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糧食關紀念碑》（圖片截取自北京之春雜誌(總第１８７期)）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飢荒。事後連劉少奇都說要"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為了這句話，劉少奇在文革中死無葬身之地。50年過去了，大飢荒的碑沒有立，卻立起了毛澤東紀念堂，至今仍雄踞於天安門廣場。倘若人死後有知，幾千萬餓死的冤魂如何能夠瞑目？一代暴君毛澤東該以怎樣的冷笑蔑視那些認賊作父的人們？
這裡，我們不能不感謝吳曄，這位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農民的兒子，他用自己的錢，委託村裡的人，在2004年清明節，為那些大躍進期間餓死冤死的村民立下兩塊紀念碑，為那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歷史留下了最有力的見證。
大陸獨立記錄片製片人胡傑在《大躍進50年和改革開放30年國際研討會》上，圖片來自議報
在大躍進50週年國際研討會上，來自大陸的獨立記錄片製片人胡傑放映了他拍攝的《糧食關紀念碑》，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部記錄片通過對吳曄的父親吳永寬等人的訪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反映了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在大躍進期間的悲慘故事。
吳永寬說，1959年本來是個豐收年，但是由於縣委書記馬龍山浮誇虛報，逼迫農民把絕大部分收成上繳國庫。這還不罷休，後來又以"反瞞產"的名義進一步搜刮掠奪，導致村民斷糧50多天。村民沒有糧食吃，祇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後來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在死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一個13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1個人，許多家庭甚至全家死光。因此當地人稱之為"糧食關"。吳永寬告訴我們，那時候，從上到下都說大話，說假話，誰要說實話就給你扣上"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就批你鬥你打你，用繩子吊起來。吳永寬說，他的父親吳德金是生產隊會計，就因為說打這麼多糧食不給社員吃，真有點虧良心，後來就遭到隊長批鬥，連氣帶餓於11月3日死去。
除了立碑紀念，吳曄還蒐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冊。凡是全家死光的，後面都註明"絕戶"；凡是死者還有親屬在世的，都註明死者和家屬的關係，譬如某某是某某的祖父，某某是某某的弟弟，等等。
這兩座小小的"糧食關紀念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1、這兩座碑就立在村子裡，碑上銘刻著全村每一個死者的名字，可見它的真實性是得到村民的承認的；
2、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制，毛澤東紀念堂仍然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央，而中共當局卻並沒有禁止或破壞這兩座碑的建立，可見它的真實性是連共產黨也無法否認的。
3、吳圍子村餓死這麼多人，不是因為天災，而是因為人禍。固然，吳圍子村的情況可能屬於特別惡劣的一種，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是，既然這裡的人禍並非僅僅是個別壞人的恣意妄為，它首先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而這個政府又是最集權的，整個國家又是最高度一元化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在當時的中國，餓死人的事情一定是相當廣泛、相當普遍的。
胡傑是中國著名的記錄片獨立製片人。他拍攝的反映"反右"與"文革"悲劇的記錄片《尋找林昭》、《我雖死去》，曾引起強烈反響，其中《我雖死去》一片獲得第四屆REEL CHINA當代中國記錄片雙年展大獎。
50年前，政府對新聞的控制遠比今天更嚴厲，老百姓有照相機的都少得很，餓死人的事情又基本上都發生在農村，所以幾乎沒有照片留下來。近些年來，由於攝像技術的發展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公民記者，也出現了一批記錄片獨立製片人。他們拍攝的記錄片，有的是現場直擊，有的是往事回顧，為歷史和現實留下了十分珍貴的音像記錄。他們是突破新聞封鎖的英雄，是歷史真相的守護者。在中國，該拍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些題目，再不拍就拍不成了。我們向獨立製片人致敬，也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期望，同時也呼籲更多的人支持他們的工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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