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近日出臺一項政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崗創業，不僅將保留編製、職級3年，保留工資待遇1年，創業不成還可回原單位；如果自願辭職創業，除發給相當於 五年工資的辭職金外，最高還可獲20萬元獎勵，辭職金和獎勵金由同級財政負擔。隨後，昆明市人事局在網上發布聲明，稱《昆明市人事局關於支持服務非公有制 經濟發展的實施細則(試行)》未經市委、市政府研究批准，關於辭職金、獎勵金條款暫不執行。報導又說，專家表示，該政策暫不執行只是說在程序上「未經市 委、市政府研究批准」，也不排除經研究批准後執行的可能。 （10月12日《生活新報》）
這種舉措自是為了精簡政府機構人 員。幾年前就有人統計，中國官民之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與改革初的67：1相比，官吏人數攀升之快，也是史無 前例的。官吏越多，國家財政負擔就越重，而且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冗官冗員往往是造成腐敗和無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官位多不僅造成該放的權放不了，該管的事又 無人管，跑官、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而且官多了各種消費就多，財政支出不夠就打老百姓的主意，導致腐敗和濫權。因此，老百姓對於精簡機構和官員，往往 都是持支持的態度。
但據我所知，過去各地精簡機構人員，一般也就是採取留職停薪，像昆明這種留職留薪還有獎勵的優惠政策似屬 少見。如果我是一名當地公務員，也會馬上意識到其中好處，即使捨不得公職，一年後仍可官復原職，何樂不為？此事要放在過去，人們也無話可說，但隨著市場經 濟的確立，公民納稅人意識的增強，人們或許就不禁要問，這種財政支出是否獲得了納稅人的同意，畢竟創造公共財富的是納稅人，而不是政府。換言之，政府不創 造任何公共財富，政府只是受託管理公共財富。在未經過人大財政預算的情況下，政府是否就有權將這大筆錢用在精簡多餘的機構人員身上，它到最後會不會成為一 種變相的發錢，這都是值得質疑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簡官吏的政策未必就有效。前些年也不是沒搞過精簡機構和官員的舉措，但 取消下面，官員就往上走，精簡上面，官員就往下走，結果機構是越來越多，官員隊伍是越來越龐大。尤其是，近年來公務員成為最吃香的職業，考公務員的人如過 江之鯽，比高考考上重點大學還難。曾看過一篇報導，一位農村幹部對記者說，在那些窮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擠入官員的隊伍，因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 員才能活得既輕鬆，還能有錢拿，最重要的是，官員特威風」。他的這番話實際上道出了精簡機構和官吏的難度所在。
中國歷史上的 改革變法，大多數都離不開精簡機構與官吏的內容。學者秦暉曾將清代黃宗羲的一個發現稱為「黃宗羲定律」，即歷史上的賦稅改革總是使得農民的負擔下降一段時 間後，最後又會不減反增。有學者指出，中國官制改革的歷史也印證了這條「黃宗羲定律」。由於在一個官本位社會，官員是獲得利益最多的職業，權力受到整個社 會的崇拜和追求。幾乎每次機構精簡之後，經過一定時間，官員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膨脹，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歷 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歸於失敗，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改革者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其權力，甚至加強其權力。也就是說，改革始終不會觸動以官本位為核心的權 力體系和作用，而在一個官本位社會，最終的考量必然是要從官員的利益出發。賢明的改革者也只可以除一時之弊，不可能撬動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要真正打破越 是精簡體制，機構越是臃腫，官員越是繁冗的「黃宗羲定律」，這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有可能，即由官本位社會轉向民本位社會，還權於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推動 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換，減少政府的權力和官員的利益，從而減少對官員人數的社會需求量和因冗官造成腐敗的概率。
