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為了紀念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週年,《財經》週刊以《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為題,採訪了原新聞出版署杜導正、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陳小魯和中央黨校王長江。我贊同《財經》雜誌和杜、陳、王等對推動政改的呼籲,但是說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我卻有不同看法。
毋庸置疑,30年前,鄧小平在經歷了被迫害、被屢次打倒的文革之後,曾對中共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有清醒的認識。他在這篇講話中,對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特權等種種弊端,均有精彩的論述。而他的最精彩的論述卻是在這段文字裡,「……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好制度約束壞人,壞制度制約好人,這種說法從此流傳下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只要一提到鄧小平和政治改革,人們就會引用這句話。它成了鄧小平真誠地主張政治改革的關鍵證明。不能否認,鄧的這套說法,在當時相當吸引人,似乎一個 經濟上現代化、政治上民主化的中國就要到來。但是後來大量事實證明,鄧小平的那套關於政改的說詞,全然不是人們想像的那麼一回事!
不錯,是鄧小平首先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制度,而後來的執政者無不信誓旦旦要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可是為什麼三十年來,這個未竟的事業幾乎沒有什麼進展呢?究竟什麼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為何觸及了中共政治制度核心的鄧小平,面對核心問題,總是虛晃一槍,繞道而行呢?
這裡似乎只有一種可能,即鄧小平意識到,政治改革對中共統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政改能解決一些執政當局急需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在解決老問題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問題,而這些新問題的產生和進一步的解決,非常有可能對中共統治產生致命的破壞作用。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權力壟斷、兩極分化、腐敗蔓延等重大問題的解決,無不同時指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鄧小平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早就預見到了政治改革對中共執政的雙向作用,因此,他既要利用政改對統治者有利的方面,以提高統治效率,又要避免政改對統治者不利的方面,以免斷送了中共的江山。換言之,鄧不能不搞政改,但又不能認真搞。這就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
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趙紫陽在他後來被軟禁的5000多個日日夜夜中,捉摸得不能再透徹了。趙在《改革歷程》中指出,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
這就解釋了為何主張建立約束壞人的好制度的鄧小平,會激烈地推動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把身體力行建立約束壞人的好制度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趕下臺,會不惜借用達姆彈和坦克車血腥鎮壓學生運動。原來鄧小平的醉翁之意並不在好制度本身!而他自己,正是建立好制度的絆腳石。這就是為何吳國光等越瞭解鄧小平政改來龍去脈的學者,對中共搞政改越悲觀的原因。
至於現在的胡錦濤政權,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也理解得相當透徹,所以也不會搞真的政治改革。余英時先生近日在「談俞可平所謂的體制內改革」一文中披露,現在的共產黨沒有意思要改革,許多中國來的朋友很坦白地告訴他,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共會改變。
總之,所有關心中國政治發展前途的人,既不能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再迷信下去了,也不能單純地等待現在的胡溫當局會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只有另辟他途。正如陳小魯和王長江等人所說,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以執政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取決於執政者自己的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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