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大飢荒」，官方雖然承認「大飢荒」存在餓死人的事件，但是一直不敢正面承認出現「人吃人」的事件，然而我們仍然能從官方的報導中側面瞭解到一些「人吃人」的事實。
由共產黨官方新華社主編的《內部參考》一九六零年第三零三二期報導：據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貴州等地十一個縣市的統計，今年以來，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肅十一起，寧夏、貴州各三起。在這十七起案件中。慘遭殺害的有十五人（內小孩十三人），掘吃屍體十六具。從作案的二十二人的身份來看，地富反壞分子十一人，反動道徒二人，中農二人，貧農三人，小商一人，家庭婦女三人。
他們為什麼吃人肉？據初步瞭解，原因錯綜複雜。有的是發生在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曾經有過「吃人肉」的野蠻惡習，如寧夏吳忠公社丁明禮、丁秀英夫婦，竟將自己的七歲女兒殺了吃肉。在審訊中，丁秀英供認：以前在娘家就吃過人肉，早知「人肉香」。還有的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長生不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壞分子敵意趁春荒的機會，煽動吃人肉，製造恐慌，藉以誣蔑社會主義制度。貴州赤水縣一名叫黃金安的地主（曾判過兩次徒刑，釋放後仍不悔改），去冬以來連續偷盜了三具屍體，到處散佈他要吃人肉，其實他並沒有吃。甘肅張掖市壞分子於興發企圖拉攏鄰居祁桂香共同挖屍，並造謠說：「把人肉拿來吃了再說，這個壞年成，是飯堆裡餓死人，火堆上凍死人，大小娃子都餓死了，你還想活嗎？」
從新華社編的這封「不打自招」自供中，雖然記者是在為當時出現的「人吃人」慘案的現象進行辯護，但可以知道，「人吃人」慘案在當時是一個不爭事實。
「人相食」是中國歷史上災害最嚴重時期的惡果。而我們翻開許多省的省志和縣誌，對一九六零年多有「人相食」的表述。諸如這類慘案，在三年大飢荒的時期許多地方都發生過。中國有句古話叫「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六十年代大飢荒時期由於飢餓對人們生命和生存造成的威脅，使人間的禮儀廉恥喪失殆盡，人們幾乎經常看到一些衣不遮體的飢民搶奪別人手中少得可憐的一點食品，不少飢荒嚴重的地區賣兒賣女成為風氣，拋棄父母子女的現象更習以為常，由於飢餓，成千上萬的農戶家破人亡。
那些「大躍進」苦日子的過來人，那些吃過「稻草澱粉」知道，人餓極了就會什麼都吃的。那時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湯寡水，見不到幾粒米，漂著幾片野菜。大人都餓的受不了，小孩子餓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條！野菜、草根、樹皮、樹葉、水藻、觀音土、苔蘚，天上飛的，地上爬的，什麼不吃！小孩子逮個老鼠都是好東西！挖到條蚯蚓，逮個毛蟲，放到嘴巴裡就吃了。真慘哪！那個稻草澱粉怎麼吃？我告訴你，食堂把草紙漿擠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籠上蒸一下，當成飯發下來，一餐大人兩個小孩一個。比野草還要難吃多了，滿嘴發澀，滿嘴草，嚥不下，卡喉嚨，就著水往下衝，到了肚子裡更難受，燒心燒胃，肚子疼。還得吃，什麼都吃！盡有吃死人的，人都餓瘋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刨新墳，挖出死人來吃。後來人死了就扔在路邊，也沒人埋了，就會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裡人剛死，親人就吃了他。你說?不慘！你問到吃人肉是什麼感覺？這個話我們可不好說，以前我們這裡有一句話，說是吃了人肉長丁瘡。不過對餓的快死的人了說，人肉也是肉哇，吃了人肉還是有補養的吧？反正我們這裡就有人活下來了。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卻永遠是令人驚心動魄的話題。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幾乎都聽說過關於吃人肉的種種可怕的傳聞。當時，它被視為反政府的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一經查處將被處以極刑，散佈此類傳聞也有相當風險，因此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極其隱秘地進行。孫二娘式的勾當極為少見，多半是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他們本無殺人之心，只是餓極了而已。同樣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連「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在四川瀘州專區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聞到肉香，又聽隔牆有咀嚼之聲，從牆縫偷看，見父母正狼吞虎嚥，次日發現弟弟沒了蹤影，回到學校便瘋了。
吃人案由公安部門秘密偵破，判處情況絕對保密，因此儘管廣為流傳，卻難以掌握準確的例證。為了不致讓人感到它不過是流播和言傳，作者引用當時記錄在案的兩件事，這是灌縣一天之內同時發生的。
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現年四十一歲，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群眾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一點五元一斤，共賣了十一斤十二兩……事為食堂事務長黃榮太覺查，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鑒於潘素華抱有深入骨髓的階級仇恨，有計畫、有步驟地下此毒手，為了及時有力的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將屍體挖出來吃，這本是飢荒造成的慘劇。但因為妻子曾是地主的寡婦，丈夫是貧農，就成為有計畫、有步驟的階級報復，這是當時流行的推理方式：階級成分決定行為動機。似乎除此以外他們連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因此，他們若有不軌行為，將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這反過來促使他們鋌而走險。這使作者想起這年大肆宣揚的合江縣著名少年英雄劉文學的故事。一個叫王文學的前地主在地裡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將王帶到公社，王最後掐死了他。無論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沒有好下場。
如果你成分不算壞，就從思想上挂靠，總之，吃死人肉之類的事決不是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幹得出來的。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解放前男人外出當兵病死，解放後在四大運動、土地改革中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統購統銷後及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和兩條道路鬥爭尖銳下，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不願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灌縣縣委辦公室關於「兩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給溫江地委辦公室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因為能找到政治原因，縣委才可能向地委報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響不好」的事已經永遠石沉大海。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麼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一九五九年，糧食的實際產量開始下降，一九六零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億公斤。所有農產品的收穫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連一九五一年還不如。但是一億城裡人需要糧食的心情卻更加迫切。他們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產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糧食留給六億鄉下人。可以想像得到，留給農民的是什麼。這一年以及未來的一年中，鄉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麼可以吃的東西了，有人說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搶光了；有人說榆樹葉無毒，所有的榆樹就都變得光禿禿的。後來人們開始吃土。有些地方，發狂的人們開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鳳陽縣，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趙夕珍和陳章英夫婦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剛好八歲。另一個婦女吃的是已經死去的孩子，工作隊將這些人捆送公安局，說他們破壞社會主義。
