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警察抓人忙
昨天，中國公安部召開了"公安執法管理研討會"，據公安部網站上的消息稱，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部長楊煥寧在會議上承認，公安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存在著執法腐敗問題：包括執法不公、執法不作為、執法不規範等。筆者週四下午就此問題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仍感意猶未盡，有幾個問題需要更深入的闡說。
關於普遍存在的執法腐敗，與會的專家學者們診出的病灶是：對執法活動缺少流程管理、系統管理，致使已有的執法規範得不到嚴格執行或在執行中走樣；開出的藥方是：要強化執法管理工作，像現代企業管理生產和產品質量那樣，對執法辦案實行全流程、全方位的管理，推動公安執法管理工作的科學化、規範化和精細化。
憑心而論，由於會議的主題是"公安執法管理"，專家們只談管理，心無旁騖，也不算大錯。但是要醫治病入膏肓的執法腐敗，僅憑操練一些企業管理的套路，比頭痛醫頭更違背醫理，簡直跟頭痛醫腳一般不靠譜。拿這樣的藥方去醫治執法腐敗，治不了病幾乎是肯定的，聾子治成啞巴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
理論上講，執法和司法是兩個概念。但既然由公安部召開"執法管理研討會"，主辦者想必也無意對這兩個概念做學術上的區分，只是約定俗成地以"執法"涵蓋狹義的 "訴訟司法"和"行政執法"罷。事實上，中國長期以來在黨權獨大的體制下，司法和執法也常常是鬍子眉毛一把抓，比如臭名昭著的勞教制度，本該經由司法機關量刑處置，事實上卻是由執法的公安機關一手獨攬。
拋開學理上的毫釐不論，中國與法相關的腐敗已經成為當前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近期的瓮安事件、楊佳事件、躲貓貓事件、王帥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無一不和執法和司法腐敗有著直接的關係。而要從根本是醫治此類腐敗和不公，終極良藥還是制度性變革，即以權力分立替代中共政權的大權獨攬體制。
權力分立--不論是濫觴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還是孫文自創的五權分立--目的就是為了限制權力的濫用，避免獨裁者的產生。連清末的《欽定憲法大綱》（1908 年頒布）也提出了兩權分立的概念，以切割司法和行政間的糾結。《欽定憲法大綱》第十一條曰："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
由於中共自封的絕對領導地位，表面儘管有議政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製作為權力機構，但立法權從來沒有真正的獨立，事實上也不可能獨立。此外，中共政權的政治，大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嚴打"、"維穩"，小到"城市形象"、"招商引資"等等，均可成為當局僭越法律，以政代法，踐踏人權的藉口。職是之故，濫殺無辜、打家劫舍、壓制異見、恃強凌弱才成為這個社會的常態。
中共政權在法律文字上並不否認司法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但是，中共憲法所謂的"司法獨立"與國際常規並不是一回事兒。中共所謂的司法機關的獨立只是相對於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而言的，而不是從黨權那裡獨立出來。事實上，中共從未放鬆對司法機關的掌控，重要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都由黨徒充任，組織機構上還專門設有政法委員會來領導司法工作，經濟地位上司法工作人員為國家幹部，要服從"一孔之利"的規則，從政府那裡討口糧。
中國的現行行政執法權更是絕對置於黨權之下。以公安機關為主的執法部門，實質上只是中共政權的看門狗。由於其權力屬性是"黨賦"而不是來源於民眾，執法行為自然只以黨的馬首是瞻。當權力者的利益和民眾的利益處於不同軌道時，執法者便會偏袒權力，犧牲民眾利益，執法腐敗便無法避免。此外，以公安機關為主的執法部門長期以來也形成了獨霸一方的利益集團，以權牟利，權力尋租也導致了大規模的執法不公和執法不作為現象。
除了上述的三大權力的分立，可以從根本上遏制執法腐敗之外，西人所謂第四權力--即新聞自由，也是執法公正、清廉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國的現實是，第四權力也和立法、司法、行政執法權力一樣，由中共政權一手控制。既無制度保障，又無輿論監督，執法腐敗就不能不大行其道。
在中共一黨獨大、大權獨攬的現實之下，中國的專家們卻放著明白裝糊塗，背本趨末，亂開藥方。不談體制的變更，一味奢談 "強化執法管理"，企望"推動公安執法管理工作的科學化、規範化和精細化"，像極了一群喋喋不休的說夢痴人。唯一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是，中國知識人的這類胡話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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