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女兵結婚當天即瘋等

有些人你已無法找到她們。她們要麼已不在人世了，要麼已沒了音信。要麼什麼也告訴不了你。我很少向人講她們的事，我一直把它們憋在自己心裏，都快五十年了。我原來年輕，身體好，能承受這些事情，以及她們命運的沈重。但現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們壓得我氣都喘不勻，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講給人聽，想讓人們與我來共同承受。

可是講給誰聽呢？當年的姐妹們堵在心裏的東西本來就已很多，我可不願再給她們增添這些沈重的東西，我常常在想起她們時，不知不覺會嘆一口長氣。給我們的晚輩講，他們不願意聽，他們衝我嚷嚷，唉，又是你們當年那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讓它爛在你心裏吧！可這些往事總是不爛，非但不爛，還在心裏生長著，越長越大，越來越沉，越來越廣闊，我一個人的心怎麼能盛得下呢。就像一個園子裡盛不下森林，一個池子裡裝不下海洋。

我講出來後，你一定要寫出來。不要像別的記者--先後至少有十來個記者，滿心地想讓我講，口口聲聲地說要在報上登，可至今我連一個字兒也沒見著。這不是為了別的，我只是想說，既然她們都全部付出了，難道讓其他人面對一下都不可能嗎？這同樣是犧牲！   

閒話就不說了，言歸正傳吧！黃幹事是我們的分隊長，長沙人。她是個文化人，修養很好，長得有點胖，但文氣，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為有知識，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擔任過分隊長；到部隊不久，就到宣傳科當幹事。她入伍時已二十一歲，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紀大的了。她當兵走時已訂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內當兵，原是大學裡的同學，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們十分相愛。她原想自己當兵後，和未婚夫都在部隊裡了，要調到一起很容易。沒想事情並不是她想像的那麼簡單。她調不到口內去，她未婚夫也從口內調不來。她後來知道，她與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為眷屬，組織上已經給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著調他來，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誰不行呢，新疆什麼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內，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這條心吧！組織上會考慮給你找一個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組織科長就這樣跟她談開了話。可我們相愛，那是愛情，不是別的東西！

什麼愛不愛，情不情的，全是小資產階級情調，你聽從組織的安排，與為革命立過功的同志結合，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愛情！我不會同意的，我已訂婚，我只會嫁給他！她堅決地說。

你這樣做是不行的。

我倒覺得你們這樣做，是違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駁。

這可是你說的！科長惱羞成怒。

是我說的！

那好吧！

科長剛走不久，她就被關了禁閉，一關就是七天。

她出來後，組織科通知她準備結婚，對象是團裡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離開了部隊，她留了一張條子，條子上寫著--

我不想離開部隊，但我不得不離開。我希望組織停止這樣的婚配。愛，永遠是婚姻的基礎。沒有愛的婚姻，對男女雙方來說，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為部隊會抓她回來，但沒有找到她，我們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聽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長沙一所中學當語文老師。我不知道她當時是怎麼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為我沒有真正的愛，因為在那個年代，你真正愛的人，卻不讓你跟他結合。原來也有人說她自殺了，有人在幾年後還給我指了她的墳。又過了幾年，我想去看她，那墳當時已看不出來，它早被牛羊踏平了，與那片荒地成了一體。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個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轉呀轉呀，卻什麼也沒找到。我當時還想，時間改變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這樣被時間遺忘，然後不留一點痕跡地抹去了。它一點兒也不管這個生命在這世界上經歷了怎樣的不幸與痛苦，幸福與歡樂......

