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手段面前，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維吾爾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在線的人權被侵者，都是極其惡劣的人權狀況的受害者。做了人權惡棍的屠夫，一面殘害包括藏民、維民在內的中國民眾，一面在漢族和藏族、維族之間，挑撥離間，企圖製造民族矛盾，以掩蓋其侵犯民眾人權的血案真相。經由國內官方媒體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徒的四處宣傳，八方煽動，一時間，大漢族主義甚囂塵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國人面前，從來極其自卑的漢族人，突然在藏民、維民面前變得不可一世起來，變得無比誇張起來。有人甚至發出這樣的叫囂：正告維人，你們唯有放棄伊斯蘭教，完全漢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這類狂徒敢不敢向美國人叫囂：放棄信奉基督教！或者向整個西方世界叫囂：放棄羅馬教廷！應該不敢。這種聲音與當年德國納粹黨人朝向猶太人的窮凶極惡，何其相似！區別也許僅僅在於，納粹是要從肉體上徹底消滅猶太民族，而此類狂妄得不成樣子的大漢族主義者，則是企圖把人家完全漢化。這種思路，或許出典於毛澤東當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與納粹相像，用肉體消滅的方式清除異己。而毛澤東則發明瞭思想改造。因此，這種企圖強迫維族漢化的霸道，骨子裡乃是摻雜了毛澤東方式的法西斯主義。任何一個政黨，倘若以這樣的思路作為自己的宗旨，那麼有可能變成法西斯黨。相信即便是當朝的共產黨，都不會發出如此狂妄無知的叫囂。
在藏人和維族面前的這種狂樣，源自極其扭曲極其變態的漢民族劣根性。這個民族由於長年遭受孔儒禮教諸如等級森嚴和尊卑有別之類倫理道德的毒害，從來不懂得如何平等待人。在外國人或者異族面前，要麼低聲下氣，要麼趾高氣揚。這樣的變態，又造成了一種刻骨銘心的勢利；總會區分出什麼人是應該奉承的，什麼人是可以隨便欺負的。一個女明星交了個美國富翁，不僅當事人榮耀無比，舉國上下全都跟著一起榮耀得不行。無論是奧運場合還是春晚舞臺，會都少不了此星亮相。風光如此，讓人忍不住想問一句，倘若這個女明星交了個藏族男友或者維族男友，還會有這份榮耀麼？同樣要發問的是：倘若在韶關被打死的是兩個美國人，當地的官府敢那麼不當回事麼？再想發問的是：倘若在烏魯木齊和平請願的不是維族人，而是美國人或者歐洲人，王樂泉敢隨便開槍麼？
當然，經過六四那場沒有勝利者的歷史事件之後，當局在面對民眾的和平請願時，已經在努力學習謹慎，不再輕易玩火。去年的瓮安事件，前不久發生的石首事件，當局都處置得相當穩重。然而，偏偏在西藏和新疆的兩地首府，張慶黎和王樂泉先後失控。倘若說是偶然，為什麼全都發生在團系政工出身的大員身上？倘若說是必然，為什麼不調整有關政策？既然知道了漢人的人權理當尊重，為什麼就不懂得藏民的人權和維族的人權，也同樣必須尊重呢？
發生在西藏和發生在新疆的血案爆發之後，除了兩位封疆大吏的同樣僵化同樣野蠻，還有就是極權作風和民族主義之間，同樣的互相掩護。亦即由漢人族群中滋生的民族主義狂潮，和漢族封疆大吏的極權作風，互相包庇。極權主義是出在官府，民族主義則席捲於民間。彷彿由於族群的劃分，民間和官家突然有了共同語言，突然變得休戚相關。於是，那些平日裡得不到官府關懷的可憐小民，由於其出格的民族主義表演，產生了受寵若驚的感覺；並且是不管有無寵愛降臨，都一樣的若驚。而官家理當因為血案而被問責的大員，則在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浪潮之下，悄悄地鬆了口氣。就算明眼人最為尖銳的指責，至多也只是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理當被問責的大員，不聲不響地躲到一邊，等風頭一過，繼續為官，照樣作惡。西藏血案發生後如此，此刻新疆血案發生後，也正在繼續如此。
要說究竟是誰寵壞了專橫的極權？回答應該是：中國人難以治癒的奴性！六四的創傷還未曾癒合，就有人以指向藏民和維族的凶狠，間接地包庇起肇事的官府大員。難道這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在北京城裡被殺害的無辜草民是人，在拉薩、在烏魯木齊被殺害的藏民、維族以及漢人，也是人麼？難道在人權面前，還有哪族人優先的道理？倘若不能平等待人，又哪來的人權意識？道理是非常簡單的，事實也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裝模作樣地上溯歷史，下究地理。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維族人，倘若全都站在人權的同一地平在線，那麼族群之間的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至於如何以聯邦的方式，和平共處，那是有待於將來討論的事情。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於紐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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