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背後共產國際的巨大黑手（上）(圖)

日本侵華背後共產國際的巨大黑手。圖為中共高層參見抗戰紀念活動。（視頻截圖）

一個剛剛結束了封建，奉還了版籍，建立了帝國，走向了中央集權的東方蕞爾島國——日本，雖因在近代世界進步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而開始走向了繁榮和強大，卻很快就生死不顧地冒險發動了一場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東亞、甚至是整個世界製造了太多的鮮血和痛苦，而且也給他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戰後世界對日本發動這場戰爭的研究著述已經汗牛充棟。但是，對於慫恿日本發動這場侵華戰爭的研究著述，卻由於種種原因，非但成就不彰，甚至時有諱莫如深之嫌。本文，就是對上述原因的一個探討，說是對這一領域的開掘，也不為過。因為，作者根據某些鮮為人知的事實，揭出了一些可以想像的原因。這些原因，不但與中國的另一個惡鄰——前蘇俄關係甚大，而且與中國的「馬列子孫集團」關係不小，甚至與日本共產黨也有著說不清的牽連……

一、

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中國和日本進行了一次長達14年的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中國以傷亡3500多萬人（一說2000多萬人），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的代價，非常艱難地保住了中國沒有淪亡，但是這場戰爭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經濟陷於崩潰，國力空前衰弱，共產主義紅禍藉機興起，在中國氾濫成災，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人淪為奴隸已近60年。

2007年是中日全面開戰70週年，當我們再一次忍著劇痛翻開這一頁歷史，我們隱隱約約地發現，似乎有一個巨大的手在導演著中國發生的這場悲劇。中國，有著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歷史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時刻，作了別人的犧牲品，成了工具，演出了一場曠古未有的淒慘壯烈的民族悲劇。在這場悲劇中，有兩個外國人起了很重要作用：一個混血的德國人佐爾格，另一個是日本人尾崎秀實。這兩個人在40年代初差不多同時在日本被捕，兩三年後被日本處死，談到中國近代的悲慘遭遇，就不能不提到這兩個人，這是兩個值得中國人永遠記住的外國人。

佐爾格，混血的德國人，後被招募為俄國間諜。在克格勃的間諜中，里哈德･佐爾格說得上是最出類拔萃的。他最初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在上海從事間諜活動，身份暴露後，他受命前往日本，潛入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由於他的精心運作，在整個30年代對蘇聯和中國命運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64年，也就是他死後二十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追授佐爾格為「蘇聯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勳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與英雄氣概」。在他的忌日，蘇聯官方炮製了一系列傳記來紀念他，更為不平常的是，對一個外籍間諜，還為他專門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蘇聯如此高調地紀念這樣一個外國籍間諜，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佐爾格最根本的功績，就是由於他避免了日本對蘇聯直接作戰。

尾崎秀實，出身富裕家庭，與日本政界人士聯繫密切。從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以記者身份從事間諜活動。夏衍說，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秀實比佐爾格早兩年來到中國，同美國的間諜女記者史沫特萊一起從事坑害中國的活動，史沫特萊稱讚尾崎秀實，說他「對中國的解放事業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堅定信仰」。其實她也一樣，他們在中共看來都是國際上的進步人士，同情中國的解放事業，支援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主張為共產國際的利益犧牲中國利益，藉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消滅中國的資產階級，實現由共產主義掌權的目標。史沫特萊是有名的婊子、「騷貨」（賀子珍的評價）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為中共在黨外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

二、

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初，蘇聯一直擔心會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所有傾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間諜工作者，其實都是圍繞著共產國際在工作。這個工作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犧牲了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這個工作的重點就是讓日本帝國主義同中國的資產階級之間發生戰爭，保護好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蘇聯。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中國的延安，這個指導思想都是一致的。佐爾格領導著一個有一百多人的間諜組織，尾崎秀實所帶領的基本由日本人組成的間諜隊伍，工作得也很出色。最為可怕的是，尾崎秀實的勢力直接滲透到了日本的決策層，直接參與對外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說，他極有可能就是日本對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發生前半年，蘇方截獲並破譯了日本駐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發給日本總參謀部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將要進攻蘇聯的資訊。電文中說：「日蘇交戰已無法避免，只是遲早的問題……日蘇戰爭開始愈早愈對我們有利。我們應當明白，形勢一天天變得有利於蘇聯。簡而言之，我希望當局下定決心同蘇聯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並著手制定相應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頁）。

引起蘇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駐蘇聯大使廣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將軍進行的談話。廣田弘毅是甲級戰犯中被絞死的唯一文官，是從始至終都對日本對外政策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日本官員。他的談話表明，日本同中國的戰爭非常偶然，日本壓根兒就沒打算同中國展開全面戰爭，日本也是被人帶入「歷史漩渦」之中，越轉越深。廣田弘毅在談話中說：

「暫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蘇聯交戰這一問題放在一邊。我們可以說，有必要推行旨在與蘇聯在任何時候開戰的對蘇強硬政策。但目的應當不是抵制共產主義，而是佔領東西伯利亞」。（《克格勃全史》196頁）

這些資訊使蘇俄大為震驚。莫斯科經歷了與日本戰前的恐怖衝擊，共產國際秘書處大為光火，嚴厲批評了一些外國間諜組織，說他們不善於捕捉「日本進攻滿洲里同備戰反蘇戰爭之間的聯繫」。

1932年，共產國際秘書處要求各兄弟黨立即行動，煽動民眾的反日、仇日情緒，破壞日本軍隊經資本主義國家鐵路和資本主義國家港口運輸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對日本施加影響，以避免日本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共產國際的這些思想，由於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作用，在中國得到強有力的實施。因為這些間諜組織也都十分清楚蘇俄對德、對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之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要盡量避免蘇聯與日本直接作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想辦法把戰禍轉嫁給別的國家。

