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經歷：說話就犯罪，不說話反而犯了更大罪

國人常常說"因言而獲罪"，我不知犯罪學對於"因言獲罪"的定義是什麼，"言"到什麼主題"言"到什麼程度才算犯罪。關於這個問題是犯罪學者們才能弄清楚的問題。我這裡所說的是因無言也獲罪的一個實例，也就是我本人親身遭遇，絕非虛構，是有證據可查的。

本人在1955年因為向學員們透露了少許蘇軍在東北的暴行，是真實無誤的敘述（都是我親眼目睹的），但是觸犯了蘇軍顧問團團長"吉爾卡基"，要求對我實行軍法處置。由於校領導和學員（都是少將到上校級）對我的保護，我才免於受軍事法庭的審判，按復員軍人處理的方式滾出軍校，這是我因言而獲罪第一個生活片段。因為有了這個生活經歷，我從那以後對於社會上的一切問題都再不敢說三道四。從此開始進入無言狀態（這是指對國家、社會、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困苦）不再發出任何聲音。我認為這樣可以保證自己和家庭的平平安安，不說話總不至於再獲罪。這就是我的生活信條。

當"反右"來臨的時候因為接受了前面的經驗教訓，在大鳴大放的過程中，我一言未發，沒有對"黨"和基層領導提出任何批評，這是因為我內心世界存在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緣故，我把我的思想捂得嚴嚴實實，從而逃過了被"引蛇出洞"而戴上右派份子的災難。但是問題並沒有結束，在此期間我被派往基層單位去發掘右派份子和壞分子（壞分子是屬於工人層次和文化層度低於初中以下的人們，目前對反右中發掘出來的所謂壞分子似乎至今沒有人談到。然而他們的數量也是不少的）。因為我在基層單位沒有發掘出來一個右派和壞分子，引起當時在我所屬單位蹲點的馬天水（以後在文革期間榮任市委書記）大發雷霆，審閱我的檔案，也沒有發現很大問題，於是在1957年把我下放到農村勞動。我覺得這是典型的無言獲罪。

我的第二次無言獲罪是在"文革"中，當我在1966年初聽了江青在軍隊文藝工作那篇會議紀要和評"海瑞罷官"以後，由於我的生活遭遇和經歷，使我十分清醒的要求自己慎言，甚至不語。所以我對這個沒有發表過一言半語，但是"他們"還是製造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假案，把我關進了監獄，我完全不明白這是怎麼發生的，沒有對我審訊，稀裡糊塗就把握判了五年刑，使我遭到家破人亡的迫害。

現今有人大呼"因言獲罪"，從我親身的感受，因言獲罪還總算有個由頭，而本人是因為無言獲罪，雖然事後宣布這一案件是純屬假案，也平了反，補發了基本工資（坐牢期間的伙食費還得扣除，要自己花錢坐牢，其非是天下之咄咄怪事？）我的健康遭到巨大的損害誰負責？我的老母親因受迫害貧病交加而死誰負責？我的妻子顛沛流離受到屈辱，我的子女遭到精神上的打擊這一切的一切應由誰來負責？

有人說國家主席、許多元帥大將、部長、省長將軍們不也受了無窮的災難嗎？你因該心平氣和了，我說不！他們是因為權力之爭，而我是一名貧民百姓，我沒有權利的慾望，也沒有非分之想，我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平民百姓，我沒有權利的慾望，我也沒有享受特殊生活待遇的慾望，我如今已經是80歲的人了，我仍心中憤憤不平，有人會說你憤憤不平又能怎樣，是啊！不能怎樣，然而我心上所受的創傷是永遠也無法平復的。我怨恨！我詛咒！我要把這些憤怒的思想帶到天國或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