後來，當我知道她還活著，我真高興呀！

真正的犧牲！  一個女兵結婚當天就瘋了

我還認識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說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畢業生，入伍時十八歲。她是我們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淨皮膚，大眼睛，櫻桃嘴，兩條粗黑的長辮子，氣質高雅，天生的麗人胚子。我覺得她是我們三湘四水養育的一個精靈。這麼多年了，我再也沒有見到像她那樣超凡脫俗的女孩子，見了她的人，沒有不說她長得完美的。告訴你吧，她走到哪裡，就會像夜裡突然亮了一顆星星，令人矚目。

她到部隊後，戰士們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裏都會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話，那就幸福得不行啦！你要知道，部隊當時正在墾荒，大家忙得腳板朝天，加之也沒什麼條件打扮自己，那些戰士們平時裡都是泥頭泥腦，鬍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隊以後，面貌一下子就改變了，幾乎是突然之間，戰士們都整潔了。衣服再爛，補丁再多，也洗得干乾淨淨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鬍子也常常刮了，再艱苦的勞動，回來也要洗漱洗漱。愛說粗話的不說了，大家都變得文明起來了。她去哪裡參加勞動，哪裡的工效就特別高，淳樸的戰士們就這樣表達著他們對美的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當一個作家，她嚮往新疆的神秘。在我們眼裡，新疆只是一個遙遠、荒涼而又貧窮的地方；但在她眼裡，那裡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說過，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願望就是寫一本新疆的書。但她的夢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一位師領導看上了她。

那位領導是三三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已四十歲左右，原來的老婆他離掉了，三個孩子都跟著他。那時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齡還要小兩歲，但她無論怎樣也沒能擺脫這強加在她頭上的命運。

她很快就結婚了。

可能是心理壓力太大，就在結婚的當天，她瘋了。

她到處跑，那領導辦公時，她就跟到辦公室，在辦公室大吵大鬧。安靜一些的時候，她就倚在師首長住的土坯房的門上，兩眼無神地望著外面，嘴裡嘀咕著什麼，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開放時，卻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從周姐結婚以後，團裡的官兵又成了泥頭泥腦、鬍子拉碴的樣子。是的，他們心目中的美神已經沒有了......1959年我再次見到她時，她已有三個孩子。加之那領導原來的三個孩子，她已有六個孩子了。她什麼事也沒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讓人認不出來了。她那時的病經過治療，已好了些。當我對她說我是誰時，她想躲開，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淚人似的。就一直哭，什麼也不說，引得我也陪著她落淚。

她哭著哭著，突然又扯頭髮又抓臉的，然後捶胸頓足地說，他那麼大年紀了，我這麼年輕，他肯定會先死的，他死了，留下這麼多娃娃，我以後咋辦？我以後咋辦？咋辦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會犯病，趕快找人把她帶回了家。

一晃又過了幾年，我聽說她犯病後，用手槍打死了自己的一個兒子。

我離開新疆時，她還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懷著一個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這麼過去了，她在那裡唯一做到的，就是為那位首長繁衍了幾個後代。她的病時好時壞，時輕時重，聽說那首長去世後，她的病情已好了許多。而我，則希望她就那麼過下去，因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過來，怎樣去面對自己的理想，怎麼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麼希望她能恢復健康，能認識這個世界。如果她還健在--我希望過去的一切在她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從如花似玉的少女時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間的那段時光在她心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還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湯姐。她父親曾經在解放前的《湖南日報》任過總編。她出身於書香門第，是個才女。她到新疆，就進了俄文學校，從那裡畢業後，分到了我們團。我們團當時有個工程師，姓林，是新疆大學畢業的，結過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屬，沒工作，住在烏魯木齊。他們產生了感情，相愛了。可那男的沒有告訴她自己是有婦之夫。她懷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愛的人一直在欺騙她。她不知道這孩子該怎麼辦，最後有位團長膝下無子，就把孩子帶走了。

從此以後，她就走下坡路了。博樂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當時的生活條件本來就很差，她的月子沒人照顧，身體也垮了。那男的受了處分，她也受了處分。最後，組織出面把她介紹給一個起義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歲，老婆死了好幾年了，留下兩個孩子。但即使這樣，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對她非常不好，只過了兩年，老兵就和她離婚了。

