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情不同。
在漢城奧運前半年，南韓就山雨欲來風滿樓，各種民主力量空前大集結，大匯合，大團結，目標是要利用辦奧運的機會，迫使全斗煥政府修改憲法，放棄獨裁統治。當時的抗議規模之大，如按人口比例的話，遠超過中國的八九民運。據統計，不僅有一千萬人的聯名信（當時韓國人口四千萬），在三週之內，就在全國舉行了2100場示威遊行，參加人數多達800萬，佔人口的五分之一。
面對如此民情沸騰，全斗煥政府強調：韓國獲得舉辦奧運的機會不容易，全國人民要珍惜，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確保奧運成功舉辦，為國爭光。全斗煥當時的想法和今天的胡錦濤是一樣的，都是穩定壓倒一切，奧運壓倒一切，提高國家形象最重要。但韓國人民，尤其是反對派領導人的想法，和中國人不一樣。當時的反對派主要領袖、後來做了第一任文人總統的金泳三，絕對不接受全斗煥為了奧運"政治休兵"的呼籲。正相反，他們恰恰要利用奧運會的機會，全力抗爭，迫使政府政治改革。他們不怕被說成是破壞奧運，而且韓國的老百姓，也不認為街頭的抗議是破壞奧運，反而認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辦好奧運，才能真正提升韓國的國際形象。所以有人評論說，韓國奧運會的成功，不是人民配合政府的成功，也不是所謂政府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的成功， 而是人民迫使政府政治改革的成功，是民意的勝利，民主的成功！
而在中國，不要說奧運之前半年，即使現在奧運都已經開幕了，也看不出任何民間力量或組織要借奧運來逼迫政府改革的強大呼聲；反而是全國上下一致熱烈擁護政府舉辦聲勢浩大的"強國"奧運會。民眾認為的"強國"，事實上是強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中國有異議聲音，但很小、也比較零星，實際上是發不出聲音。不要說中國國內，即使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都是一片支持共產政府辦奧運，"強國"好像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最高目標；在他們眼裡，"個人權利"的地位，哪裡能跟"國家強大"相比。在這種心態下，這次的北京奧運，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效果，要遠大於促使民主化的效果。一位在中國留學的澳洲華裔青年撰文說，"北京奧運看來更多的含義似乎只是中國人自己走到一起，向全球大張旗鼓地顯示：為什麼中國如此偉大而強壯。"
一百年了，中國人追求的夢仍然是"強國"。而只有強國，才是最能讓中國人激動和瘋狂的興奮劑。真不知道中國人的可憐還要持續多久？也許中國人太多，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太渺小？渺小到只要"國"強大，"我"就可以沒有？
第二，光州和美國的雙重壓力。
面對韓國的民情激盪的局面，國際奧委會也擔心，如局勢繼續動盪，就得考慮改地方辦奧運。外國對奧運的投資商，也非常焦急。而全斗煥政府更是憂心如焚，不知怎麼辦。因為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任憑這個局面繼續下去，那麼奧運會就真可能開不成了。那麼這個"果斷措施"是什麼，是鎮壓，還是讓步？這是一個兩難選擇：因為讓步吧，他們的獨裁統治就可能因此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而垮臺。如果鎮壓，那也將有嚴重的後果。1980年的光州鎮壓事件，已經成為全斗煥的重大政治包袱，現在這不是一個城市，也不僅僅是首都，而是整個韓國都出現抗議遊行，如果鎮壓，那後果得比光州大多少倍。而且鎮壓之後，在國際抗議下，奧運會是不是能開成，更是難說，同時還可能會因此遭到西方經濟制裁。
另外還有一個美國的壓力問題。朝鮮戰爭之後，韓國一分為二，但南韓一直受到平壤共產政權的威脅，是美國一直在提供軍事保護。在南韓舉辦奧運會之前，美國國會看到了全斗煥可能鎮壓的局面，所以參眾兩院立即通過了支持韓國人民要求民主的議案，而且是高票、沒有任何異議地通過（眾議院415票對0票，參議院74對0票）。這等於公開向全斗煥政權發出信號，美國不僅反對鎮壓，更明確支持韓國人民的民主要求。
面對這種情形，在後來做了總統的盧泰愚建議下，全斗煥在總統府接見了反對派領導人金泳三，談了幾個小時。金泳三跟全斗煥分析了韓國的局勢，認為在目前的獨裁統治下辦奧運會，就等於是三六年的納粹德國奧運會翻版，只有在全面政治改革下，才會有一個全國人民支持的和平的奧運會。金泳三後來說，他從總統府出來之後，感覺他的話全斗煥好像聽進去了。
