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由於受全國性飢荒所困,一大批江蘇、浙江孤兒被無奈的父母遺棄於上海,隨後又被轉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北等地。據保守估計,其人數至少有五萬之巨。今天,他們被通稱為「上海孤兒」。
1980年代後,漸漸得知身世的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尋親之旅劉正峽拉著兩耳站在學校門口,見人就喊:「誰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啞了嗓子。 這是2007年五一,無錫宜興官林小學操場。由尋親大姐呂順芳組織的第八次孤兒尋親會在此舉行。與去年的情形相同,往來者匆匆,沒人領他回家。
47年前,不足兩歲的他被人從上海育嬰堂抱走,轉至河南三門峽的養父家中。成年後尋找親人,他唯一的線索是雙耳的疤痕。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哢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踏上尋親路時他才幡悟母親的良苦用心。因為他找遍全身,發現自己除了這雙耳的疤痕,再無其它標記。
1960年4月14日,安徽無為縣中醫楊健安握著毛筆寫下一張字條,淚珠隨即打了上去。字條干了,他折好塞進 5個月大的八女兒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開,抱出瘦弱的女兒擔在腿上。他握一根縫被長針,往孩子右大腿內側柔嫩的皮膚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小腿掙紮起來。父親緊咬嘴唇,還是完成了生平僅有的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個楊字。他原打算刺繁體的「木易」,筆劃太多,又改了簡寫。血水未盡之際,他塗了層墨水上去。
這項工作完成,孩子的哭聲已嘶啞。他泣不成聲抱住女兒親了又親:「你不要怪爸爸,以後爸爸一定會把你找回來! 」兩天後,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嬰兒帶著疤痕,揣著父親泣血而就的字條,躺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個角落,在哭聲中等著她人生命運的一次大轉折。
安徽和縣烏江鎮,宮秀英家的絕境來得更早些。1958年春,37歲的宮秀英將四個孩子一一看過,拉走了5歲的三女兒楊宜翠。上面兩個都大了,能記事的,肯定沒人要,最小的兒子剛幾個月,如果必須送一個,她只能送三女兒。 她把三女兒丟到南京碑亭巷與一枝園交界處的路口,塞塊餅子給她:「小翠兒,你在這等著,媽去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女兒大口吞著燒餅,直點頭。她走了。幾個小時後,她發現自己又轉回了那個十字路口。女兒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難以支撐,幾個月後,她抱著小兒子又趕往南京江浦的一個小村。一路上,她一直讓兒子含著咬著她乾癟的乳房,兒子乳牙已經長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來,就放開血跡斑斑的乳頭對著她哭。她手裡還有一小丁糟麵餅,看他哭得厲害,就摳一塊放他嘴裡,繼而再將乳頭塞進去。她看見孩子滿嘴殷紅,卻已感覺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穩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後一塊餅塞到他嘴裡,又餵了他一口血。然後轉身離去。
兩年後,她42歲的丈夫楊岐昆活活餓死。
尋親路上,54歲的王海庚行程最遠。1958年,6歲的他是一個六口之家的長子。靠著父親在鐵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並不豐裕,因此當年6月2日,三妹剛生下來,就有人想來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幾個月後,父親遭人誣告入獄,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輕的母親二臂傷殘,無工作能力,陪她終日落淚的,是4個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讓他們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遭遇雙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雙眼。1959年春夏之際,7歲的王海庚放學回家,發現三妹沒了。再問母親,說趁著還沒餓死,送到上海鐵路 醫院了。痛哭並不能阻擋接下來的厄運。他和兩個妹妹被寄養到淮北、上海的兩處親戚家,曾經一個溫暖的家,就這樣支離破碎。至1960年初,飢荒席捲城鄉,親戚家也沒有餘糧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盲母身邊。
在屈辱與歧視中掙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沒有停止對父親與小妹的思念。有時,王海庚甚至要為小妹慶幸,他一廂情願地認為,被送出的小妹從此有了個好成分,摘掉黑五類的帽子,肯定過得比他們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熬出頭來,一家人團圓。
1966年文革開始,14歲的王海庚借紅衛兵大串聯之機取道蘭州,隻身前往青海尋找父親,幾經輾轉八千里雲月,一無所獲。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聽到了父親在青海曾經的勞改單位。他寄信過去,父親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長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親一路找到家裡來了。分別21年的夫妻相擁而泣後,父親問:「我還有一個孩子呢?」
王海庚一邊奔走為父親洗冤,一邊到處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親要難找多了,登報尋人,看別的孤兒在上海報紙登的尋親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他就跑到當年丟妹妹的那家醫院,一個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過去,三妹始終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辭世,臨終時雙眼緊盯著王海庚,不住流淚,只等著他說,我保證會把妹妹找回來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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