如果機 構改革的重心總是放在精簡機構、編製和人員等技術層面的舉措，而不是制度層面的改革，就像昆明市政府所做的那樣，仍然從不觸動官本位的考量出發，僅僅給予 離崗或辭職官員優惠政策，結果依舊不能改變當官有好處的實質。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不設想，那些空出的位置會不會被新的官員填補，而等到一年後那些離崗 官員回到原單位，官員的人數會不會不減反增？會不會到最後，納稅人又只是白白地付出了自己的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這種舉措自是為了精簡政府機構人 員。幾年前就有人統計，中國官民之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與改革初的67：1相比，官吏人數攀升之快，也是史無 前例的。官吏越多，國家財政負擔就越重，而且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冗官冗員往往是造成腐敗和無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官位多不僅造成該放的權放不了，該管的事又 無人管，跑官、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而且官多了各種消費就多，財政支出不夠就打老百姓的主意，導致腐敗和濫權。因此，老百姓對於精簡機構和官員，往往 都是持支持的態度。
但據我所知，過去各地精簡機構人員，一般也就是採取留職停薪，像昆明這種留職留薪還有獎勵的優惠政策似屬 少見。如果我是一名當地公務員，也會馬上意識到其中好處，即使捨不得公職，一年後仍可官復原職，何樂不為？此事要放在過去，人們也無話可說，但隨著市場經 濟的確立，公民納稅人意識的增強，人們或許就不禁要問，這種財政支出是否獲得了納稅人的同意，畢竟創造公共財富的是納稅人，而不是政府。換言之，政府不創 造任何公共財富，政府只是受託管理公共財富。在未經過人大財政預算的情況下，政府是否就有權將這大筆錢用在精簡多餘的機構人員身上，它到最後會不會成為一 種變相的發錢，這都是值得質疑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簡官吏的政策未必就有效。前些年也不是沒搞過精簡機構和官員的舉措，但 取消下面，官員就往上走，精簡上面，官員就往下走，結果機構是越來越多，官員隊伍是越來越龐大。尤其是，近年來公務員成為最吃香的職業，考公務員的人如過 江之鯽，比高考考上重點大學還難。曾看過一篇報導，一位農村幹部對記者說，在那些窮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擠入官員的隊伍，因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 員才能活得既輕鬆，還能有錢拿，最重要的是，官員特威風」。他的這番話實際上道出了精簡機構和官吏的難度所在。
中國歷史上的 改革變法，大多數都離不開精簡機構與官吏的內容。學者秦暉曾將清代黃宗羲的一個發現稱為「黃宗羲定律」，即歷史上的賦稅改革總是使得農民的負擔下降一段時 間後，最後又會不減反增。有學者指出，中國官制改革的歷史也印證了這條「黃宗羲定律」。由於在一個官本位社會，官員是獲得利益最多的職業，權力受到整個社 會的崇拜和追求。幾乎每次機構精簡之後，經過一定時間，官員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膨脹，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歷 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歸於失敗，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改革者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其權力，甚至加強其權力。也就是說，改革始終不會觸動以官本位為核心的權 力體系和作用，而在一個官本位社會，最終的考量必然是要從官員的利益出發。賢明的改革者也只可以除一時之弊，不可能撬動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要真正打破越 是精簡體制，機構越是臃腫，官員越是繁冗的「黃宗羲定律」，這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有可能，即由官本位社會轉向民本位社會，還權於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推動 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換，減少政府的權力和官員的利益，從而減少對官員人數的社會需求量和因冗官造成腐敗的概率。
如果機 構改革的重心總是放在精簡機構、編製和人員等技術層面的舉措，而不是制度層面的改革，就像昆明市政府所做的那樣，仍然從不觸動官本位的考量出發，僅僅給予 離崗或辭職官員優惠政策，結果依舊不能改變當官有好處的實質。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不設想，那些空出的位置會不會被新的官員填補，而等到一年後那些離崗 官員回到原單位，官員的人數會不會不減反增？會不會到最後，納稅人又只是白白地付出了自己的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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