然後，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幾年後，又調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團，嫁了一個刑滿釋放人員。這人受夠了苦，有了個老婆，自然十分珍愛，兩人的生活雖然清貧，但能互相體恤，相親相愛，讓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終於熬出來了。不想天有不測風雲，"文革"時，她丈夫又被弄進監獄裡，押到南疆勞改去了，她毅然跟隨丈夫去了南疆。她沒了工作，沒了工資，什麼也沒有了，幾乎是過著乞討的生活，最後手腳都凍爛了。湯姐就這樣，等著丈夫勞改結束。誰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說她後來回口內去了，也有人說她還在南疆，還有人說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費你的時間了。我耳聞目睹的關於湖南女兵的事還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時是說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覺得我講了這些後，內心並沒有感到絲毫的輕鬆。我這才知道，這一切無論怎樣，都僅僅屬於我和我的女兵姐妹們，還是讓我們自己來承受吧！八、王燦輝：婚姻那麼神聖，又那麼苦澀我是長沙市人，在含關女中讀完初中後，就在農業銀行當出納。有天我正忙著自己的工作，有幾個同學來向我告別，說她們參軍要走了，看她們那神氣的樣子，我就問，你們參軍到哪裡去呀？

新疆。

媽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嗎？說是遠得很吶！我的同事一聽就說。只要有一雙腳，再遠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我當時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招兵的首長講了，招我們去新疆是上俄文學校，當護士，搞財經，開拖拉機。我的同學說。我一聽可以開拖拉機，就興奮了。當時能當一個女拖拉機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現在一個女人駕駛美國的幻影戰鬥機或乘坐宇宙飛船進入太空還要神氣。我當即就說，走，我要和你們一起去，我要去開拖拉機！就這樣，十四歲的我在 1951年2 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車。到焉耆後，分配到了十八團二營，駐在輪臺。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當我到達那裡時，所看到的是它的破敗和貧窮。

沒有看到俄文學校的影子，更見不到拖拉機，發給每個人的是一把砍土鏝--一種從蘇聯拉過來的、很笨重的農具。這種農具在中亞用得十分廣泛，對於口內來的湖南女兵，則是第一次見到，我們不知道這玩意兒是用來幹什麼的。直到有一天，營裡出發到草湖開荒時，才知道這就是大家的武器--雖說我們是來當兵的，卻從來沒有扛過槍，打過靶，更不用說其他軍事訓練了。就是靠著一把砍土鏝，駐疆部隊的官兵開墾出了成千上萬畝的土地。

我背著自己的行李背包，扛著砍土鏝往草湖走那天，時值六月，太陽狠毒地炙烤著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難以睜開眼睛。隊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深處走去。除了黃沙，什麼也沒有。只有一陣陣熱浪迎面湧來，讓人窒息。汗水濕透了我的衣服，然後很快又被太陽曬乾，只留下些白色的鹽粒。我覺得自己像要被烤乾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問營長，營長，你要把我們往哪裡帶呀？走了快一百里路了，這兩天的路程，我連一根草也沒見到，難道還有可以開發出來種莊稼的地方嗎？

有，我們去的就是可以種莊稼的地方，是一個世外桃源，從來沒有人開墾過。營長一邊喘著氣，一邊對我說。這太陽把人都要烤成肉乾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現在這裡荒涼，以後，我們走過的地方會是一條大馬路，路兩邊全是莊稼地和一排排白楊樹。營長充滿憧憬地對我說。 

天啊，還要走一天！我在心裏叫了一聲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為乾渴和勞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幾次鼻子。隊伍走進大漠之後，又向東行進了約七八十里路，奇蹟般地看到了一個小小的湖泊。它地處塔里木河北岸，雖然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曾斷言說："塔里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找到這把鑰匙，世界文化的大門便打開了。"但在我們這些帶著盲目性尋找著可墾之地，以期創造出一個農民式家園的軍人們來說，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證塔克拉瑪幹的本來意義--"進得去，出不來"；或者是在執拗地和它較勁--"我們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這樣的地方工作一輩子，還不如死。

