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潮序曲
一九八五年秋季，在上海幾所高校裡，正醞釀著一股躁動不寧的空氣。從北京傳來消息：部分北京高校的學生，不滿日本的"經濟侵略"，曾發起反對日本、抵制日貨的愛國行動。該行動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準確透射了當時相當一部分高校學生的思想情緒。
當時，我正在上海同濟大學管理學院攻讀研究生。校園裡，早已聚集起一批志向遠大，富于思索的研究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名最活躍的弄潮兒。我們常常以聚會或沙龍的形式，評論時政，針貶時弊，大有國家興亡，舍我其誰的氣概。這類聚會或沙龍中的活躍人士，大多成為後來八六學潮的骨幹。考慮到今天，他們中大多數人，仍然在國內各行各業上任職，殊為不易，在本文中，我盡隱其名。聚會或沙龍中，最大的主題，是民主政治。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沒有一個相互監督和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體制，中國的強大昌盛之路斷不可能。
日人侵華虐華之恥，一直留在莘莘學子的心頭。中國政府耗數十億巨資，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興建寶山鋼鐵公司，由於是昏官和外行主持談判的結果，在這樁交易中，中方蒙受了難以置信的巨大經濟損失，僅僅因寶鋼項目，就導致日方數家瀕臨倒閉的設備供應企業起死回生。這是新的國恥。
此一事件，成為我們一批熱血學子發動學潮的導火索。八五年十二月，將是歷史上的反日愛國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我們打算籍此發動一次紀念性學潮，以反日為口號，呼籲推動民主政治。
準備工作從十月份展開，為了保密，牽頭工作在我們本校五到十名研究生間悄悄進行。我和另外兩位研究生，連續工作幾個晚上，手書了大批口號性傳單："寶鋼虧損，國恥難忘"；"懲辦貪官，振我國威"；"專制誤國，民主興邦"；"自由萬歲"......
將傳單塞在鼓脹的書包裡，我們分頭騎自行車到其他高校去散發。異校撒傳單，是我們設計的一種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復旦大學。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獨自踩著單車去復旦，秋冬交接的冷風直往衣領裡灌。在復旦的曦園草地上，教學樓教室的座位上，圖書館的桌面上......到處布下了我散放的傳單。而在回同濟的路上，卻有一種孤獨和惆悵的感覺揮之不去，在偌大而熱鬧的復旦校園，僅僅只有一個人，僅僅只有我，在從事這份冒險的事業！
幾乎同一時期，一份列印件從浙江大學傳來：方勵之教授在浙大的演講。這份宣傳民主、弘揚真理、譏諷陰暗現實的演講稿，讀之令人一振。我們迅速決定，廣為散發和宣傳方勵之的系列言論，籍此推動學生民主運動。
我們收集到更多方勵之的演講與文論，放大複印，在校園內到處張貼。我們並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自己編輯印刷發行了《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這場宣傳活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學生對新時期民主運動的理解和關注。但我們這群活躍份子，也因此引起了校方、乃至國家安全部門的注意。這種注意很快發展為便衣特務的跟蹤監視。在一次張貼活動後僅十幾分鐘裡，管理學院和校方的一群領導，突然出現在我們管理學院的研究生宿舍，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張貼是我們幹的，領導們仍然苦口婆心地對我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並警告：不要"鬧事"。
