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社會主義毒化美國（圖）

歐巴馬當上總統才半年多，就要把美國帶向社會主義：要巨額擴大政府開支、擴大福利、擴大財政赤字，政府要管醫療保險、管教育、管企業，甚至連大汽車製造廠，政府也要成為最大股東。歐巴馬任命的幾十個如同欽差大臣般的「主管」，被媒體嘲諷地稱為「沙皇」。

這種高福利、大政府的政策，前景會怎麼樣？在美國，加州就是一個失敗的典型。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州，GDP在全球排名第八（相當於整個法國）。但是，加州的財政赤字卻已高達243億美元，如果7月底州議會還找不到解決之道，州政府就可能破產關門。加州所以出現這種災難，主要在於州議會一直掌握在左派民主黨手裡，他們主張大政府、高福利、擴大政府開支，由此造成財政黑洞，連曾在好萊塢扮演悍將的共和黨州長阿諾，也束手無策。

但美國第二大州（無論人口還是土地面積）的得克薩斯，則和加州完全不同，其州議會共和黨議員佔多數（州長也是共和黨），所以實行了小政府、低稅收、充分市場經濟的政策，結果德州不僅沒有債臺高筑，反而還有財政盈餘，全州的失業率，還比美國整體低2.3%。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最近還以專題「孤單的上升之星」（Lone Star Rising）來報導德州的經濟成就。

活著的馬克思 Vs. 當代海耶克

已經有加州的失敗，德州的成功，兩相比較優劣如此明顯，但為甚麼歐巴馬還是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主要因為，社會主義理念是西方左派政黨的立黨之本，更是左派知識份子想通過「均貧富」實現「社會平等」的烏托邦理想。他們為理論、理想活著，閉眼不看現實。

高福利政策和左派知識份子有直接關係，他們不斷著書立說，鼓吹均貧富、社會平等。當然也有右翼學者對它的反駁。幾年前逝世的哈佛大學兩位知名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和諾齊克（Robert Nozick），就是這兩種理論的代表學者。

曾有一位中國教授來美國，和我談論起美國的左、右派，問我怎麼看羅爾斯和諾齊克，並說中國學界對這兩人相當重視。為了一下子讓他明白這兩人的區別，我用了簡單的比喻：羅爾斯是活著的馬克思，諾齊克是當代的海耶克。雖然和馬克思主張公有制不同，羅爾斯推崇私有制（從學術角度還有其它不同），但在強調「社會正義」這個大範疇上，其代表作《正義論》的主要觀點和馬克思有相當的重迭之處。他也主張均貧富，認為政府以「善」的名義，可以剝奪他人財產，進行二次分配，「善大於權利」。諾齊克則寫出反駁羅爾斯的專著《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強調個人的權利，主張限制政府權力，認為「權利大於善」。

羅爾斯的社會正義想法，是從魯索、馬克思、凱因斯這麼一路下來的。而諾齊克則繼承了洛克、亞當斯密、海耶克、傅立德曼這些重視個人自由者的思想。哈佛的這兩位教授典型地代表了當今美國以至西方的左派、右派在福利等經濟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一個強調平等（集體福利），另一個強調自由（個人權利）。怎樣看待平等和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呢？讓我們以紐約地鐵上的情景做個比較：

劫富濟貧的羅賓漢不道德

在地鐵上，時常會有乞討者，雖然多數時候這些人看來都沒有甚麼殘疾。如果你發善心，給他幾枚硬幣或一美元，他會說聲「上帝保佑你」表示感謝，你則通過施舍獲得一種道德感。但如果是有人持槍威逼所有乘客，每人必須向這個乞討者捐獻一美元，情況則不同了，那個乞討者不會再感激你，他會覺得這是社會公義，他應該在財富上獲得和其它人的平等，並可能理直氣壯地要求更多，而那些被迫「捐獻者」也不再有原來的道德感覺，因為這和被搶劫在本質上沒有多大不同。

羅爾斯等左派主張的社會正義，就是這種通過政府的強迫性高稅收，把中產階級和富人的錢強行收繳來，再分給窮人。但諾齊克等右派對此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和集體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社會公義、「善」的名義下，搶奪他人的私有財產，剝奪人的權利。諾齊克認為，視個人權利大於善，才會保住自由。如果接受善大於權利，那麼政府、統治者等，都可用善的名義來侵蝕、剝奪個人的權利，最後人們就不會有自由。例如法國大革命搶劫富人、列寧斯大林的集體農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痞子運動等等，都是這種打土豪分田地、以善的名義剝奪個體權利的模式，來推行集體主義，最後走向極權。因而美國客觀主義哲學的創辦人、熱烈讚美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說，劫富濟貧的羅賓漢是文學作品中最不道德的形象，因為他用最惡劣的方式--搶劫--來均貧富；而不是用市場交換成果來擴大人的財富和自由。

沒有了個人權利的保障，所謂的社會之善，一定是偽善，是以集體吞噬個人的藉口。社會之善不是不需要，但應像紐約地鐵的乞討一樣，施舍者是在擁有個人權利的基礎上自願選擇去做的，而非被強迫。施舍者當然體現出某種道德，但不施舍是中性的，並不是缺德；但強迫別人掏錢養懶漢，則一定是不道德的。高稅收就是政府強迫施舍（不繳稅會犯法、坐牢）。所以右派強調小政府、大社會，主張通過社會上的慈善組織等進行救濟；政府規模以及不得不實行的福利，都要盡量縮到最小的程度。

左派喜歡窮人，結果造出更多窮人

而左派知識人則在均貧富上走得相當遠，羅爾斯甚至提出，個人的天賦等「自然優勢」也不屬於個人所有，而應被視為公共資源。等於也應該被共產，再分配，補償給那些處境最差的人群。諾齊克曾對此憤怒地詰問：「如果你踫巧幸運地有兩隻明亮的眼睛，是否應當捐獻一隻給雙目失明的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羅爾斯的理論，像球星喬丹、姚明等，就得被砍下一截腿，接到矮子腳上；把比爾‧蓋茲的腦子挖出一半，填到傻子腦殼中，社會才算「平等」。那我們就再看不到精彩的球賽，也不會再有蓋茲發明微軟，人們恢復到踢毽子、打算盤的時代，人人平等，「皆大痛苦」。

福利社會主義不僅在操作上行不通，導致經濟滯緩或崩潰，更重要的是，它是不道德的。它不僅剝奪勤勞者的財富和權利，還導致那些可能致富的窮人，躺到舒適的福利上，一直窮下去，結果是，左派想幫助窮人，結果製造出更多的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把經濟拖垮，把大家都拖垮。加州就是又一個典型案例。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出加州和德州經濟比較的專題文章後，引起讀者很大反響，對文章的網路評論很多，其中一位美國讀者的話，非常準確清晰：「社會主義的結果從來都是更多的貧窮、更多的戰爭、更多的飢荒、更多的政治壓迫，以及更多的人類痛苦。二十世紀人類用數十億人死亡的代價才學到了這個道理。但加州卻沒有學到，但他們早晚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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