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狗（第一章）

—— 一個被釋女囚的真實故事——

小白狗給活活剝了皮，鮮血染紅全身，因為沒有死，它得活下去。女囚徒滿刑了，可是，苦難還在繼續，勞改就是剝皮，重新做人就是做狗，和紅狗一樣，因為沒有死，她得活下去。吃苦是她的使命，把吃的苦記敘下來 ，是她對使命的交待。

目 錄

第一章: 一宿三餐
第二章: 魂兮歸來
第三章: 金利勝，你在哪裡
第四章: 「人改造人」的夢囈
第五章: 「翹尾巴」的敵人
第六章: 從修道院走出來
第七章: 說士遇到駁士
第八章: 和平路，我的夢魘，我的星辰
第九章: 不死的醜小鴨
第十章: 兒奔生，娘奔死
第十一章: 初為人母
第十二章: 四十三歲的女人要讀書
第十三章： 幸福的大學童
第十四章: 「愛人」打架
第十五章: 重返我「家」
第十六章： 父親想做壞人
第十七章: 我和相似形
第十八章: 離婚彎彎路
第十九章: 小黑屋
第二十章: 再燃燒一次
第二十一章：暮春
第二十二章：進三步退五步
第二十三章：別離在即
第二十四章：給自己開個「追悼會」

第一章 一宿三餐

七一年九月，我從監獄回到和平路家，沉甸甸帶回來的是我的軀殼，軀殼裡面曾經有過的美麗的夢，都乖乖地躺在監獄裡同我分手了。那些詩歌都愛唱「展開夢的翅膀飛呀飛呀」什麼的，翅膀被剪掉，夢就飛不起來了。現在，這具軀殼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問題，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怎樣活下去。這是十年前做學生的我不曾想過，十年監獄裡吃不要錢的飯住不要錢的房不需要自己考慮的問題。

那麼風光過的和平路，沿路諸多旅館茶館燒餅店小麵攤等等商店，早在「自然災害」時餓死，再也沒有生還。那些商店舖面，現在都住著居民，一家接一家大門緊閉，只有一個賣開水的老虎灶和一家聯合診所碩果僅存在我家附近。十年過去，除了歲月留下的殘破與凋敝，和平路沒有修建起一座新房子，沒有出現一點新變化，了無生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好像昨天才離開此地。

如果說和平路還有什麼新聞可言，那就是它末端較場口的一大排住房。這個曾經在毛澤東選集的文章裡光榮提及的較場口——抗日時期郭沫若演講挨打的地方，現在一片冷清，附近二三十家房屋，全部朝較場口方向傾斜，比薩斜塔似的立著，好像隨時要倒。行人經過，看到這種景象都幫忙捏一把汗，住在斜房子裡的人倒反而安之若素，照樣在裡面生爐子煮飯，養兒育女，把油鹽柴米搬進去，把淘米水洗腳水潑出門，夏天坐在斜房子前面乘涼，冬天躲在斜房子裡面避寒。這些竹木捆綁房的生命力奇強無比，斜了許多許多年不倒，真是奇蹟。

一宿，還是在和平路那條街上，還是在和平路一百零五號二樓那間十二平方米的小房裡。

五二年八月，我家被西南鐵路局掃地出門，從國際新村宿舍搬來這裡至今近二十年，這個小房間沒有粉刷裝修過一次，四壁和天花板早已由白色變成鉛灰色，到處破破爛爛的。房間左前角從四樓延伸下來的水管子裂了絲縫，髒水浸潤而出，周圍霉斑點點，牆壁經常是濕的。這堵牆的中間，貼了一張《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年畫，畫上兩姐妹手牽手朝著高坡走，一走就是好幾年，紙張已經泛黃，她倆也變得蓬頭垢面像在生病。房間地板堅硬的木節疤這裡那裡亮眼睛似地鼓突著，「眼睛」周圍疏鬆的木質因長年的磨損陷了下去，地上凹凸不平。解放那年，父親高唱「走，跟著毛澤東走」，抱著跳過舞的那把木椅早已散架，火葬了。那個高低櫃和被重慶鐵路局打虎隊提到過的大飯桌，還沒有退休，偷油婆（蟑螂）色的油漆大部分剝落，返樸歸真成木頭本色。上廁所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照舅）」，得穿過馬路，衝刺幾十公尺，鑽進「聽月樓」旁的公廁，眼睛鼻子給濃烈的阿摩尼亞氣刺得發痛。