當局方面獲悉我們將在"一二九"時發動學潮，急忙多方打壓。市長江澤民臨時出"高招"：將"一二九"前後一週定為當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動周"：全市進行交通大檢查，任何個人和單位不得影響交通。街道集體活動一律禁止。監控密，風聲緊。我們不具名號的"學運籌委會"不得不開會冷靜分析形勢，半數人認為當年發動學潮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為首的我於是親自提議：激流勇退。一番爭論後，多數人同意了我的提議。計畫中的八五年上海學潮因此擱置。
隨後，我又向部分研究生提議，改為向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萬言書"其實沒有萬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徹夜撰成，另一位研究生好友執筆抄下。大意是：沒有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成功的經濟體制改革；學生運動有助於幫助政府，帶動社會進步，而不是什麼"鬧事"。
"萬言書"原準備在校內研究生中大範圍簽名聯署，但不少人懼怕(仍然是一個恐懼因言獲罪的年代)，雖然贊同上書內容，卻怯於具名。於是，最後簽名聯署的，以我為首，共有十名本校研究生。
出乎意料，忐忑不安的等待，是一個良好的結果。八六年春，中共中宣部一名姓楊的處長和一名姓孔的科長，奉胡耀邦之命，來到同濟大學，指名要求與我們十名上書的研究生會見、座談。會見順利進行，我們向這兩位中宣部幹部當面闡述了我們的政見：擴大民主，廣採民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講得激情，兩位幹部聽得認真。我們的結論是：胡耀邦，一位難得的中共開明總書記。中國的政治改革，或許可能從黨內改革派開始？
八六年，全國政治空氣空前活躍，方勵之、劉賓雁等先生的進步思想傳播更廣，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影響日增。在此大背景下，校園文化思想動態急趨活躍。各種聚會、沙龍紛紛興起，氣氛十分熱烈。
由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和學生會共同主辦"同濟八六文化潮活動"，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和十六日，劉賓雁和方勵之先生先後應邀來到同濟大學，對學生發表演說。兩場演講會，在同濟都掀起極大波瀾。尤其以方勵之的演講會為高潮。
十一月十六日，時任校研究生會常委、管理學院研究生會主席的我，受研究生會、學生會兩會之命，驅車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剛剛出國歸來的方勵之先生，及其夫人李淑嫻和秘書。在此之前，我們專門突擊趕辦了一期牆報"歡迎方勵之"專欄，再次密集張貼方勵之的演講言論和生平事跡，並在校廣播臺反覆播放方勵之將蒞校演講的消息。於是，當方勵之一行人抵達時，學校大禮堂內外，已經聚集了一萬二千多學生，也有部分教師，水泄不通。後來我們知道，這是方勵之所到高校中，受到的最盛大熱烈的歡迎場面。
方勵之先生的演講題目，是我在行車路上向他建議的：民主，改革，現代化。這個題目，也成為他演講結束後，對同濟留下的題詞；李淑嫻的題詞則是：童年的搖籃，民主的堡壘。(李淑嫻曾就讀於同濟附中)。
方先生演講中途，有學生按照我們預先的安排，在會場上揮動事先準備好的橫幅和標語："民主，自由，平等"；"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要民主，不要獨裁"；等等。
方勵之、劉賓雁等知名人士的到來，使新思潮洶湧的同濟園，更添浪花。這一段時間，校園裡氣氛鼎沸，上海灘山雨欲來。
大上海震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從安徽合肥傳來消息：因不滿官方指定人大代表候選人，中國科技大學等高校成千成萬學生，於十二月五日和九日，上街遊行示威，以示抗議。此正值各地人大代表"選舉"。中科大學生的抗議行動，最後造成該校著名人士方勵之、溫元凱破天荒高票當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安徽的消息首先傳到上海交通大學。交大學生立即計畫組織上街遊行，爭取民主。交大學生此番行動的直接導火索，卻是因為數天前，該校一名研究生試圖應邀在萬體館與美國一搖滾樂隊演員共舞時，遭到中方保安人員的阻攔和毆打。事件發生後，該校學生投訴無門，只得決定於十八日開始走出校門，訴求於街市。
