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維錄：對自身的權力一無所知的社會群體--家鄉調查散記（之二）
說農民現在對自身的權力還一無所知，這好像不是什麼誇大之詞，在回家鄉的幾天訪問之中，我也確實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對現行體制所承諾給他們的權力不知道有；另一方面，他們對已經被現行體制剝奪了的權力不知道無。弟弟買了不到一畝的地方蓋了房子，地產在不斷地升值，一家人都很高興。
我經過細問，知道他們的地是從別人手裡轉過來的，第一筆錢已經讓別人賺了。
這倒不要緊，問題是他們住了四年多的窩棚，一家人省吃儉用，到處借債，拚死拚活所買來的這塊地方，是不是有永久的產權呢？
在我問他們這個問題時，他們茫然無知。弟媳婦說："我們花錢買的，不就是我們的了嗎？這還不就祖輩傳流地下去了嗎？怎麼還有使用多少年的說法呀？"
當我把中國關於土地的使用政策說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不住地和我辯解，弟媳婦說："我們這兒沒有這個政策，誰買了就是誰的。你說的那個使用多少年，在我們這兒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是他們不知道，當別人說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又不想正視這個問題，而是採取鴕鳥態度。弟媳婦在談這問題時很激動，幾乎是要和我爭吵，倒好像這個政策是我制訂的。
農村的耕地使用許可權一般是三十年到五十年，假如賣給他們地的人已經佔有了十年，從到弟弟手到蓋上房子又去了五年，他就只剩下15∼35年的使用期了。
當他明白了這個問題後他們還會那麼高興嗎？當然，在15∼30年的時間裏，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我不認為現在這個狀況會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不定哪一天他買的地就有了永久的產權了。要真是那樣，現在一些事不知道倒不見得是件壞事，我們幹嗎在事情還沒到來之前先自己給自己添痛苦呢？大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說過，不會思維的動物就沒有痛苦，現在很多農民就生活在這種幸福之中。
弟弟知道我是對當局持異見的人，他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你以後不要發表那些和當權的擰著勁兒的文章了，想法多掙點錢把日子過得好好的，比什麼都強。郭海川（市裡的一個高幹，是我的故鄉當官最大的一個人）總和我打聽你，還問你的電話，說要把你辦到市裡去。他讓你不要寫那樣的文章了，到他那他可以保護你。"弟弟不住地讚嘆說，"人家那個人，真是不錯！總是把咱當成自己人。"
我說："我的文章寫的都是我的真實想法，我不反對任何黨派執政，只要對民眾有好處就行。思想和言論自由是我必須享有的權力，咱們國家法律上也有這方面的規定，我並沒違法。"
弟弟說："你說那不行啊，民不跟官鬥，當官的怎麼說都是他有理，要是讓你個窮百姓有了理，他的官還怎麼當？要是你當政，整天說你不好你愛聽嗎？小老百姓不就是當官的說什麼就是什麼嗎？你跟他們擰著勁兒，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嗎？再說了，現在種地不是也不要公糧了嗎，自己收的就都是自己的了。是，法律規定你有這個權力，那個權力，當官的要是就不給你，你不還是沒轍嗎？"
我說："七叔家的孫子沒錢上中學，楊學孟得了重病沒錢去治，這政府不都有責任嗎？"
弟弟說："他們自己把日子過得那麼操蛋，能怪政府嗎？楊學孟得了那個倒霉的病也不是政府讓他得的呀，政府不能什麼責任都負呀。"
看來，他對公民有權享受九年義務教育，公民有權得到政府的救助等一系列的權力也是一無所知。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說不清"了。
那天我和弟弟談完話，就去拜訪我的一個戰友張樹余。他和我一起當兵，他在三連，我在一連，由於他沒有文化，常常需要我給他寫家信，我們的關係一直不錯。
我們的兵當得很苦，沒有營房，住在半地上半地下的土窩子裡，自己建營房。每天脫坯、到積雪融化的河裡放木頭、在營地壘土屋、冬天還要到河邊運石頭、全副武裝地去拉練。那時留下了病根，年歲大了後，差不多所有在基層當兵的都有疾病上身。前些年我見過張樹余，他和我說，很多人都去找老部隊了，我們在那受了那麼多罪，為部隊出了那麼多年力，現在不管我們了，這不行。他還說，他也要去找，還問我去不去。
這次我見了他，就問他說："你去找老部隊了嗎？"
他欣喜地和我說："不用去找了，已經解決啦。"
我感到很詫異："解決了？給多少錢？"
"沒給錢，"停了停他又說，"這不還沒過年了嗎，過年還不得給點嘛嗎？一人發了一個小紅本。"
說著他就去給我找那"小紅本"，這個"小紅本"他保藏的很仔細，就像保藏著當年的那個退伍證一樣。
一會兒，他把"小紅本"給我拿了來。我一看，是市民政局發的《譽復退軍人優撫證》，上邊有他的照片，後邊分條寫著對這些人的優待條列。
他說："我不識字，你給我唸唸。"