三、

1930年，通過《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美國間諜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介紹，佐爾格結識了尾崎秀實。由於二人思想觀點一致，很快成為至交。佐爾格後來談起尾崎秀時即說：「尾崎是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們的關係，無論是私交還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從日本人士那裡為我搞到了許多準確、全面而又有價值的資訊。我們相識不久便成了好朋友。」

他們差不多一個月見一次面，交流資訊和對時政的看法，會面的地點有時在史沫特萊的住所，有時在某個飯館。佐爾格就是通過尾崎秀實和他的日本同夥瞭解日本的動向，並對日本對外政策施加影響。

在「9･18」事變前後，佐爾格主要工作就是密切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的發展，並及時跟蹤蔣介石圍剿「蘇區」的情況，以情報工作配合中共作戰。佐爾格想盡各種辦法設法接近蔣介石，蔣介石喜歡賽車，正好佐爾格也是個賽車迷。在一次比賽中，佐爾格發揮出色，始終以半個車身的優勢領先蔣介石，只是快到終點時，才讓蔣介石率先通過終點。賽後，蔣介石逕直走到佐爾格面前，主動伸出手，請教佐爾格尊姓大名，並邀請他到自己的官邸作客。佐爾格也就藉此機會深入到蔣介石內部，蔣身邊的將軍們都愛跟佐爾格套近乎，見到他無不客客氣氣，為佐爾格獲取情報提供了方便。左爾格還成功地打入了蔣介石南昌行營的德國顧問團。一名叫斯多茲勒（ErichStolzner）的顧問的太太滿腹牢騷，左爾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國民黨的密碼，包括行營與作戰部隊聯繫的密碼。後來中共反圍剿的勝利，主要是緣於佐爾格的情報。

「9･18」事變後，莫斯科非常小心地處理同日本方面的關係，生怕不慎引起日蘇之間的戰爭。對於日本發動侵犯中國東北之後會有什麼行動，莫斯科要求佐爾格必須盡快找到答案。到了年底，佐爾格找到答案了，由於日本以尾崎秀實為首的左翼勢力對日本政策的影響，日本暫時將進攻的目標從蘇聯轉移到中國，這使莫斯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四、

根據佐爾格提供的情報，蘇俄採取了一系列舉措以免同日直接作戰。

首先，讓中國用戰爭纏住日本，使其無力北顧同蘇聯作戰。在第一次日中淞瀘戰爭爆發後，由蘇俄控制的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中共乘日中開戰的機會在全國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閘北、吳淞、上海與南京」，「創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國民黨軍隊的投降的高級軍官及賣國賊」，「推翻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自己為革命的民眾政權」。（《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電》1932年2月）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公開發布了對日作戰宣言。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並不是要同日本作戰，而是以內亂的方式將戰爭吸引在中國國土上。他們號召民眾「積極進行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同日本一道夾擊國民政府。因為它堅信：「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是順利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實行對日作戰的必要前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八冊，第639～640頁）

第二，對日本入侵中國採取中立政策。由於佐爾格的情報顯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關東軍急速向蘇聯邊境推進；美英等西方國家對「9･18」事變後的遠東局勢沒有採取強硬態度，他們甚至希望日本關東軍向北進攻蘇聯，用蘇聯來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們在華利益。蘇聯的因應對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們的中立立場。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聲明：蘇聯政府對滿洲事件採取嚴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講中，重申蘇聯對滿洲事件採取不干涉主義立場。

對一切有關中日衝突的活動，蘇聯都一概迴避。1931年底，國聯要求蘇聯參加李頓調查團，李維諾夫馬上回絕。他說，蘇聯不準備參加這個調查團，首先是因為蘇聯不想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為了避免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政府對日本的許多行動都採取放縱態度，1932年初，日軍沿中東鐵路運送軍隊，管理該路的蘇方代表竟然不加攔阻，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蘇聯政府還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企圖以條約的方式對日本北韓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絕。

第三，出售中東鐵路和承認偽「滿洲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蘇聯爲了討好日本，緩和與日本的關係，保持遠東的平靜，不顧中國方面的抗議，於1933年5月2日公開向日本提議讓售中東鐵路，並於6月22日在東京開始與滿洲國的代表就此開始進行正式會談，此舉等於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合法性。蘇聯的態度起到了縱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

第四，加強邊境的看管，不讓中國人在中蘇邊境抗日。「9･18」事變後，蘇聯對遠東邊界看管加強了，主要防控中國人進出，以利用蘇聯抗日。日本全面侵佔中國，史達林更不客氣了，對幾十萬華僑、華工的迫害與悉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毫無二致。大規模迫害居住蘇聯遠東的華僑華工，逮捕、關押並處決、流放到北極圈任其自生自滅，短短幾年時間，受迫害華人不下三十餘萬。

第五，蘇俄後來發展為積極支持蔣介石抗戰行動，也主要是出於考慮到本國利益，史達林很清楚地看到，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日，蘇聯就要付出無法想像的代價來對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史達林對中共中央，發出最為嚴厲的指令，務必全力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史達林隨後還釋放了在西伯利亞被勞改多年的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在史達林的嚴厲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來等人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進行善後的接觸，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不是由於中共深明民族大義，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總之，蘇俄當時的一切政策行動，都和佐爾格的情報有著直接關係，正是由於佐爾格及時的情報和日本間諜尾崎秀實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蘇俄成功躲過了蘇俄同日本的直接衝突，從而把中國推入戰爭的血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