我回家的第二年九月，母親逝世。這位老是倚在窗台上盼望親人歸來的憔悴枯瘦的女人，獨自艱辛地支撐這個破碎的家庭二十一年之後，等不及父親滿刑歸來，帶著她長久懷有的團圓夢一起走了。

五姐弟都是大人了，我三十一歲，最小的阿弟也已二十三。聚齊時，四個大和尚一個小尼姑（我個子小），擠住在一間小房裡，雖是姐弟，也有諸多不便。特別是夏天，露手膀露大腿，睡著了不知是啥醜樣，不管多熱我從來不穿背心三角褲睡覺。與其說這是一個家，不如說她更像一座廟，廟裡的五姐弟都像修行人，在一起，一本正經，從來不開玩笑，大家都很年輕，全是單身，卻從來不聊什麼男朋友女朋友之類的話題。住房雖擠，正如四川俗語勸走路人不要抱怨知足常樂那樣，「前面雖有騎馬的，後面還有抬轎的」，比起兩代人三代人擠住一房，我們算是幸運的。

房對門的鄰居已經換了幾撥人，兒時難舍難分的好友廖曼蒲，五七年舉家遷往北京。後來的住客，與我家拉開距離，再也沒有鄰居間的親熱勁。現在對面兩個房間住的兩家人，後房是一對中年夫婦和動不動就要挨打的抱養女兒，這對夫妻從不理人，走過你面前鼻子哼哼算是打了招呼。前間，同時又是後房的過道。女主人高大白胖，眼圈烏黑，像只熊貓。她的兒子是現役軍人，門板上貼著「光榮人家」的紅條。現任丈夫老干猴似地瘦小，又有哮喘病，總看見他伸直喉嚨喘氣。每當派出所召集光榮爸爸媽媽開會，女主人便忘記自己的年紀，穿上大紅大綠的袍子帶著跟她沾光的瘦丈夫，一同興高采烈地光榮去了。

平時，兩人在家沒事，不吵架就打牌。吵架的時候，女的聲音響亮英雄，男的聲音尖利難聽，像馬戲團演雜耍。打牌打得兩口子誰不讓誰，爭得輸錢輸米面紅耳赤，擾亂四鄰。別看那老頭子弱不禁風哮喘得可憐，噗哧噗哧像馬上要斷氣，罵起人來擊中要領， 「齊治平，你反革命家屬，不准囂張」！

日圖三餐，就是找飯碗，金飯碗鐵飯碗，當然高攀不上，端個泥飯碗就心滿意足，只是要小心摔爛。

我們較場口派出所第十五段，早已不是當初來逮捕我的「姜巴」戶籍管了，也不是為追查父親的三本日記——據監獄幹部說「其中一本就夠資格槍斃」，專程到四川省第二監獄查審父親和我，並有意無意為我倆串供（透露父親的口供給我），後來到我家看望過我的王戶籍。王戶籍說文革他也挨鬥，紅衛兵從他頭頂上潑下一桶漿糊，在他的黃軍大衣上貼滿大字報。漿糊干了，大衣硬得像盔甲。怪不得！