富有戲劇性的是，交大學生遊行計畫，因市長江澤民到校"對話"而臨時取消，位於上海市區東北角的同濟大學，反而成了衝出校園，走向大街的急先鋒。
由於動員和組織有力，同濟大學迅速成為上海灘上的學潮勁旅。參加人數最多，從十八日當天有二千多學生首次衝出校園之後，連續一週內，同濟大學參加示威遊行人數，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最多時達一萬二千人；示威遊行的時間最長，從十八號開始，到二十五號結束；聲勢最大，到十二月十九日高潮時，從外灘、南京路到人民廣場，到處飄滿同濟大學的旗幟。正如五十一年前的"一二九"運動一樣，同濟大學再次於歷史上成為上海學運頭號主力軍。學潮後期，復旦大學數十名學生曾揮舞旗幟，到同濟校園貼滿大字報的牆報前，高呼"向同濟學習，向同濟致敬"的口號，以示欽佩和敬意。上海灘盛傳：交大是民主堡壘，同濟是學運先鋒。
繼同濟、交大學生上街後，復旦大學、水產大學、華師大等高校學生隨後也很快行動起來。這實際上是四九年以後，迄今(至八六年底，文革不算)，在上海，乃至全國最大規模和聲勢的一次學潮。
在上海，幾乎所有的三、四十間高校都捲入了，場面最鼎盛的兩天，十九日和二十日，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都達到七萬人；參加或跟隨旁觀的市民，則有兩到三萬。場面恢宏，蔚為壯觀。這次學運，因而也被稱為"一二一九運動"。
十二月二十日，在示威遊行的人海隊伍裡，我踏過大上海數十條大街小巷，一路激情充沛地領呼口號，直至嗓音完全沙啞，如此度過了自己最難忘的二十三歲生日。
學潮的主題，是疾呼民主、自由、平等；強烈要求廢除專制與獨裁。同濟大學一群學生用床席做成的一幅橫幅上，勁書著四個大字："席捲專制！"市民睹之，無不雀躍歡呼。《國際歌》中"英特納雄耐爾"一句，被我以"學運組委會"的名義，改成"民主自由平等"。一幅醒目的席匾橫幅，一首改詞並張貼在校區中心佈告欄上的《國際歌》，都成為該次學潮的象徵。
學潮發生前，頗有氣氛和預兆。然而，學潮真正啟動時，卻仍然是突發性的。學生參加示威遊行的狀態，自發性更大於組織性。同濟以外的高校更是如此。在同濟大學，有兩各個獨立學生組織成為學潮的帶動力量。一是本科生中的"學運促進會；一是研究生中的"學運組委會"。前者較為公開，後者較為隱形。兩組織骨幹人員大致有二十多人，卻並沒有明確的分工，組織內基本上是各自發揮，見事做事。連組織本身，也完全不具有正規性，沒有架構或章程。因而也可以說，不成其為組織。學潮一結束，兩組織很快自行解散。
學潮的自發性，還表現在各校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繫和協調，與外地的聯繫更談不上。各校基本上各自為政，自行其是。這種分隔狀態，在後來的八九民運中，也表現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關係上，同樣成為一個不利於學生而有利於當權者的實際問題。八六學潮，也幾乎不存在與海外的聯繫。多年後，我們聽說，海外的"中國民聯"曾派志士楊巍回上海活動，並遭逮捕入獄，但當時，我們國內的學運組織者，對此全然不知情。
鑒於我的"反叛"名聲，早已在一年多前就遍於校園上下，這次八六學潮之初，管理學院的領導們，院長、系主任、總支書記等，頻頻找我談話，一方面試圖全力"說服教育"我，另一方面，也企圖以談話為名絆住我，使我難以脫身到學潮前線。當然，這並非就是院領導們的本意，他們身負"上級"交代的難違之命，不得已而為之。學潮進入高峰狀態後，他們再也找不到我，乾脆也就放棄找我了。
受制於層層監控和羈絆，本人常常要在擺脫跟蹤後，才能突擊加入到遊行隊伍的中段或後段。更多時候，是在宿舍裡奮筆疾書，以每晚十幾到三十幾份的"產量"， "大規模"書寫大字報，並由其他同學以不同筆跡、不同落款，快速抄成，集中張貼在校園中心。這些大字報，既有理論闡述，也有時局分析，還有臨場動員（筆者常常以同濟大學"學運組委會"的名義，發布通告或告示），也算是洋洋灑灑，包羅萬象。
上海當局開始也試圖以強硬姿態彈壓學運，十二月十九日夜間，甚至派出二千多武警到外灘清場。武警對學生採取拉拉扯扯和推推搡搡行動，強行驅學生上卡車帶離。此舉偏偏造成學生情緒更加尖銳對立。次日，上海各高校學生以更大規模和聲勢遊行示威，並當眾焚燒刊登當局謊言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眼看學生不服，學潮成了氣侯，到十二月下旬，上海當局改以"懷柔"政策，與學生"對話"。除江澤民本人先前曾親自到其母校上海交大與學生"對話"外，其他市府和市高教廳的領導則忙不迭地趕到同濟等大學，分頭與學生"對話"。
