国人留下了恶劣影响之后没有下文的就完了。也就在这个事发之时，我写文章说，中国是要学习韩国，一点都不错，但是与其学习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不如学习韩国的民主选举运动；而要作到“学以致用”，中国就应该立即废止“接班人”制度，以便于建立起“国家雇工”所遵循的“择优录取”原则。
前一向，《博讯》上刊登了李志宁《中国御用学者其实抽了民主的筋》一文，转述了著名的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的论述，依据黎教授的意思，民主的“筋”就是：“把选择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实行民选，这是已经谋取到政治权力的中国统治者们最忌讳的”。目前，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被“抽了筋”。我们都知道，没有被“抽筋”的民主，那好象是中国式的“龙”，它可以腾云驾雾，出入六合，游之四海，而没有了“筋”的民主，就成为一条爬在地上的“虫”了，虽然它活着，有气有息，但只能终“蠕动”。可见，民主是“龙”是“虫”？就凭这一根“筋”！
就人类的历史看，起初人民并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力，是“民主革命”给了人民这种权力，成功的“民主革命”迫使政治上的最高当权派把“选择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所以在所有进行过“民主革命”而人民又没有拿到此权力的国家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就意味着要“补”上民主的那“一根筋”──上述这些，要以韩国为例子来说事的话，那么，在90年代以前，它就是韩国持续不断地充满激情的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和光州人的“英勇造反”，在90年代以后，它又表现为被严格限定时间的法定政治选举运动和随即而发的公民政治抗议活动。也只是在这种民主的持续的、不断的“活动”、“运动”中，韩国──这一条“亚洲之龙”才给“腾空而起”，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而同样是朝鲜民族的朝鲜，却和中国一样地被浸泡在专制、愚昧的苦水之中。
一句话：是民主的“国家雇工”制度繁荣了韩国，是“接班人制度”抗坏了中国和朝鲜。在中国“接班人”制度还披了一个“党”的外衣，表面上好象不太“封建”，在朝鲜它是“赤裸裸”的“血缘”式的，不废止，怎么了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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