現在的新戶籍姓袁，居民叫他「袁大頭」。他皮黑臉瘦個子小，帶著個公安大圓盤帽看來有點比例失調，綽號「袁大頭」可能由此而來。猜想他文革初期也被紅小兵「觸及過靈魂」，不然怎麼會對我挺幫忙。省二監釋放我的第三天，他就到我家，通知已幫我借到一部縫紉機——對於一個勞改釋放犯，這是過於關照了，叫我去本段街道工業縫紉組上班，打帆布書包。「袁大頭」說每月有十五元收入，幫助補貼家用，總比沒有好。知道我在監獄裡學會了重新做人修理縫紉機的手藝，他告訴我，較場口一段正在籌建縫紉機修組，他將設法弄我去。

袁大頭幫這個忙是帶給我家的及時雨。二弟安邦三弟治平沒工作呆在家裡吃閑飯，現在又多了個勞改隊回來的女兒，靠母親幫人帶幾個月大的嬰兒每月十四元生活。十四元絕對養不活四口大人，媽咪嘴上不說，心裏日夜焦愁。當時，她已重病在身，她自己不說，大家也太疏忽。

上班的地方，過去是個鋪面，約十五平米，離我家只有五十公尺。八部縫紉機圍成口字形，八個女人面對面做活。這些革命群眾全是婆婆客，手腳笨拙嘴巴勤快，我奇怪他們怎麼會有如此之多的東家長西家短聊不完，高興時竟乾脆停下活路講話，反正摸多摸少都發十五塊。

十年勞改，把我鑄造成勞動的機器，一名只知猛衝猛打做事的尖兵，別提與革命群眾談天說笑，就是偶爾插一句嘴的習慣，也已在勞改隊像戒菸戒酒戒毒一樣戒掉了。在這幫唧唧喳喳的婦女裡，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啞巴。現在，我哪怕一隻手提褲子，一隻手幹活，也能把她們遠遠拋在後面。不過，我多長了一個心眼，提醒自己的產量不能太冒尖，謹防到時候他們不放我去機修組。我想，機修組的工資可能會高一些，可以多給母親一點錢。

很遺憾，儘管我做了極大的努力，努力磨藝術洋工──看起來很忙，其實在偷懶，摸不出多少產品。然而，我的產量還是遙遙領先。

勞改隊出來的烏龜都比社會上的兔子跑得快。

不出所料，一段機修組籌備就緒，「袁大頭」通知我去上班，全體女人憤怒地哇哇叫，責備戶籍手肘往外拐，「勞動好的為什麼不留給自己的地段」。一個長相醜陋名字好聽叫「鳳凰」的年輕女人喊得最響。她說：「不能聽她的，群眾說了算。」其餘的人「對呀，對呀！」一致附合。看當時的情景，他們是想用強力把我留下，為縫紉組沖產量，爭到最後，只差一句話沒說出口：「勞改隊出來的人，哪能由她！」

其實，我很能講話，蒙住半個嘴也能把他們說贏，但人微言輕，我沒吭聲。袁大頭很會應付，他溫和而堅定地撫慰大家：「一段機修組剛剛建立，急需會修縫紉機的人，讓齊家貞先去，以後找到其他人了，再叫她回來，齊家貞屬於本段。」女人們拱起嘴一齊起鬨：「門門門（矇騙），喝（騙）熟人。去都去了，回來個屁！袁戶籍衛護別個段。」

我屏住呼吸，聽憑別人決定我的命運。

袁大頭沒有讓步，我去了機修組，工資是原來的兩倍。母親知道後，她多皺的臉微微舒展了。

一段機修組在中華路財貿俱樂部對面，由兩間鋪面組成，離我小學畢業看初中發榜時差點挨打的地方很近。在這裡，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一名老工人叫了一聲「齊師傅」，羞得我滿面通紅。他叫鄔德瑞，六十左右，是個地段戴帽歷史反革命，去前我已聽說過他，他也耳聞過我這個「勞改釋放犯」。真的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鄔師傅對任何人都恭恭順順笑口常開，很會處世為人很會隨機應變，革命群眾對他還過得去。他從來不對我的歷史發問，也極少與我擺談他自己，但我能心領神會到他對我有一種特殊的關照，一份父親般的慈愛，一雙隨時準備給予的援手。無論是修縫紉機技術上有問題，還是生活方面有疑難，有鄔師傅在，我就有一本百科全書可以查找答案。