的確，沒有人敢奢望憑著那一小湖水，能在這裡生存下來。去的當天，這個面積達三十三點七萬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就給全營官兵來了個"下馬威"。

烈日當空，官兵們稍事休息後，正在挖地窩子準備棲身，天空突然變得昏黃一片，太陽很快就被抹去了。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遠方響起，越來越近，越來越宏大；開始像蜜蜂嗡嗡地叫，繼而像波濤湧動，很快就變成了飛機轟鳴，最後變成了大海呼嘯。遠處的沙丘上，傳來幾聲沙狐忽高忽低、單調淒厲的怪叫聲，草湖顫抖著，岸邊的蘆葦和湖水因為恐懼而"瑟瑟"發抖。大家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突然狂風怒吼，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沙暴！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大家趕緊抱住自己的背包，但還是有行李像紙片一樣被刮上了天，轉眼間就被沙塵吞沒了。大家頓時陷入黑暗之中，感到風推擁著沙丘，正在移動。腳下的整個沙漠彷彿突然立了起來，正在向某個地方奔跑。沙子灌得人滿身都是......約摸半個小時，沙暴停止了，整個營的人馬都已陷在沙中，湧動的流沙已埋到了部分人的腰上，好多人凡是身上帶的、能刮走的，諸如帽子、毛巾、水壺、挎包之類的東西早就沒了影子。

但讓我感動的是：幾乎所有的官兵都緊緊地抱著自己的砍土鏝。我個子小，沙子已埋到了胸部，兩名戰士費了很大的勁，才把我刨出來。我半開玩笑地對自己說，這可能算是真正的扎根邊疆了。我的嘴裡、衣領裡、頭髮裡、耳朵裡，凡是能鑽進沙子的地方，都有沙子，我感到十分難受。但我這次沒有哭鼻子，因為眼前發生的一切讓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恐懼，我的身心被二者完全佔據了。我連自己是否會死於沙暴之中也沒有想到。

沙暴過後，天空很久仍是暗黃色的。沙漠裡更熱，地表溫度達到了攝氏七十餘度。膠鞋被燙得發軟。奇怪的是，湖裡那些黑壓壓的蚊子卻沒有被沙暴刮走，沙暴激怒得它們更加瘋狂。我們這些新鮮的血液使它們變得貪婪無比。它們不顧一切地扑向每一個人。

大家的臉上、手臂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膚全被它們叮得慘不忍睹，最後大家只好用衣服把臉包起來，只露出兩隻眼睛。只可憐我們這些女兵們。由於王震號召部隊節省軍費，支援新疆建設--部隊官兵節省下來的津貼先後修建了七一紡織廠、八一鋼鐵廠、十月拖拉機廠、八一糖廠等新疆第一批帶現代化色彩的企業，所以我們只有一套棉衣，一套蘇式的制式裙子，褲子都沒有給我們發。沒過兩天，我們的腿就被蚊子叮咬得血肉模糊。有些女兵被咬得沒有辦法，就去湖裡撈了稀泥，抹在整條腿上。最後，營裡只好動員男兵為大家捐贈多餘的褲子。可是有幾個人有多餘的褲子呢，最多的人也只有兩條褲子，一條好一點，另一條補了不知多少補丁的，有的地方摞的補丁足有一指厚。男兵們把好一點的褲子讓給我們，自己則穿著鎧甲似的厚補丁褲。

當營長和教導員代表全營五百餘名男兵把他們好不容易找到的十幾條褲子拿到我們跟前時，我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在沙漠中挖好地窩子，全營安置下來，開始了把荒漠變成良田的夢想。