隨後全斗煥做出決定，不是鎮壓，而是讓步，同意修改了憲法，並把新憲法交給全民公決，結果93%的公民投了贊成票。這部憲法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任期五年不得連任；同時規定總統不得解散國會，不得宣布戒嚴統治，要釋放政治犯，開放新聞和言論自由。這些條款一確定，就等於宣布了獨裁統治的結束。因此韓國知名的評論家金容沃說，八八年奧運會，成為韓國獨裁者給自己套上的一個枷鎖，它對韓國走向民主，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而在中國，雖然也有鎮壓程度超過光州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共產黨總結的教訓是，要把任何異議的聲音都消滅在萌芽狀態；對鎮壓更不手軟，更殘暴。同時也沒有南韓那種需要美國軍事保護、不能完全得罪美國、美國國會的態度會有相當的施壓效果的背景。而且美國今天不僅沒有施壓（中國民眾沒要求，美國國會怎麼幫？），美國總統還親自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於是這場奧運不僅不能推動政治改革，反而成為強化專制的契機。
第三，領導人的因素。
在漢城奧運的最後刻，全斗煥能夠臨門一腳，踢的不是軍事鎮壓的球，而是踢向讓步和開放。全斗煥為什麼會這麼做？他雖然是軍人出身，並一直實行軍事強人統治，但他畢竟不是共產黨人。共產黨是把自己的獨裁看做最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和它自己的統治發生衝突，都必須把保住自己的統治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全斗煥就因為不是共產黨，所以不一樣。比如在繼任總統盧泰愚宣布修改憲法的前一天，全斗煥曾對他的一位副手說，成功舉辦奧運會比繼續掌權更重要。也就是說，他寧可失去權力，也要保住韓國辦奧運、向世界展示韓國的機會。在這一點上，中共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們的水平，都遠遠低於全斗煥。中國這場奧運，共產黨非常清楚是能夠鞏固他們的統治的，如果有任何的跡象證明這個奧運會動搖中共的統治，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自己的統治而取消奧運。
南韓成功地辦了奧運之後，政治氣氛空前寬鬆，經濟也開始起飛。當時韓國舉辦奧運會，全球去了一萬五千名記者，比各國運動員總數還多，向世界密集報導了韓國，對世界瞭解韓國，提升韓國的國際形象，都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韓國通過辦奧運，也獲得不錯的經濟效益。但是，韓國的經濟騰飛，尤其民主，都不是辦一場奧運會帶來的，而是韓國人民抓住政府辦奧運會這樣一個機會，通過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迫使政府修改了憲法，確定了一人一票的民選制度，從而結束了獨裁統治帶來的。
如果韓國沒有政治改革，即使是舉辦了八八年奧運會，今天韓國在國際上的民主地位，經濟地位，都完全不會是這樣。蘇聯在八零年舉辦過奧運會，但蘇聯沒有政治變化，國際形象沒有提升，人權更無改善，更別說民主了。
第四，經濟條件不同。
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南韓實在無法和中國比。中國的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南韓只有9萬9千平方公里，是中國的97分之一。韓國人口4800萬，是中國的28分之一。南韓的面積和人口，都是河南省的一半。可這樣一個韓國，它的經濟規模卻相當於中國的三分之一，在全球200個國家中，佔第13位。目前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
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曾提出"民主浪潮第三波"的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到了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間，就進入了民主第三波的政治過渡帶。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才剛剛擦邊，經濟上還沒走到那個風起雲湧要呼喚民主的地步。
韓國人在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的1987年（漢城奧運前一年），人均收入已達到5,275美元。臺灣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在反對派運動的壓力下決定解除黨禁報禁時，臺灣的人均收入已達3,049美元。今天，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國人均收入大約是1,800美元。雖然已進入亨廷頓說的一千到三千美元的中間地帶，但是中國的確很大，極度貧窮的地方還太多。這個人均1,800美元的數字如果是真實的，也是靠城市很多暴富平均過來的，並不能代表中國人均的富裕程度，也沒有一個堅實的中產階級階層。而南韓和臺灣，都沒有那麼廣大的極端貧窮的地區，所以它們那個人均收入是有普遍意義的。
很顯然，這次奧運不可能成為任何政治改革的契機。其強化中共政權的作用已經毫無疑問。人們只有寄望這次奧運能夠對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一定作用，期待下一波民主浪潮的到來。
2008年8月8日於美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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