在同濟大學大禮堂五千多人參加的對話大會上，每當台上有市府領導發言，全場學生即一片噓聲，口哨，喝倒彩，譏諷和輕蔑之態，不一而舉，市府大員幾乎語不成句，十分狼狽；而每當有學生上臺發言，揭露市府當局的鎮壓和欺騙伎倆，全場則響徹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這一方面反映了學生對當局的敵意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學生的情緒化狀態。這一情緒化狀態，在隨後的八九學運中證明，並非都是好事。
到了二十五日，在幾乎沒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學潮便基本結束了。學潮的過早結束，與當局的分化瓦解手段有關，與當局暗藏於學生中的國安人員的破壞活動有關，然而，富有戲劇性和發人深思的是，這次轟轟烈烈的大學潮，實際上是學生自髮結束的。結束的理由是多種多樣的：一些學運骨幹感覺太累了，想歇下了；許多學生覺得"過夠癮"了，該抽身了；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差不多了"，該回頭突擊期末考試了......這類自髮結束的理由，在後來的八九學運中，各地也有相當程度的表現。既不是因為鎮壓，也不是因為有了成果，學潮便告自髮結束，這是自發性和情緒化甚強的學生運動的顯著特點。
基於這一特點，反觀中共當局對學潮的處置，總是顯得反應過度。學潮興起時，他們驚惶失措；學潮高峰時，他們束手無策；學潮結束後，他們又急於秋後算帳。從效果來看，在其中哪一個階段，他們都自以為是，一錯再錯。他們一再逆民意而動，將自己定位在民眾的對立面，為終有一日，把他們自己送上歷史的審判臺，而大行鋪墊之能事。
學潮之後，中共高層內保守派發動"政變"，罷黜了深孚人望的開明總書記胡耀邦的職務。這一愚蠢的過激反應，直接導致兩年半後，胡耀邦去世，人民群起悼念，形成全國一起反的空前局面。從這一點而言，八九民運與八六學潮，實際上有著前因後果的緊密關聯，血脈相承，絲不可分。
中共當局還宣布，將他們自以為對學潮有很大影響的三位著名異議人士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開除職務或黨籍，這一自作聰明的舉措，反而催化了中國反對派的加速成形，無意間，為日後的八九民運，塑造了反對陣營不可多得的精神領袖。
上海學潮瀕於尾聲的同時，北京的學潮卻應運而生，成為一波熱火朝天而引人注目的接力賽。北京高校數以萬計的學生，走上街頭，為民主吶喊。直到除夕之夜，學生們分頭冒雪趕到次日就要戒嚴的天安門廣場，在八七年元旦，向全世界發出他們要求民主的聲音。首領人物劉剛、封從德等甚至因此分別被當局拘留一日。
一九八七年元旦，聲勢不凡的八六學潮宣告結束。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在該文件中，鄧小平首次嚎叫：我們不怕流血。為日後血腥鎮壓學運，露出了騰騰殺機。
潮聲過後
八六年十二月，除合肥、上海、北京三地掀大規模學潮之外，其他如武漢、南京、成都、天津、廣州、深圳、昆明、蘇州等地，也相繼發生規模不等的滾滾學潮。形成八十年代，神州大地一道強勁的民主風景線。
八六學潮的弄潮兒們，在隨後的八九民運中，又分別在各地充當英勇先鋒，大展身手。上海八六學潮結束半年後，我完成研究生學業，辭別我深愛的同濟大學。據傳我是被上海當局列在"不宜留在上海"的黑名單之首要人物，於是也離開我同樣深愛的大上海。八七年七月，我乘火車南下，到達中國的南大門，廣州。在中山大學經濟系擔綱任教。
自此，我開始結交當地誌士，在商風瀰漫的中山大學，創辦起第一個"民主沙龍"。從八八年開始策劃新的學潮，計畫在八九年，以籍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之際，在廣州發動新的學潮，繼續呼喚民主。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辭世，學潮提前啟動，並成為全國性、史無前例而激越悲壯的人類偉大民主運動。作為廣州地區八九民運的創始者和發起人，"六四"鎮壓後，我先後兩度遭逮捕繫獄，在共產黨的黑獄中，煎熬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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