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知識份子的抉擇(組圖)

朱光潛（1897-1986）美學家。49年前夕發表反共宣言，
11月後便主動公開檢討，也沒有逃脫後來挨批挨鬥。

二○○五年一月，拙著《一九四九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在大陸初版時，我在前言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這些獨特的、不可複製的生命個體，無論他們作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他們的學問、才情、人生經歷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們的私人文字都真實地記錄了歷史，把握了那個大變動時代的脈搏，以及他們各自作出的人生選擇。要瞭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僅有官方的正史是遠遠不夠的。宏大的國家化記憶固然不可迴避，但歷史同樣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帶有個體溫情的私人記錄。這不是什麼「野史」，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這些帶有個體生命體溫，他們的淚與笑，他們的猶豫和決然的私人記錄，我們的歷史才可能是完整的。

多數知識人選擇留下的原因

相隔五年，此書在海峽對岸的臺灣出版繁體字版時，八旗文化出版社將書名改為《抉擇：一九四九，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突出了知識份子如何在時代劇變之際做出抉擇這一主題。六十年前的那一刻，知識份子面對的是去、留之間的抉擇。一九四八年選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代表當時知識份子中的精華部分，廿四位選擇了出走，佔全部院士的百分之廿九，其中十位是人文組院士，佔廿八位人文組院士的百分之三十五。胡適、傅斯年、梅貽琦、蔣廷黻、顧毓秀、蕭公權、董作賓、李濟等或赴美國，或去臺灣，錢穆則在香港辦新亞書院。毫無疑問，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了留下，其中甚至包括早就洞穿自由的「多少」與「有無」的儲安平。因此，長期以文化人身份在上海活動的中共地下黨員夏衍晚年寫回憶錄時還要發出這樣的感嘆：

「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待了十年。而中國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這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

其實，夏衍看到的只是歷史的表象，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選擇，乃是基於各不相同的理由，並不是如此簡單。毫無疑問，對於數量更大的知識份子來說，他們在去留之際的抉擇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更多的還是家庭的原因，拖家帶口難以流徙，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說，他當時如果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從未想過要走，「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這裡，不願再有遷動的狼狽情形……」史學家吳相湘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前後的北平之行，「其時，北平學術界人士，大多不甚恐慌。我曾與北大師友多所接觸，交換對時局意見。他們都曾經抗戰八年在西南的流離轉徙，好不容易重回故都，分配到宿舍，為時不過半年，真可說喘息甫定；並且年紀又大了，實在不敢想像再來一次‘疲於奔命’的逃難生活。何況當時金元券發行引起物價上漲，更使人不敢想及未來，惟有聽之天命。」國學大師錢穆在《師友雜憶》中也說：「國家遭此大變，但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

金岳霖（1895-1984）中國現代哲學第一人。邏輯學家。
1949年後參與對知識界大批判，56年入黨。洗腦之淨，胡適震驚。

美學家朱光潛脫胎換骨自我改造

與一九三七年外敵入侵、「流徙西南天地間」不同，這一次是內戰定局、政權更迭，要流徙到前途未卜的臺灣島上或者異國他鄉，對大多數知識份子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何況，在多數普通知識份子心目中，「都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未必就是俄國共產黨人」，而且共產黨未必比國民黨更壞。本著這樣一種「與人為善之心」，加上許多其他的種種因素，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留下也就在常理之中了。等到思想改造運動、批俞平伯、批胡適、批陶行知、批胡風……一波接一波，直到鋪天蓋地、幾乎無人能夠倖免的反右運動大旗招展，知識份子全軍覆沒，就是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一九四九年前夜，美學家朱光潛、政治學家張佛泉、植物學家胡先驌、被譽為「百科全書式學者」的毛子水等十六位知識份子聯名發表《中國的出路》，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要民主憲政成功，至少須有二個以上像樣的較大政黨，然後人民始能有選擇，政黨始能彼此發揮監督砥礪的作用。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

到了抉擇之際，簽名的十六個人中既有選擇出走的，如張佛泉、毛子水等，也有選擇留下的，如朱光潛、胡先驌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朱光潛即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自述抗戰之後的願望本是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些，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文章。」這篇檢討徹底否定了一年前自己簽名同意的《中國的出路》。

一九五○年他開始研究馬列主義，一九五一年十月，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藝術問題的《藝術的社會根源》（路易．哈拉普著）由他翻譯出版。他的檢討和改造不能說不積極，但是在接下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依然首當其衝，成為北大的兩個重點批判對象之一（另一個是周炳琳）。他在西語系、在全校的師生員工大會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寫下了大量的檢查，對自己的反動立場、反動思想、反動學術觀點等一一進行無情的自我批判，內心之虔誠、態度之認真幾乎都無可挑剔。一九五七年朱光潛對羅隆基的批判也是眾所周知的，到了一九六○年代，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西方美學史》，連尼採、叔本華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多年以後，他在垂暮之年為自己當初的「顧慮、膽怯，不誠實」而羞愧。然而，他的出路並沒有因為自我檢討、積極改造而改變。

哲學家金岳霖被洗腦令胡適震驚

與他一樣選擇留下並且受過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金岳霖、賀麟等人都曾極力否定自己的過去，積極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適應一九四九年後的新環境。賀麟一九四六年發表〈學術與政治〉一文一再闡明「學術有學術的獨立自由」，「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為了保持學術獨立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生命，亦所不惜。」當一個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時代降臨後，他卻未能守住這一諾言，反而放棄了學術的尊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迅速敗下陣來，說了大量「違心話」。

曾被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的哲學家金岳霖，一九四九年後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先後參與對杜威、羅素、胡適等的批判，對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但是，他自身的命運沒有因此而好到哪裡去，那已經是一個喪失了「不說話的自由」的時代。選擇了出走的胡適在海外讀到金岳霖寫的一篇檢查後，沉痛地說：

「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吳宓苦戀一生的毛彥文偶然在美國讀到一本由香港美國領事館譯成英文的大陸雜誌，上面登載著許多大陸著名學者的坦白書，吳宓的檢討說自己一向用純文學觀點教莎士比亞戲劇，現在知道錯了，應該用馬克思的觀點教才正確。毛彥文氣得髮指：「人間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於此！」

即使如此，吳宓、朱光潛、金岳霖等人也未能倖免被廢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他們雖僥倖逃過了反右一劫，卻幾乎無人逃得過「文革」的網羅，有北大學生記得朱光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北大廣場挨批鬥時──「他稀疏頭頂上在寒風中顫抖的一綹白髮……」

出走者痛傷：有了天空失去大地

朱光潛那一綹在寒風中顫抖的白髮，與吳宓臨終時的呼喊：「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就是一九四九年選擇留下的知識份子最後的命運。「根株浮滄海」，選擇出走的胡適、錢穆、毛子水們同樣有著內心永遠的傷痛，他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漂浮在異鄉、孤島的苦痛始終伴隨著他們的餘生。一九四九年後，假如沒有臺灣、香港，一切更是不堪設想。兩岸三地，三種不同的制度模式，六十年來的歷史演變，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是上帝對中國的恩待。

六十年後，中國知識份子又一次面臨著抉擇，如果說，六十前是一次去留之間的抉擇，或者在國共兩極、兩個政治集團之間做出抉擇，那麼，這一次就是在獨立與依附之間的抉擇，這一抉擇實際上更為本質、也更具有現代意義，也更為艱難。沒有獨立的人格追求，只能在不同的強權集團之間進行選擇，知識份子永遠都不會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