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15日開始解釋:第一次解釋500人,只有10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430人,9人願意回國。19比930,佔2%。再往下是個什麼趨勢,小學生也算得出來。各國媒體每天都有人在解釋營地觀察採訪。這使得戰俘的解釋過程成為一盤明棋。共產黨方能看出結局,聯軍方面以及國際媒體當然也看得出。《紐約時報》1953年11月1日的一篇題為「紅色滑鐵盧」的文章指出:「共產黨勸說戰俘回國的努力持續得越久,板門店附近的「解釋」帳篷區就越像是他們的滑鐵盧。在這裡他們正遭遇著最丟臉的失敗。」
更讓中共不好意思說的是上面那申請回歸的19個人中有12人是預潛伏在反共戰俘營裡的中共特務。這些特務來到解釋帳篷後行為太彰顯太一律。讓各國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們往往一進帳篷先向解釋代表「首長」們敬禮,然後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務回來報到」的架勢。而且他們根本不聽解釋,一到帳篷就申請歸國。更顯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現場控訴一番「美蔣罪行」。雖然字字血聲聲淚感情很強烈,但說詞太相似,讓人覺得有點像背誦同一本台詞。個別特務同志走過場太急忘記完成規定動作,還被解釋代表叫住提醒一番。於是該同志趕緊回頭,摔帽子撕胸章再喊兩句「打倒美帝蔣匪」等等方才離去。各國代表看在眼裡,笑在心裏。
希望戰俘走錯門
極度的挫折使得解釋代表產生了一種可笑的心態。他們有時會盼望戰俘在離開帳篷時走錯門。每當解釋完畢時,印度主席手指著相應的門用英語宣布:「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這個門離開,不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那個門離開」(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話有時被中方翻譯說成「願意回去的,請走這個門,不願意回去的,請走那個門」。戰俘當然想「回去」,問題是「回哪裡去」。走錯門乃生死之別,反共戰俘不得不問:「我要回臺灣。該走哪個門?」但印度主席與翻譯只重複原話。戰俘不得要領,急得大叫「要回臺灣!」並請求在場的人告知。每到此時,志願軍解釋代表就高度緊張起來,怒目緊盯各方,生怕有誰把真情告訴戰俘。此時如果誰把該走的門指給戰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馬蜂窩。解釋代表拍桌跳腳大發作,非要主席把該方人員逐出現場。解釋代表之一的賀明,直到幾十年後仍然為此事恨猶未盡。在其書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狼狽為奸」,「踰越職權」等等。
實事求是說,按解釋規則,「去臺灣」不屬於戰俘聽取解釋後的選項。所以在場人員不應該直接回答戰俘「要去臺灣走哪個門」這種問題。但是違規應答有助於戰俘做出符合自己意願的行動,而「守規」不答則包含著希望戰俘出錯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圖。後者的顯然不良。現場的聯合國軍的觀察員此時總願意冒著被逐出帳篷的風險向戰俘指出正確的門。聯軍方面也在帳篷外預備了足量的替補觀察員,隨時遞補空缺。而志願軍解釋代表們真的是想維護規則嗎?根本不是。恰恰是解釋代表們自己從來就不尊重那些規則。諸如「臺灣要解放」,「蔣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論同樣違規。但他們每天都照說不誤。正如聯合國軍方面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總是踐踏所有規章,同時極力用比規章更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對方。志願軍方面此時此地苛刻地「維護規則」的背後其實是解釋代表們挫折後的不情願。看到別人不喜歡自己,於是就巴望人家出錯吃苦頭,哪怕失足掉進自己的洞裡來也好。
據李春邦回憶,第一次解釋結果只有4人真正是被說服而申請回歸的。他的說法肯定了另外那6人是預潛伏的特務。喬冠華把結果上報北京(李春邦顯然不知道喬冠華背後還有個李克農,以為喬直接和北京聯繫)後,北京指示說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應當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爭辯說,事情剛剛開始,現在就下結論為時太早,朝方計畫繼續進行。從喬冠華在解釋開始時的動員講話中可以看出喬的態度仍然比較樂觀。後經喬向北京請示同意後解釋繼續進行。但是喬冠華們的努力始終沒能扭轉局面。整個解釋期間,中共除「回收」了數百名特務外,真正經解釋而選擇回國的志願軍戰俘還不足百人。跡象表明從10月17日第二次解釋過後中共就死了心。志願軍方面先停頓半個月不要求解釋。當然中共知道世界各國都在看共產黨的笑話。面對外界譏笑中共「不敢繼續」的輿論,中共不能完全停止解釋。表面上還堅持著「積極要求繼續解釋」的態度。但他們的方針已經轉變,將整個戰俘問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控訴宣傳活動。一方面經常藉故叫停以拖延時間;另方面在間隔一段時間後又突然「捲土重來」一下。同時更注重解釋對宣傳的服務。比較注重選擇中共特務密度較高的營區進行解釋,以提高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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