作家王立新八十年代中赴鳳陽採訪，他在報告文學中寫道: 犁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告訴我:一九六零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 怎麼能……」她嘆息道:「餓極了……」
作者金輝寫的《安徽省鳳陽縣一九五八 至一九六二年災難實錄》也記錄安徽鳳陽「人相食」的情況。
一九五九年 [拖拉機站王站長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科局長整風會議上說：] 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匯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一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匯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裡把這個婦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一個墳堆有上六七具屍體。（一九六一、八、九）
一九六零年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匯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匯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 （一九六一、一，⑶。）
一九六零年 去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趙玉書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六十三人，關死三十三人。 （一九六一、一，⑴。）
一九六零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同時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一九六一、二、一，⑴，）
人相食這種人間慘劇，並非安徽鳳陽所獨有。三年災難時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黃土高原上，也有過同樣駭人的悲慘。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報》記者，中國報告文學協會理事，是近幾年來北京文壇上比較活躍的青年報告文學作家。他在在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寫了一段甘肅通謂「人吃人」的故事：
飢餓，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飢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農家。
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乾磨成粉嚥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裡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
死亡的感覺在飢餓的軀體裡膨脹。這一戶農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氣力。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他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是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裡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灶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怕極了。
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
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這只是我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中的一個。而這，則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通渭這塊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
人為什麼吃人？幾乎所有人在初聞此情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個疑問。為什麼呢？
有人說，人餓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活下去。為此，我詢問了我接觸到的所有人。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吃過人的人嘴裡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
在甘肅六十年代確實發生了人相食現象。甘肅省委一九六零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做出的檢查報告中，就反映一九六零年元月在甘肅發生了十一起人相食的事件，報告這樣說：「今年元月，公安廳報告發生了十一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視，不作深入瞭解，即判斷為反壞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廳再查，就沒見下文」。
在甘肅省的靜寧縣，有一山村的奶奶吃掉了自己的孫子，老婦人先被拘留，後在糾正「左傾」路線時被釋放，同時在這個縣還發生過一起貧下中農子女吃掉富農子女肉的慘劇。歷史應當永遠記住人相食是人類的最大恥辱，但這種恥辱在極端飢餓狀態下往往會現出，人類要消除人相食，必須首先消除極端的飢餓現象。
一九六零年春，貴州因「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臺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臺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三十五頁。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貴州省委書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為內務部副部長。）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復生了！
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零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裡當了計委副主任。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 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金沙縣一九六零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零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陞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零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飢民死去了。有些人家是全家死於那場飢饉，無人倖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製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裡，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六十年代在全國一些飢荒嚴重的省份，也曾發生過人相食的慘像。高曉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記述了劉少奇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毛澤東通知劉少奇見面，主要是要譴責劉少奇堅持包產到戶的問題，劉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熱情地問候毛澤東，毛澤東卻聲色俱厲地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激憤地說「餓死了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見，當時餓死人的，不僅僅是甘肅、貴州、安徽等省出現人相食的慘景，在其他省份也有。