我看了看後邊所列的對譽復退軍人的優撫條款，都是重複國家民政局的一些套話，幾乎沒有什麼實質的內容。什麼關心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意見，尊重他們榮譽，調動他們的熱情，發揮他們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等等。後邊也提到了一些照顧方法，如在他們得病後，對他們實行" 優先掛號、優先就診、優先付費、優先檢查、優先取藥"五優先"服務。
還有節日期間作好優屬工作等。張樹余高興地說："這不快過年了嗎，到年還不得給咱點嘛嗎？你也應該快去找他們要這個紅本。"
我說："你怎麼知道過年要給你錢？以我的經驗，無外乎就是把人們都叫了去，炒點瓜子大家吃一吃，弄點茶水大家喝一喝，大家在一塊扯一會兒淡。這樣的紅本我不要，我也不需要他們這樣照顧我。上邊寫了那麼多，都是廢話。其實用不著寫這麼多，甚至也用不著發這個紅本，只要那些還年輕的給安排工作，那些已經老了的人給發放養老金，得了病的給免費治療，有這些就行了。"
我給張樹余的高興潑了冷水，他茫然地望著我："對呀，這上邊這些可都沒說呀。他們這不是騙人嗎？"
張樹余還和我說了另一件事，他的兒子今年26歲了，因參與了一樁綁架案，被判刑十年。
這是一樁老師綁架學生的案子，學生的家長在和這個老師喝酒時露了富，老師產生了綁架這個學生的犯罪動機。據張樹余說，他的兒子會開車，這個老師就叫他給開車，叫他的時候，他正在河邊釣魚。事先，張的兒子並不知道要去綁架，作案的過程中才知道的，作案的共有四個人，知道後想不干已經來不及了。綁架後，他們和學生家長索要50萬，對方說沒有那麼多，只能給20萬。幾個人一商量，20萬就冒這麼大風險，實在不值，就沒有要錢，把人送回去了。孩子沒受傷害，在扣壓期間，因為孩子嚇得哭鬧，他們還給孩子買了許多"好東西"。
很快這四個人全被抓起來了，家裡人四處活動，想給他們判得輕些。結果幾家費了好大的勁兒才一家湊了一萬，給他們管事的人說，這點錢哪也不到哪呀，就是給了，也不能保證輕判，倒不如不給。
拿不出錢來為檢察院送禮，他們也想到了請律師。後來幾家在一起一商量，全都認為請律師不就是在和法院鬧事嗎，這不判得更重了嗎？
為了"表現好"一點，他們也沒請律師。結果，領頭的首犯被判12年，張的兒子被判了十年。張樹余和我說："如果表現得好，六年就可以出來了。"怎麼樣才算表現得好呢，張和我說："他們說嗎就是嗎，不爭競，這不就是表現得好嗎？"為了"表現好"，法院判決結果出來後，他們也沒上訴。
在我們的戰友中，也有非常有地位的人，聽戰友們說，蔡全福就是一個很受體制重用的人，在市裡和省裡都有官銜。我對張樹余說："你沒去找一找蔡全福嗎？他也許能幫上忙。"
張說："找了呀，他說管說管又不管了，沒有錢找誰也不行，別看是戰友，也不給你辦事。"
我說："不是讓他給你辦事，誰犯了罪也不應逃避懲罰，找他是為了通過他尋找一個司法公正，這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事，就這他也辦不到嗎？"
張樹余茫然地望著我，雖然知道我的話都是為他好，但還是一臉不解之色。在他看來，找朋友幫忙不就是為讓他給自己說情嗎？不說情還找人幹嗎呀？
如果張樹余說的屬實，他兒子的案子完全具有減刑和免刑的情節。首先，他們在沒有收到贖金的情況下主動把人質送回，屬於犯罪終止；其次他們沒有虐待人質，犯罪手段不算十分惡劣；更重要的是，張的兒子事先不知道要去綁架，是脅迫犯罪。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說了後，張說："對呀，後來我也問過律師，和你說的一樣，他們說，最多也就判三年。可話又說回來了，咱沒給法院送禮，人家憑嗎給咱賣力氣呀？能輕判也要重判呀，判多少年不都是他們說了算嗎？"聽他話的意思，他兒子被重判不怪司法界貪贓枉法，腐敗黑暗，全怪他們自己不會做事。在他看來，輕判或重判不是依法律，而是由法官"說了算"的。
說實在的，我真想管管他們這事，再深入作些調查，如果事情真像他說的那樣，我就想辦法翻這個冤案。沒想到我把這個想法和弟弟家說了以後，侄媳婦和我說："您不要管他們的事，那個孩子就該進去管一管。"
我以為侄媳婦可能知道更詳細的情況，就問她說："這個事你知道得詳細？"
侄媳婦說："別的我不知道，但這個人我知道。你知道他多渾嗎？總跟他爸爸打架，有錢就到處去花，就是沒有這個綁架的事，也該把他關起來。"
這真是聞所未聞，一個人就是因為"渾"，因為"有錢到處去花"就可以判他的刑。
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的一個親屬出了車禍，交警來了以後，不調查和追尋肇事車輛，首先要被害者準備幾千元的驗屍鑑定費和拉人的交通費。被害家屬沒有錢交，他們就在死亡鑑定上寫上"死因不明"，然後讓家屬簽字。事後人們說被害者家屬，"你為什麼在那樣的鑑定上簽字？ '死因不明'？有什麼不明的，不就是肇事車輛撞死的嗎？"其家屬說："他們那麼定了，我不簽字行嗎？再說，那幾千塊不要了，不也是為我們省錢了嗎？"
農村，生活著一個非常龐大的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力的群體，他們年復一年地"表現非常好"地接受著各種管制。國歌的第一句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可是看看農村生活著的這些人們，他們的生活和奴隸有什麼區別呢，而且他們"表現非常好"地作著奴隸。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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