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極權專制的「成就」與民眾的苦難

古往今來的專制者在物質上其實都留下了所謂「成就」。因為是專制，所以它能夠把「人」變成畜役、變成機器，甚至和珍珠財寶一樣變成殉葬品。如此就有了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眾汽車、高速公路和經濟的高速增長，蘇聯五七年的衛星上天，導彈氫彈發展，中國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彈……。

古往今來的專制者、暴君也會因為維護權力不得不去做暫時的退讓，讓民眾有些微喘息的機會。例如中國傳統專制中的讓步政策；一九二五年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對西方資本家的寬待；二次大戰中蘇聯暫時與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後的解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的中國進一步經濟的放鬆……。

然而，專制就是專制，因為它是反人性的，因為它是少數人為了自己的權力對多數民眾基本權利的剝奪和剝削，所以專制者無論在什麼時期，都是民眾的壓迫者、剝削者，都是民眾的敵人。這一點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為突出。無論什麼形式的專制，都一定是民眾與社會制約和反對的對象，因為近代世界的社會是建立在人權、自由、民主的基礎上的社會。

但是儘管如此，最近一百年來，近代世界也呈現給我們另外一個不得不思考的悖謬現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產生的現代國家的國際關係中，在由於工業化帶來的現代媒體輿論中，對於專制統治者的綏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毫無疑問，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從一九一七年一出現，它的排他性、殘酷性、嗜血性就赤裸裸地顯現在人們面前。對此，就連它的同黨、同一個主義的擁護者考茨基都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並公開提出「恐怖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問題。可就是有很多知識份子、政客還是面對在無數犧牲者的屍體仍然歌頌這個專制，為殘暴提出各種解釋和期許：什麼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犧牲，為了未來的美好不得不交出的學費，什麼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比以往的俄國社會好了、進步了等等。可直到一九八九，七十二年過去，這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社會也沒有向人們提供任何好的回報。

二十年代中期後，西方更由於自己的經濟危機，不顧俄國民眾們遭到的殘酷迫害，而大舉向能夠利用政治權力有效控制勞動力的蘇聯投資，幫助共產黨蘇聯政府建立了各種大型的重工業基地和城市的基本設施。這些設施直到八九年蘇聯崩潰的時候，還作為重要的建設屹立在蘇聯。

儘管類似的悖謬在三十年代的希特勒的崛起中不僅是重複，而且更為悲劇性地發生——西方，乃至德國國內民眾對於希特勒極權專制的縱容，對於暫時經濟繁榮的 「享受」，讓猶太人，以及全世界的民眾在其後發生的二次世界大戰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面對專制者閉著眼睛手淫，只要專制政府的屠刀暫時還沒有沾上自己的鮮血，就袖手旁觀，甚至去分一杯羹的現象並沒有因此而有任何減輕，遁詞也永遠是相同的。

專制政府非常廉價的解釋就能夠讓那些心中沒有他人，只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客、商人，乃至知識份子尾隨他們而去，甚至助紂為虐。

所有這些，其實自身都充滿明顯的矛盾，可人們從來不去回想，不願意正視。例如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後對於解凍的歌頌和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德國乃至西方社會甚至爭論過東德及東歐是否還是極權主義國家，就連那位以《極權主義的起源》而著名的阿倫特都認為不能夠再說共產黨社會是極權主義社會了，實際上他們都忘記了，這意味著他們這些人，國際上的左派知識份子，此前十年積極參加過蘇聯暗中支持下所謂世界和平大會時對當時共產黨社會的歌頌是錯誤的，對於以前蘇聯的經濟成就，衛星上天的歡呼是錯誤的，不然何以有所謂解凍，何以有他們所認為的共產黨政府變了。

不是專制者的本性改變了，而是想要從專制者們那裡牟利的人變換著說法，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開脫。從六十年代的那場如何認識斯大林後的共產黨社會到七十年代的所謂歐安會、和平共處，變了的都不是共產黨政權，而是西方的政客、商人。

要西方的政客、商人，以及那些在知識領域中為自己牟利的人，為了受迫害的民眾，被專制奴役的民眾犧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當然，由於民主社會是多元的，有著自己的監督機能，更由於現代經濟和政治使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違背基本的價值原則，為某一個人或群體牟利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傷害本國民眾的就業、小公司的運營，以及其它黨派的利益。所以，現代社會的政客、商人，知識份子不能夠明目張膽地利用權力和國家機器與專制者攜手共謀。他們需要藉口與說法，而這個藉口與說法，說穿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欺騙本國民眾，而不只是專制政府下被迫害的民眾。

