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8年，孔子還不到3歲那年，齊莊公姜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姦，被崔杼慪不過氣謀殺，怕被如實記下，令太史伯寫患病而亡。太史伯卻偏如實寫：「夏五月，崔杼殺其君光。」崔杼怒殺太史伯後，相繼召太史仲、叔寫齊莊公病死，兩太史都實寫：「崔杼謀殺其君光。」最後太史季補缺而來，還是寫：「夏五月，崔杼殺其君光。」崔杼扔劍嘆息：我為了保全國家社稷謀殺國君，總會有人懂我的。」太史季出朝，南史伯抱著竹簡在台階下站著。「崔杼弒齊莊公光於其府」這行字，就是這樣被載入史冊的。
齊國崔杼與史官之間進行的是一場較量，崔杼用劍出招，劍劍鎖喉奪命，史官用筆應招，招招視死如歸。兵與秀才對抗，比的是誰怕誰，結局劍怕了筆。
把崔杼作為邪惡小人看，並不很公正。客觀看崔杼，這是個悲劇性人物。崔杼是齊莊公時有名的大臣，有權有力量有勢力。他殺君的動因不是為了權力，而是頭上被戴了一頂綠帽子。慪不過老婆被齊莊公佔有的那口氣。齊莊公管不住下身，崔杼無法以道德譴責，當時禮崩樂壞，無法禮解；刑不上大夫，齊莊公不自律，把下身跟下人等同，法也無解。崔杼只能用謀殺來出氣。齊國不是雅典，講君臣禮儀和責罰，沒有公民法庭。崔杼情殺莊公做亂臣，是私怨相報的個人悲劇。
崔杼依仗權力和惡膽出氣，殺了國君，周天子和晉國霸主都管不了，那就是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的情形，頗有些像今天中共想殺誰就殺誰。但有所不同的是：崔杼沒有中共那種「我是流氓我怕誰」邪惡，他怕齊國史官如實記入史冊。古代中國和西方制約掌權者的力量和方式是不同的。西方是公民社會，走法律審理和法庭制裁的路，比如斯巴達和雅典。中國是宗族社會，君臣秩序靠遵守禮制來維持，禮崩失序、樂壞好淫的時候，有賢臣、君師、史官等多種力量遏制。齊莊公姜光好色，但還不是暴君。「殺君」這個詞就是一把利劍，崔杼當時就怕這柄劍。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中國從無公民國家特有的法律授權的合法的專制。夏桀、商紂、厲王都只是暴政者專權，體制內外都有制約專權的力量。齊桓公有賢臣官仲的才智制約，想稱霸就得聽管仲的規勸。魯國君主有柳下惠和曹劌的批評制約。君王還有客卿老師的制約，例如孔子。孔子周遊列國不是卑躬屈膝求官，而是坐而論道（禮）教導君王，君王心理上處在學生的卑位。史官是眾多遏制中最有力量的。君主或權臣殺人了由史官記下，傳於後世，其後人抬不起頭。但凡這個君主或權臣人性還在，他就怕史官秉筆直書的職業道德。這就是宗法禮制下仁、義、禮之惻隱、羞恥、辭讓三心給中國文人、文士奠定的匹夫基石。王道禮制政治傳統下，世襲的史官是團隊網路，只要明辨是非如實寫，字就是無形劍。
史官是華夏族歷史真理的衛士。史官看起來不起眼，為何有如此重要地位？因為中國古代是宗族國家，國是家的放大，治國猶如理家，必須講禮義廉恥，才有長治久安。宗族國家越原始就越質樸，就是有一說一，嬰幼兒般的裸真，假不來。宗族國家走過混沌，以權力逐利、以智力謀權時，就會造假撒謊了。崔杼殺史官就是想造假。而這時候齊國太史以及其它史官不怕殺和死的品性至關重要。史官是華夏族的中堅力量。君王只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歷史文化。
中國歷史的真正地基是史官文化，而不是什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巴勒斯坦一直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猶太人的國家歷史卻在那裡中斷了1800年。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生產力不斷變，可史官文化卻一直沒變。中國第一史官據傳是造字的倉頡，歷史文化由他開始口口相傳，從黃帝到西周中晚期將近兩千年。國人暴動是史官以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歷史事件：厲王專權被國人驅趕。禮教傳統以史為鑒，史官真實文字句句千鈞，如泰山。崔杼敢奪齊莊公的命，卻知禮而理虧，怕齊太史的筆，怕歷史污點被人得知。中華民國蔣介石自省檢點就是企望清白。
中國禮教傳統賦予史官力量。齊太史寧可清白死也要如實寫。正是「齊有太史簡」，文天祥才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小小齊太史，激勵中華民族傳承禮教真理2500年。農民起義逼上樑山，史官寫真秉筆直書，都不恕專權暴政。
禮教講恕，禮即人道，違禮不恕。這跟西方文化軌跡完全不同。西方公民社會，最看重和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正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中國史官文化畫的是宗族社會重情操的軌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氣節故，二者皆可拋」。齊太史三兄弟只為六個字「崔杼殺齊莊公」而寧可殺頭，為的就是無愧於頂天立地的「人」的氣節。史官寧殺頭也要寫真史，不玷污職位，死個問心無愧和坦坦蕩蕩。史官即使不修道，也在易經中坤卦所載「直方正」的道中：直言不諱，方步不亂，正道不歪。
毛澤東戰天鬥地無惡不作，卻跟崔杼一樣怕史官文字。但他更邪毒，通過反右和文革，把文人變成撒謊者或箴默者，把史官變成黨官，玩政治魔術：同一件事，50年前說壞，50年後說好，敢給秦始皇暴政平反。這是鬥爭邪法魔變人心。毀壞史官文化，旨在引華夏族人走向地獄。所以「三退」明志才能還我華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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