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似乎是一種心靈的健康、美和堅強有力，而邪惡則似乎是一種心靈疾病，醜和軟弱無力。"（柏拉圖：《理想國》）從胡佳身上我們能夠看到種種最寶貴的公民美德，真誠、勇敢、堅韌、博愛，一顆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別戴白花，一個人趕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此時他還是個高中學生。1996年大學畢業時，胡佳應聘到北京電視臺做編導，但是一篇關於一個中國漢子和一個日本老人在內蒙古沙漠治沙的報導，幾乎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寄去100元錢，在打電話詢問時才知道他是唯一一個寄錢的人，他和另一個朋友自費跑到恩格貝沙漠裡種樹一週，成為第一批志願者。他隨後加入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參與創建中國綠色大學生論壇，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態與環保，到湖北天鵝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裡，成為野氂牛隊的一員。2000年開始關注中國的愛滋病狀況，成為最著名的愛滋病活動家之一。遠在"維權"這個概念流行之前，從事愛滋病工作就成為最危險的維權領域之一。愛滋病和血液安全問題長期被政府刻意隱瞞，不准媒體討論，而愛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蹤、騷擾、威脅、迫害，直到今天，政府雖然無法再隱瞞愛滋病的真相，但對愛滋病活動人士的騷擾和迫害仍未結束。
無論是環保還是愛滋病領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熱情；但他有更廣闊的愛與關懷。2003年3月，胡佳參與了呼籲釋放劉荻的簽名活動。他不滿足於僅僅簽一個名字，10月份，胡佳一個人前往公安局，申請要求釋放劉荻的示威遊行；他明知不會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讓政府知道人們對劉荻的關注。2004年，胡佳為紀念胡耀邦逝世15週年，到天安門廣場獻花，警方將他拘捕，還要求胡佳母親帶他去做精神病鑑定。2005年，趙紫陽去世，胡佳到趙府去弔唁，為此被警方關押十餘天。2006年，他為營救盲人維權者陳光誠，陪律師調查取證，或者去探望被軟禁的光誠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極有可能被當地政府僱用的流氓毆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陳光誠妻子逃脫監控，來到北京，胡佳不顧個人安危，把袁偉靜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經常處在莫名其妙地失蹤、被軟禁和監控的狀態。最長的一次失蹤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機關以黑社會手段綁架胡佳，並矢口否認，41天後，迫於外界的強大壓力，才把胡佳交出來。胡佳媽媽講他在裡面絕食的情況，"警察拿他開心啊，他不吃飯，不吃飯餓的不得了，把他抻起來，就是讓他站著，一個手指就給捅倒了，捅倒了以後，倒下來他們又給他抻起來，再給他捅倒，他們就在旁邊哈哈笑。"2007年一年裡，他被監視、跟蹤、綁架的時間超過200天。胡佳的寫作既是心靈寫作，又是真正的"身體寫作"：與極權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體的對抗，精神獨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隨著監禁、軟禁、毆打、失蹤，在極端的情況下，維持自由和人性的尊嚴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他的心靈是開放的，為美好的事物和真實的人性而感動。姚遙評價說，"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覺得我們這個社會應該是那樣的，應該比現在更好，而且他願意為這樣的一個應該達到的目標去奉獻他的努力。當他關注到哪個社會問題比較尖銳，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就願意挺身而出為此而努力。"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漸把自己的工作範圍擴展到幾乎全部人權領域。他不知疲倦地拚命工作，彷彿稍微一放鬆就會愧疚不已。他是一個充滿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對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蟲一獸都充滿愛心；對人類，尤其是弱者和受難者，更是深懷悲憫。他愛的並非是抽象的國家和人類，而是一個個有著具體命運的個體。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還有誰為獄中的酷刑而悲憤？還有誰為政治犯家屬的困頓而焦慮？還有誰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還有誰還惦記著第一線的人權鬥士的安全？還有誰在寒冬為訪民送去棉衣？還有誰關注艾滋孤兒的命運？再一次訪談中胡佳說："我覺得是在與自己的懈怠做鬥爭，與自己的軟弱、虛榮、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內心的陰暗面作戰，還有為社會公正而戰，看到什麼不平的事情就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愛是分不開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堅硬的脊樑；他點燃自己，給周圍的人帶去光明，他的赤誠、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個聖徒，常人無法企及。
他心中，永遠把受難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訪者、愛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屬、處境危險的人權捍衛者。其實，如果把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可以說中國的人權狀況相當不錯。而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是由受保護最少的那部分人決定的；我稱之為"人權的木桶定律"。是法輪功信徒、藏民、上訪者、囚犯、農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種特權的官老爺，代表著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法治程度。"如果這個社會始終和不同地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讓一部分人出於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護之外（作為'賤民'），這一部分人的狀況實際上代表了這個社會整體的水平。"（崔衛平：《承擔一個猶太人的重負》）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們去愛、去關懷這些被法律、被媒體和公眾討論所遺棄的政治賤民，因為今天是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們自己（想想孫志剛、聶樹斌、魏文華的命運，誰又能真正的免於恐懼？）；因為每一個同類的自由和尊嚴，都是對我們自己的剝奪；而且每一次不義和罪惡，都有我們的一部分責任。
胡佳當然清楚自己所處的危險。"雖千萬人，吾往矣！"他是一個早就免於恐懼的大寫的人。當然他絕非赤膊上陣，為了入獄而入獄。他清楚自己對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責任。歐陽小戎回憶道：有一天他給胡佳打電話，正值耿和大姐剛被毆打，他對胡佳說："請你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電話那頭，胡佳開始顫抖，語無倫次，只是不停重複著："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兒剛出生的時候，他給朋友們的信中說，他要離開幾天，專門照顧妻子和女兒，維權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想要保持獨立和尊嚴、想要承擔社會和歷史責任的人，必須同時考慮到家庭的責任；據我的觀察，那些入獄的良心犯，對家庭和親人都有一種深沉的熱愛；那些真正熱愛生活、熱愛自由的人們，才有可能放棄，才有可能面對這種痛苦的選擇。事實上，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社會-歷史責任與家庭責任之間作出艱難的平衡。
在我們周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站立起來，憑著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持續不斷進行抗爭。"抵制極權主義最好的辦法，是將它從我們自己的靈魂，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土地，從當代人性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哈維爾）對人性異化的自覺抵制與反抗，需要極為艱苦的持續的努力，但舍此無法看到新社會的希望。胡適曾經對青年學生講，"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我們社會已經取得的些許進步，必須主要歸功於少數的那些敢於生活在真實之中、敢於和野蠻、謊言和邪惡作鬥爭的優秀公民，少數的那些保持人性尊嚴和高貴靈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數的那些被囚禁的、被傷害的、被侮辱的、被驅逐的行動者和思想者，少數的那些踐行公民美德、擔負公民責任的人們。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摧殘人性的制度將不會改變，而我們的後代仍將被野蠻所統治。
2008-2-15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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