這個地下營地的唯一標記就是一根旗桿，如果那根旗桿沒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難找到家。有一次在南草湖勞動收工後，我看見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當時的人都饞，只要見了或許能吃的東西，就垂涎三尺。我當時餓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嘗了一口，覺得挺香的，就先啃了兩個。想著一位老大姐正有身孕，就摘了一些給老大姐。我高興地往回走著，突然刮起了大風，沙塵瀰漫開來，什麼也看不見。看不見旗桿，我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走。我在沙漠裡轉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沒有看見營地的影子。

風夾著沙石，像一個老魔鬼，發狂地呻吟著，囂叫著，冷笑著，其間夾著狐狸的悲鳴和幾匹跟隨人跡來到這裡的荒原狼的嗥叫。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恐懼。我看見旁邊有個草垛，就一頭鑽了進去。

大家回到營地，點名時才發現我不在，把營地找遍了，也沒看見我的影子。營長立即命令全營人馬分頭尋找。我躲在草垛裡，既怕狐狸，又怕狼，怕狐狸是因為在很多民間故事中，它們會變換成媚人的妖怪；怕狼則是我自小就知道狼的凶殘。幾乎每天夜裡，我都能聽到這兩種動物的叫聲。但它們很少在蘆葦叢外活動。聽人說，狼在很遠的地方，就能嗅到其他動物的氣味，然後循著氣味尋找和捕獲獵物。我也覺得狼的嗥叫聲越來越近，正害怕得不行，不想沒過多久，它們又遠遁了。原來尋找我的戰士已經趕到，他們的火光把狼嚇跑了。我連忙出來，向他們跑去。

我當時單純而天真，這使我在這個成人世界裡完全像一個大孩子。只有我敢於"童言無忌"地給幹部提意見，讓他們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有我可以把營裡餵養的一隻母雞引到地窩子裡，讓它在自己的枕頭邊下蛋，然後讓大家偷偷地用雞蛋洗臉，做一次在當時看來十分奢侈的"美容護膚"。我無憂無慮，活潑俏皮，給大家帶去了十分珍貴的歡樂。在這個女人比率很小的集體裡，任何一個女性對每一名男性官兵來說，都是一個遼闊而美麗的世界；都是他們寄託自己想像中的愛情、慾望和家庭的載體。

女兵班裡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齡大，她們很快先後結婚了。我目睹了她們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過領導，說我們是人，不能把我們拉在一起就過日子，但沒人理我。我自己也沒能擺脫這種命運。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歲的我被教導員叫住，問，小鬼，想不想成家？我還是個孩子，成什麼家呀，教導員，你可不要嚇我。我十分認真地對教導員說。你該成家了，我給你找了個全兵團都有名的英雄模範。教導員一本正經地說。我一聽教導員的口氣，就開始害怕了。我說，教導員，我才十六歲，還太小，我還想上學，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現在......現在不想結婚......何況，我還沒有......沒有喜歡上誰...... 沒有，從沒有想過......結......結婚的事。由於害怕，本來伶牙俐齒的我，一下變得結結巴巴、語無倫次起來。

組織上已經決定了，給你介紹的對象是機槍連指導員，他是兵團模範指導員，是一個忠厚可靠的同志。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明天給你半天時間，你們見個面，談一談。教導員的口氣冰冷、嚴肅，不容置疑和違抗。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沒有喊叫出來。我哭了，哭出了聲，哭著跑回地窩子，扑在床上，號啕大哭起來。女兵們已經知道了，她們不知該怎樣安慰我，因為，她們都已結婚，連怎樣安慰自己都不知道。誰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這個兵我不當啦！我不當啦--。我在心裏嘶啞地吼叫起來。

那你就是個逃兵......你不能這麼想。沒有比當一個逃兵更可恥的了。軍人是一個與死亡為伍的職業，選擇了它，也就選擇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寧願死，戰死疆場，也不願要這樣一種彼此連一點瞭解都沒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難以讓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鬥爭著。有一縷月光灑進了地窩子裡，不大的風從地窩子頂上刮過，從沒有遮攔的洞口襲擊著我。初冬的夜，充滿了淒涼。其他的女兵們都無言地坐著，靜靜地陪著我。

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必須長大，成為成人，以面對即將面臨的一切，面臨那實實在在的、充滿著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思念故鄉，思念父母親人......

