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社會中,身份是有顏色的,不同的色彩對應的是不同的身份。反過來,不同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色彩。身份色彩體現的綱常倫理、尊卑等級,不可僭越,這就是儒家們所熱心制定和維護的禮法。
皇帝壟斷了黃色。不過黃色成為皇帝的專用色,是從隋唐之際開始的。從此一直到溥儀滾出紫禁城為止,一千多年的時間,大自然造化的黃色,成為皇帝的禁臠。皇帝為什麼壟斷黃色呢?因為黃色是太陽的色彩,而皇帝就是人間的太陽。明朝禁止臣民用黃,所有的黃,包括柳黃、明黃、薑黃諸色都禁止民間使用。清朝甚至禁止與黃色接近的香色、秋香色、米色等。乾隆時期皇帝的一則措辭嚴厲的詔令說,民間如有違反,加罪論處。只有皇帝特別恩賜的才可用,如黃馬褂之類。末代皇帝溥儀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他作為遜帝,權威僅僅在紫禁城中有效的日子裡,還因為發現他弟弟溥傑的衣袖中有一種什麼黃色而嚴加斥問,嚇黃了年幼溥傑的小臉蛋。
高級官員壟斷了紫色、紅色。杜甫詩中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有達官顯貴才可以用朱紅色的大門,不但老百姓不能用,低級官員也不能用。唐朝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和親王的官袍是紫色,五品以上是朱色。這就是把飛黃騰達的人形容為「大紅大紫」的原因。明朝取消了幾百年來最為高貴的紫色,以紅色代替,規定一至四品緋色,緋色就是紅色,從此,鮮艷的大紅色是黃色之後的最高貴的色彩。
大紅大紫的鮮亮色彩被中高級官員壟斷了,給下級官員剩下的就是一般的色彩了。唐朝規定五品六品的低級官員只能穿綠色,八品九品是青色;明朝規定五至七品青色,八、九品綠色,基本打了個顛倒。但無論青色還是綠色,都是並不鮮亮的色彩。白居易《琵琶行》寫道,「坐上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當時被貶謫,當了江州司馬,是一個品級低下的小官,只能穿黑糊糊的青衫,不但沒有面子,而且情緒也很糟糕,以致一個歌女的一曲琵琶,就勾起他滿腹淚水。
只有高官才有資格用紫色、紅色的服飾,所以,官迷們對於紫紅深懷渴望期盼之情。白居易寫詩說,「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從這種說法也可以看出,他的心理並不平衡,不過自我安慰而已。對於低級官員的艷羨,富有人情味的皇帝大概也考慮到這種心理,因此在嚴格不同身份等級官員服飾色彩的規範的同時,又格外開恩,制定了「借緋」、「賜緋」、「借紫」、「賜紫」制度。
所謂「賜」和「借」,無非是說,雖然按照你的官品,你還沒有資格用這個色彩,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開恩賜給你這個資格,或者開恩權且借你這個資格,使用這種色彩。以白居易為例,唐制,沒有達到穿紅袍資格的都督、刺史等官員,可以「借緋」。白居易當上忠州刺史就享受了「借緋」的待遇,他羞澀地說:「假著緋袍君莫笑。」到了50歲那年,他終於真正熬夠了服緋的資格,如願以償地穿上了大紅袍,他得意地說:「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一副衣錦還鄉,功成名就,志得意滿的樣子。
不過緋色上面還有更高貴的紫色,當官一場,沒有穿上紫袍,總是遺憾。大和元年,白居易拜秘書監,散官為中大夫,官品是從第四品下,不具備穿紫袍的品位,但皇帝開恩「賜紫」,白居易自豪地說:「勿謂身未貴,金章照紫袍。」作為人臣,能夠穿上紫袍,是尊貴之極了。紫袍之上,就只有黃袍最尊貴,可那是皇帝專用的,人臣,除非謀反,想都別想。事實上,皇帝開恩,不管「賜」什麼「借」什麼,都不會出現「賜黃」「借黃」這樣的制度,皇帝專用的黃色是絕不出借的,絕不許他人染指的。
官員壟斷了色彩,留給老百姓的基本上就只有最黯淡、最難堪、最普通的色彩了。在歷史上,老百姓的衣服總以本色為主,因為印染技術低而成本高,老百姓奢侈不起。所謂本色,就是說做衣服的紡織品原料的本來色彩是什麼,它就是什麼顏色。古代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麻布的本色就是灰白色的,所以老百姓也叫「白衣」。老百姓除了穿麻布,還穿用牛毛織成的褐,由老百姓而當官,就叫做「解褐」。實質上褐不但是牛毛織成的衣服,而且也是做這種衣服的原料牛毛的自然顏色。「衣褐」也就是老百姓的身份標誌。
灰白和褐色不過是老百姓生活困難,穿不起光彩鮮艷好衣服的不得已選擇,但國家也規定這些顏色是老百姓法定的不可改易的顏色。宋太宗就明確規定各色胥吏、平民、商賈、工匠、占卜以及不隸屬於官府的民間藝人,其衣裝顏色,一律只能使用白與黑。因此,「皂隸」成為胥吏之類賤民的別稱,「青衣」也成為婢女的代稱。這樣的規定基本上延續到帝制末年。
像低級官員艷羨高級官員的大紅大紫一樣,富有的老百姓也艷羨官員的服飾器用的亮麗色彩,千方百計要追逐模仿的。這種模仿破壞了儒家和皇權精心設置的綱常倫理和身份等級,是僭越逾制,要被嚴加追究。但法網還是禁不住人們對色彩斑斕生活的嚮往,色彩逾制也是歷史上常見的事。不過千萬不要認為國家對於身份色彩的制度只是一紙具文,到溥儀下臺為止,中國老百姓誰也不敢服用皇家專用的黃色,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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