七十年代的東西緩和，是建立在西方認為共產黨統治短期內不會崩潰的基礎上，是他們試圖把他們與極權專制的共產黨政府的合作合理化的一種政策措施。這種政策說白了就是西方承認共產黨政府對於本國民眾專制的合法性，在這樣一種「緩和」的說法中，西方的政客、商人和他們分一杯羹也就心安理得、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肆無忌憚了。

「緩和」與對於所謂斯大林後共產黨專制的歌頌與幻想，曾經讓共產黨社會的民眾處於十分絕望的境地，曾經把東歐社會的反抗者、異議人士置於一種非常不利的地位。由於這種氣氛的逼迫，那位後來在捷克民主化後當了總統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哈威爾，曾不得不對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er）概念進行辨析。他說，「雖然使用‘後’（post）這個字，我卻絕不是想說，它涉及的那個制度不再是極權主義的了。我只是想說，它涉及的是另一類根本性的極權主義，而不再是通常那種我們與經典意義上的獨裁專制相連的極權主義概念。」（注）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和東歐共產黨社會出乎所有西方人的預料崩潰了。無論西德的媒體、政界還是知識界都眾口一詞地承認，是東德民眾自己的努力帶來了和平革命，推倒了專制。顯然這個看法意味著：不是緩和，不是當年對東歐共產黨的幻想與對所謂「改革」的歌頌造成了專制的崩潰，自然也更不是共產黨的「改變」導致了專制的崩潰。事實上，東德、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共產黨政府，一個共產黨社會自身能夠演變成、進步到民主社會，共產黨社會極權專制的結束永遠伴隨著革命，甚至血腥，其原因在於共產黨手裡有屠刀，而不是民眾！在現代社會中，最殘暴的暴力永遠不是由民眾，而是由國家製造的！這尤其是在極權主義國家！

同樣的道理，一九八九年後，中國所謂的經濟繁榮沒有任何值得驚奇與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過是歷史的重複。西方政客、商人們重複著歷史。投資利用極權專制下的工人及環境是牟利的政客、商人們必然的去處。

部分國家的政客和商人們的投機，造就了蘇聯二十年代末期後的發展，最近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非共產黨國家的政客、商人們到中國的牟利，當然就造成中國經濟的分外繁榮。但是對於中國民眾來說，無論經濟上有什麼變化，專制還是專制，並且依然還是冷戰時期的極權專制，共產黨的鎖鏈、皮鞭和屠刀仍然在他們的頭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約束、制止專制者們的暴戾，恣意而為。

任何對世界，對中國民眾說中國共產黨變了的人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你用什麼可以約束、制止共產黨在拉薩、在烏魯木齊的屠殺，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甚至退一萬步說，你用什麼可以瞭解到這些屠殺迫害的真相？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說明，你的說法、你的綏靖與歌頌是欺騙！然而對此，我們卻可以告訴你，只有一次曾經讓共產黨有所收斂和後退，那就是八九年後，全世界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憤怒和制裁，這個制裁和憤怒使得最近二十年共產黨能夠有所收斂，專心提防國內民眾，放手讓你進去。

所以那些說中國共產黨變了的人，不僅是對於專制下中國民眾的痛苦雪上加霜，而且使得二十年前的冷戰加速腳步重新回到現實世界中來。

對於那些歌頌專制者成就的人，專制下生活的中國民眾只有重複哲學家卡爾•波普的話：就是專制在經濟上再有成就，我們也不願意生活在專制制度下！！

2010-8-20德國•埃森

註：「Durch das Woertchen‘post’, will ich jedoch nicht sagen, dass es sich um ein System handle, das nicht mehr totalitaer ist, ich will nur sagen, dass es auf eine grundsaezlich andere Art tatalitaer ist als die ‘klassischen’ diktaturen, mit denen wir ueblicherweise den Begriff der Totalitaet verbinden.」
Versuch in der Wahrheit zu leben，Reinbek 1989，(erstmals 1978)，13頁
原載《新紀元》191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