由共產黨官方新華社主編的《內部參考》一九六零年第三零三二期報導：據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貴州等地十一個縣市的統計，今年以來，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肅十一起，寧夏、貴州各三起。在這十七起案件中。慘遭殺害的有十五人（內小孩十三人），掘吃屍體十六具。從作案的二十二人的身份來看，地富反壞分子十一人，反動道徒二人，中農二人，貧農三人，小商一人，家庭婦女三人。
他們為什麼吃人肉？據初步瞭解，原因錯綜複雜。有的是發生在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曾經有過「吃人肉」的野蠻惡習，如寧夏吳忠公社丁明禮、丁秀英夫婦，竟將自己的七歲女兒殺了吃肉。在審訊中，丁秀英供認：以前在娘家就吃過人肉，早知「人肉香」。還有的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長生不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壞分子敵意趁春荒的機會，煽動吃人肉，製造恐慌，藉以誣蔑社會主義制度。貴州赤水縣一名叫黃金安的地主（曾判過兩次徒刑，釋放後仍不悔改），去冬以來連續偷盜了三具屍體，到處散佈他要吃人肉，其實他並沒有吃。甘肅張掖市壞分子於興發企圖拉攏鄰居祁桂香共同挖屍，並造謠說：「把人肉拿來吃了再說，這個壞年成，是飯堆裡餓死人，火堆上凍死人，大小娃子都餓死了，你還想活嗎？」
從新華社編的這封「不打自招」自供中，雖然記者是在為當時出現的「人吃人」慘案的現象進行辯護，但可以知道，「人吃人」慘案在當時是一個不爭事實。
「人相食」是中國歷史上災害最嚴重時期的惡果。而我們翻開許多省的省志和縣誌，對一九六零年多有「人相食」的表述。諸如這類慘案，在三年大飢荒的時期許多地方都發生過。中國有句古話叫「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六十年代大飢荒時期由於飢餓對人們生命和生存造成的威脅，使人間的禮儀廉恥喪失殆盡，人們幾乎經常看到一些衣不遮體的飢民搶奪別人手中少得可憐的一點食品，不少飢荒嚴重的地區賣兒賣女成為風氣，拋棄父母子女的現象更習以為常，由於飢餓，成千上萬的農戶家破人亡。
那些「大躍進」苦日子的過來人，那些吃過「稻草澱粉」知道，人餓極了就會什麼都吃的。那時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湯寡水，見不到幾粒米，漂著幾片野菜。大人都餓的受不了，小孩子餓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條！野菜、草根、樹皮、樹葉、水藻、觀音土、苔蘚，天上飛的，地上爬的，什麼不吃！小孩子逮個老鼠都是好東西！挖到條蚯蚓，逮個毛蟲，放到嘴巴裡就吃了。真慘哪！那個稻草澱粉怎麼吃？我告訴你，食堂把草紙漿擠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籠上蒸一下，當成飯發下來，一餐大人兩個小孩一個。比野草還要難吃多了，滿嘴發澀，滿嘴草，嚥不下，卡喉嚨，就著水往下衝，到了肚子裡更難受，燒心燒胃，肚子疼。還得吃，什麼都吃！盡有吃死人的，人都餓瘋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刨新墳，挖出死人來吃。後來人死了就扔在路邊，也沒人埋了，就會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裡人剛死，親人就吃了他。你說?不慘！你問到吃人肉是什麼感覺？這個話我們可不好說，以前我們這裡有一句話，說是吃了人肉長丁瘡。不過對餓的快死的人了說，人肉也是肉哇，吃了人肉還是有補養的吧？反正我們這裡就有人活下來了。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卻永遠是令人驚心動魄的話題。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幾乎都聽說過關於吃人肉的種種可怕的傳聞。當時，它被視為反政府的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一經查處將被處以極刑，散佈此類傳聞也有相當風險，因此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極其隱秘地進行。孫二娘式的勾當極為少見，多半是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他們本無殺人之心，只是餓極了而已。同樣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連「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在四川瀘州專區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聞到肉香，又聽隔牆有咀嚼之聲，從牆縫偷看，見父母正狼吞虎嚥，次日發現弟弟沒了蹤影，回到學校便瘋了。
吃人案由公安部門秘密偵破，判處情況絕對保密，因此儘管廣為流傳，卻難以掌握準確的例證。為了不致讓人感到它不過是流播和言傳，作者引用當時記錄在案的兩件事，這是灌縣一天之內同時發生的。
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現年四十一歲，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群眾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一點五元一斤，共賣了十一斤十二兩……事為食堂事務長黃榮太覺查，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鑒於潘素華抱有深入骨髓的階級仇恨，有計畫、有步驟地下此毒手，為了及時有力的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將屍體挖出來吃，這本是飢荒造成的慘劇。但因為妻子曾是地主的寡婦，丈夫是貧農，就成為有計畫、有步驟的階級報復，這是當時流行的推理方式：階級成分決定行為動機。似乎除此以外他們連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因此，他們若有不軌行為，將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這反過來促使他們鋌而走險。這使作者想起這年大肆宣揚的合江縣著名少年英雄劉文學的故事。一個叫王文學的前地主在地裡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將王帶到公社，王最後掐死了他。無論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沒有好下場。
如果你成分不算壞，就從思想上挂靠，總之，吃死人肉之類的事決不是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幹得出來的。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解放前男人外出當兵病死，解放後在四大運動、土地改革中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統購統銷後及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和兩條道路鬥爭尖銳下，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不願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灌縣縣委辦公室關於「兩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給溫江地委辦公室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因為能找到政治原因，縣委才可能向地委報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響不好」的事已經永遠石沉大海。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力圖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麼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一九五九年，糧食的實際產量開始下降，一九六零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億公斤。所有農產品的收穫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連一九五一年還不如。但是一億城裡人需要糧食的心情卻更加迫切。他們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產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糧食留給六億鄉下人。可以想像得到，留給農民的是什麼。這一年以及未來的一年中，鄉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麼可以吃的東西了，有人說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搶光了；有人說榆樹葉無毒，所有的榆樹就都變得光禿禿的。後來人們開始吃土。有些地方，發狂的人們開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鳳陽縣，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趙夕珍和陳章英夫婦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剛好八歲。另一個婦女吃的是已經死去的孩子，工作隊將這些人捆送公安局，說他們破壞社會主義。
