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介石的花園裡留連

漫步在臺北蔣介石官邸的花園裡，心中五味雜陳。痛苦的家史和「國民黨」連在一起，同時，對稱蔣介石為獨裁者的臺灣朋友，也有了多一份的理解。

 作者茉莉在蔣介石故居士林官邸的花園中。

夏末的傍晚，空氣中蕩漾著玫瑰的香味。走過士林官邸的內外花園和凱歌堂，在小咖啡店裡喝了茶之後，我們沿著花草扶疏的小路，在園中一座紅色涼亭裡坐了下來。　

　　暮靄降臨，遊人漸少，這臺北市幽靜的一角，愈發安靜了。寂靜中彷彿有人對我一遍遍私語：「這裡曾是蔣介石的花園 ...... 」

　　我的心中五味雜陳。一些早就遺忘的舊事，已經消隱的痛苦，慢慢地浮現出來。

百年頓盡追懷裡

　　在陪同我的臺灣朋友眼裡，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是壓迫他們臺灣人的外來勢力的代表。他們很難明白，「蔣介石」這個名字，對出身大陸的「國民黨崽子」的我，以及我們一類的家庭，曾經意味著甚麽。

　　第一次聽到「蔣介石」的名字，我才六歲。有一天公安局到我們家抄家，抄出了一張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合影，全家陷入一片驚恐之中。我父親向公安人員自辯說，國共重慶談判時，他正在重慶讀大學，因為毛澤東的照片在當時稀以為貴，於是他寄上一張蔣毛合影回老家，讓家屬把照片珍藏起來。

　　因為那張照片上還有毛澤東，我的父親僥倖逃過一劫。但是，他曾經加入國民黨的歷史，卻是我們一家洗不清的罪孽。在我的慘澹少年時，我被趕出中學課堂，我被強迫做苦工，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檔案表格上有一欄寫著：父親是國民黨員。

　　紅衛兵曾在我父親脖子上吊起大字牌，上面寫著「國民黨殘渣餘孽」。從小就聽到老師教導我們：「萬惡的蔣匪幫」如何如何。而我先天就屬於「蔣匪幫」的後代，身為「黑五類子弟」，必須承受所有的歧視和侮辱。

　　少不更事的我常常苦惱地想：要是父親當年不去讀那個中央政治大學，就不會加入國民黨了。父親是一個刻苦讀書成績優異的農家子弟，他曾同時考上三個大學。最終他選擇這個蔣介石任校長的大學，只是因為，這個學校每年給學生免費提供兩套制服。

　　我曾經看過父親穿制服的一張舊照。被後來的生活折磨得有點木訥的父親，在那張照片上年輕瀟灑，英氣勃勃得令我吃驚。那大概是蔣介石給我的唯一的一點好感，他使穿土布出身的父親，穿上了像模像樣的洋布服裝。

　　但是那位老校長走了，他逃到臺灣，在這個美麗花園裡頤養天年，拋下我們這些被烙上蔣家烙印的老老小小，在大陸淪為賤民，慘死或者苟活，遭受非人的煎熬。

　　「百年頓盡追懷裡，一夜難為怨別人。」對於我，「蔣介石」這個名字和政治關係不大，它是和我們痛苦的家史丶和我悲哀的童年聯繫在一起的某種象徵。

「國民黨崽子」的個人情結

　　漢娜．阿倫特曾經宣稱：「作為猶太人受到攻擊者，必以猶太人身份還擊。」．這位自幼融入德國文化的學者，在逃出納粹集中營之後，堅持要以猶太人身份去面對本民族的命運。

　　被定性為「國民黨崽子」而受辱的少年經歷，成了我心中解不開的個人情結。文革後大陸的民主黨派開始活躍，記得有一天，我騎著自行車滿頭大汗地去尋找湖南的「民革」黨部，要求加入中國國民黨。誰知這個共產黨控制的「花瓶黨」吸收新黨員有年齡和地位等諸多限制，年輕的我尚未符合他們的條件。