既然與指導員的見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達給我的，作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從。第二天吃過早飯，女兵們迴避開後，他進來了。他叫趙自立。老地下黨員，三八年參加了八路軍，打日本侵略者，後又參加解放戰爭，前前後後打了一百多次仗。來到新疆後，一直帶著機槍連的官兵們修建十八團大渠。他比我大十歲。他後來當過二十九團的團長和政委，卻淳樸得像一個辛勞一生的老農民。只有談起當年打日本，打永豐鎮時，他才會滔滔不絕。

他來到我的地窩子門口時，死活不好意思進去，這個打仗時只知道猛打猛衝，幹活時則拚死拚活的河北漢子，臉通紅，在門口轉了一圈又一圈。最後，他嘀咕了一聲，還是算了，還是算了......就要往回走，是戰友們硬把他推進來的。他在地窩子裡站著，由於個子很高，只能低著頭。兩隻手無所適從地一會兒垂在腿的兩側，一會兒又絞在一起。我只是賭氣地坐著，連眼角也不看他。

地窩子裡異常寂靜，似乎連塵埃落地的聲音也能聽見。

他的臉更是羞得通紅，這個曾經一百多次衝鋒陷陣的男人感到異常尷尬和窩囊。那麼冷的天，他的額頭上卻冒出了一股股的汗水。是的，對於女人，這個老兵還是個新兵。何況自己面對的又是一個連一句話也沒說過的陌生女子呢？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們這些女兵的名字像現在明星的名字一樣，被他們那些男兵提及過無數回，每一個女兵的名字都是閃著光的，被大家一遍遍咀嚼過的，無數次回味過的。而我，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他不停地抹著額頭上的汗水，腳不安地在原地動著。

我不會跟你成家，我這麼小，怎麼跟你成家？都兩代人吶！我氣呼呼地說完，就哭了。他坐了下來，想說什麼，又沒說出來，臉憋得更紅了，手腳顯得更加無所適從。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哭，此時，我應顯得堅強些，至少在這個我當時認為的"敵人"面前。沉默，死一樣的沉默。

時間時而洶湧著往前流淌，時而又如同死水，沒有波瀾。

兩人都是作為下級，在上級的命令下，堅守著那一段時間，指定的時間不到，我們誰也不能撤退。這段時間，就是一個上午--必須在一起待一個上午。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事情了。

趙自立作為一個穿過血雨腥風，與死神打過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個農民出身的在當時幾乎識不了幾個字的軍人，當時已近三十歲了，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年齡--自然希望成一個家，能找一個有文化的湖南女子當老婆，他自然也是高興的。但現在，他有些憐憫起我來，覺得自己和我的確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眼看一上午的時間快過去了，他才鼓起勇氣說，王燦輝同志，我們家世代貧農，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一個弟弟參加了抗美援朝，一個弟弟在家種地......

我不需要知道這些事，這是你們家的事情，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沒等他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可我......可我得說完，這是領導交代過，一定要告訴你的，說是便於彼此有個瞭解。其實，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話，我這人戰爭年代是英雄，生產勞動是模範......他說完這些話，如釋重負一般舒了一口氣後，就使勁擦了擦滿頭滿腦的汗，然後站起來，由於沒注意到地窩子很低，把頭狠狠地撞在了地窩子頂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個趔趄，差點栽倒。他穩住自己的腳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門口，向我敬了個軍禮，轉身走出了地窩子。

那次見面不久，我就調到了團部，去給還是文盲的幹部戰士掃盲。我暗自慶幸，以為可以擺脫為自己安排的命運了。離開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興，像一隻衝出了樊籬的小馬，一蹦一跳地走了。的確，從那以後，再沒人提起過讓我結婚的事，好像這件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慢慢地，我又變得愉快歡樂，無憂無慮起來。