作家王立新八十年代中赴鳳陽採訪，他在報告文學中寫道: 犁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告訴我:一九六零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 怎麼能……」她嘆息道:「餓極了……」
作者金輝寫的《安徽省鳳陽縣一九五八 至一九六二年災難實錄》也記錄安徽鳳陽「人相食」的情況。
一九五九年 [拖拉機站王站長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科局長整風會議上說：] 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匯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一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匯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裡把這個婦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一個墳堆有上六七具屍體。（一九六一、八、九）
一九六零年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匯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匯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 （一九六一、一，⑶。）
一九六零年 去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趙玉書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六十三人，關死三十三人。 （一九六一、一，⑴。）
一九六零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同時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一九六一、二、一，⑴，）
人相食這種人間慘劇，並非安徽鳳陽所獨有。三年災難時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黃土高原上，也有過同樣駭人的悲慘。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報》記者，中國報告文學協會理事，是近幾年來北京文壇上比較活躍的青年報告文學作家。他在在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寫了一段甘肅通謂「人吃人」的故事：
飢餓，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飢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農家。
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乾磨成粉嚥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裡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
死亡的感覺在飢餓的軀體裡膨脹。這一戶農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氣力。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他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是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裡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灶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怕極了。
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
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這只是我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中的一個。而這，則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通渭這塊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
人為什麼吃人？幾乎所有人在初聞此情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個疑問。為什麼呢？
有人說，人餓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活下去。為此，我詢問了我接觸到的所有人。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吃過人的人嘴裡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
在甘肅六十年代確實發生了人相食現象。甘肅省委一九六零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做出的檢查報告中，就反映一九六零年元月在甘肅發生了十一起人相食的事件，報告這樣說：「今年元月，公安廳報告發生了十一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視，不作深入瞭解，即判斷為反壞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廳再查，就沒見下文」。
在甘肅省的靜寧縣，有一山村的奶奶吃掉了自己的孫子，老婦人先被拘留，後在糾正「左傾」路線時被釋放，同時在這個縣還發生過一起貧下中農子女吃掉富農子女肉的慘劇。歷史應當永遠記住人相食是人類的最大恥辱，但這種恥辱在極端飢餓狀態下往往會現出，人類要消除人相食，必須首先消除極端的飢餓現象。
一九六零年春，貴州因「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臺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臺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三十五頁。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貴州省委書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為內務部副部長。）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復生了！
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零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裡當了計委副主任。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 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金沙縣一九六零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零年六月，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就陞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零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飢民死去了。有些人家是全家死於那場飢饉，無人倖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製造銅仁嚴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裡，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六十年代在全國一些飢荒嚴重的省份，也曾發生過人相食的慘像。高曉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記述了劉少奇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毛澤東通知劉少奇見面，主要是要譴責劉少奇堅持包產到戶的問題，劉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熱情地問候毛澤東，毛澤東卻聲色俱厲地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激憤地說「餓死了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見，當時餓死人的，不僅僅是甘肅、貴州、安徽等省出現人相食的慘景，在其他省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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