　　當年，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太醜的話，是可以通過出嫁改變自己的身份的。而我卻選擇了一個同樣是國民黨家庭出身的知青做丈夫。異類歸於異類，賤民歸於賤民。我們這一對賤民，終於在八九年「六四」鎮壓中站出來，發出異類的呼聲，而後雙雙流亡異國。

　　二○○三年我第一次去臺灣，那時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權力。雖然明知此時的國民黨早就不是我父親曾加入的那個黨了，但我在訪問國民黨黨部時，仍然偷偷地生出許多感傷的情懷。當時我拍了不少照片，回到瑞典就把照片和馬英九贈送的一支鋼筆，一起寄給我年邁的父親，我的父親曾在中央政治大學與馬英九的父親同學，並且在臺灣實習過。沒想到，這些給老人留念的東西，全被大陸當局沒收了。

　　蔥蘢的福山，此刻在鳥鳴和蟋蟀聲中更加朦朧了。福山下面是士林官邸灰綠色的正房││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居住過的公館。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就在這裡去世。這個神秘的住宅至今仍未對外開放。這位在浙江奉化出生的老人，儘管貴為總統，但他至死都是一個異鄉人。一個每日必讀《聖經》的異鄉人，他需要基督的信仰來穩定他的心靈。

　　一種共同的命運感，減少了我對這位老人的怨意。如今，他和他的妻子已經接受了死神賜予的安謐，而我們的流亡卻遙遙未知歸期。

巨大和較小的黑暗之比

　　「在感嘆的恍惚中，詠嘆起人間的悲運。」英國詩人奧登的詩句，正是我在花園涼亭的心情寫照。許多和我有相同命運的中國人，至今仍然懷有「國民黨情結」。流亡給人的好處之一，就是擴大視野。今天的我，已經不會像當年一樣傻乎乎地去要求加入國民黨了。那天，在臺北一○一大樓 PAGEONE 書店召開我的新書座談會之後，幾位臺灣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他們談及當年蔣介石屠殺臺灣精英的歷史。

　　我聯想起半年前讀過的一本書，那是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贈送的《走出白色恐怖》。康宜姐生於北京，成長於臺灣。在她六歲時，原籍大陸的父親因受臺灣本土親友牽連，被國民黨政府以「叛亂罪」無辜下獄十年。蔣介石當年在臺灣鎮壓異己的殘酷可見一斑，難怪他們招致臺灣人普遍的怨恨。

　　但同時，我以大陸人的眼睛，在這本書中驚訝地發現，康宜姐這位臺灣政治犯的女兒，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時期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學業，並順利留學美國，這是那個年頭的大陸政治犯子女做夢也不敢想的事情。康宜姐的父親後來赴美，其簽證一度被駁回，由於蔣經國的暗中協助而終於成功。

　　和中共的「紅色恐怖」相比，蔣家的「白色恐怖」似乎還沒有完全滅絕人性，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的「有無」與「多少」的區別。儘管如此，侵犯人權的罪惡，仍然是罪惡。由於當時臺灣遭受中共軍事威脅的危急局勢，蔣介石用鐵腕鎮壓有共特嫌疑的異己，因此在有些人看來，鎮壓乃是不得已之舉，它保證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似乎是必要而合理的。

　　我懷疑臺灣後來的平安是由於「白色恐怖」的效應。即便如此，評價那段歷史，我們首先有一個角度問題。如果僅從政治功利角度來看，也許蔣介石的做法有其道理。但是，知識份子是為社會守護意義的人，他們所持的，應該是尊重個人生命價值的人道主義立場。

　　在溫柔的夜色中，我們漫步走出士林官邸，走進臺北市璀璨的燈火之中。這個傍晚，我對一路上稱蔣介石為「獨裁者」的臺灣朋友，多了一份理解。在回顧自己的生涯之後，我也堅定了自己的理念：知識份子反對一切黑暗，不論是巨大的黑暗還是較小的黑暗。

二○○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