轉眼之間，一年又要過去了。部隊正準備著迎接新年，我在團部碰到營部的副官，他是來買糖的。還沒過年就買糖，今年春節是不是要好好熱鬧一下？我一邊問副官，一邊笑著抓了一把糖。副官笑著說，這是喜糖，可不能隨便吃。

又給誰配對了？

副官笑而不答。

說說看吧，是誰和誰？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說完，跨上馬走了。當天下午，營部通信員牽著一匹馬來到團部接我，讓我回去。

有什麼事呢？掃盲還沒完呢，要走，也得跟團裡的人講一講。

營裡已跟團裡請示了，讓你回去一趟再來。

究竟有什麼事？

年終了，可能是營裡開會，具體的，我也不知道。

回到營部，我就被帶到了一個小地窩子裡。全營連以上幹部都喜形於色地坐在那裡。桌上放著兩小堆糖，每人跟前放著一杯水。一見我進去，營長就說，歡迎新娘子！接著就是"噼裡啪啦"的掌聲。

我一下愣住了。我愣愣地站在地窩子門口，正不知該進該退的時候，已被人推到了趙自立身邊。教導員宣布，經組織批准，機槍連指導員趙自立與團文化教員王燦輝現在結為夫妻。讓我們以水代酒，向他們表示祝賀，願他們永結連理，白頭到老，早生貴子！

我早已哭得跟淚人似的，還沒搞清是怎麼回事，婚禮已經結束了。人們完成神聖使命似的，魚貫而出，把我們兩人留在了"洞房"裡。我頹然地站在那裡，覺得自己的整個生命都在崩潰。突然，我不顧一切地衝出了那個地窩子，向著無邊的曠野，向著黑夜深處跑去。凜冽的寒風一陣陣從戈壁灘上掠過，笨重的氈筒使我一次又一次跌倒。我索性把氈筒脫了，掛在脖子上，腳上只有一雙布襪子，我也沒覺得冷，沒覺得硌腳。我只覺得身後正有一種強大的、不可違抗的東西在追逼著我，我只有逃跑，我跌跌撞撞地飛跑著，那麼快，像戈壁灘上的一陣風。

但可憐的我也只能從營部跑回團部。大半個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雙腳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沒任何感覺了。我呼出的氣息噴在臉上，頭髮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當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時，我結了霜的頭髮，蒼白的臉色，茫然無神的眼睛，使我像一個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三個月後，掃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營裡，我住集體宿舍，死活不去見他。就這樣抗爭著，轉眼半年過去了。而他，又不好意思來請我。趙自立事隔多年以後，對我說，我們當時本來就是兩個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說過一兩句話，還是我不願聽的話，也就見過一次面，去請人家回來，憑什麼呢？他不知道怎麼跟我說，所以不僅是不好意思，他還覺得去請一個生人回來跟自己過日子，特彆扭，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沒辦法。

因此，既然是組織介紹的，還得要組織出面。有一天，營長找到我，對我說，王燦輝同志，我現在告訴你吧，把你們招到這裡來，就是要配對象的。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設新疆的需要。趙自立同志是兵團的模範指導員，你這樣做，損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後如何帶兵？婦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我追求的，是自願的婚姻，不是包辦婚姻，如果說他的威信受到了損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針鋒相對，一點也不示弱。

無論怎麼說，我死活也不和趙自立同房。但從此之後，也就不停地有領導找我談話，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這種攻勢下，我最後終於難以忍受，同意與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這麼一片戈壁，這戈壁上就這麼一些人，無論自己是否與人家同房，但在別人的意識中，我已是個結了婚的人。在這種選擇對象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我還能選擇誰呢？

但我從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孫子，在照全家福時，我們才在一起照了個相。到那時，我們已走過了四十多年的風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