機修組由鄭廷貴負責組建，他過去是個「跑攤」修縫紉機的，跑一路修一路，是中國最自由的職業，是中國最自由的份子，當然也是中國最吊兒浪當的人。哪天，如果嘴攙想打牙祭（吃肉），他就略施小計，把綠豆大的梭皮螺絲扔給主人的母雞，讓它當米啄進肚裡，中午，為嘴送命的母雞，就變成鄭師傅香噴噴熱氣直冒的盤中餐了。鄭廷貴那雙水淋淋的紅眼睛，好像天天在熬夜，夜夜去偷牛，好像老是在害眼病。他一開腔講話便滿口噴水，亂打標點符號，聽者一定要格外小心，同他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形容猥瑣，從來振作不起精神，不像個正經的做事人。不用說，領導鄔德瑞和我這兩個一老一少歷史上有紅疤黑跡的份子，他資格是夠夠的。

就在這只有三個職工的較場口一段街道工業裡，開始了我的修理縫紉機生涯。

每天上下班，我得數次經過小時候背著書包遊走的，那麼瞭如指掌那麼流連忘返的街道。無論是我家旁邊的大壩子，還是較場口，石灰市，唯一電影院，每一個地方每條街道都勾起我兒時的記憶，都牽動我濃烈的親情，都激起我的心去親吻逝去的笑聲、悲哀、失望與恥辱。

現在，沒有了孩子們在壩子上花樣翻新的遊戲——老鷹捉小雞、偷步、修房子和無事找事的小山頭間的爭吵，沒有了較場口那個「肉餡麵包圈」——荒貨市場的喧囂與嘈雜，沒有了石灰市路口五光十色的滷肉市場和人頭躦動的顧客，沒有了唯一電影院門前滋滋滋唱歌的油煎雞蛋熨斗糕，沒有了上百個擠在我家樓梯下爭睹逮捕反革命份子齊家貞的好戲，和我從戲台上走下來時觀眾裡一聲失望的驚叫，「哎呀，還是個娃兒」，這些地方已經失去了生命，死得硬梆梆了。

那個上學放學都背著書包在街上閑逛，都要在吃肆店門口守嘴打精神牙祭的齊家貞已經死了，不復存在。今天的齊家貞，披了張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勞改皮，目不旁顧急急匆匆地來去，為的是掙飯錢餬口活下去。

作為技工，我在機修組的工資是三十一元五角，留給自己一元五作零用，其餘的全數交給母親。

十年鐵窗不接觸錢，我已經沒有使錢的嗜好。我沒想過花兩角錢看場電影，在裡面哭哭笑笑發神經；我沒想過用塊把錢買本書，澆灌一下自己荒蕪蒼涼的心田；我沒想過花四分門票錢，進文化宮看看孩子坐轉椅蕩鞦韆，彌補我兒時因為連集體票兩分錢也付不起而錯失掉的歡樂；我甚至也沒想過買件花花衣裳穿，到街上招搖漂亮一下子。我只想到我的獄友們，這份真情成為我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一部分。我要把積攢起來的零用錢，請我的獄友一起享受德元湯圓店的湯圓，那閃亮的黑芝麻，濃烈的甜蜜，膩嘴的豬板油；享受解放碑餐廳的涼麵，上面堆得尖尖的各色酌料，底下埋的剛煮過心的綠荳芽。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十年二十年沒有問津過這些美食了。

對於我，十年勞改似乎已經取代了我過去所有的生活，勞改前的日子已經不屬於我談話的範圍，無論誰來我家，無論是弟弟們的朋友還是我的朋友——我的當然是獄友，只要開口，我言必稱「我們孫家花園」（四川省二監雅號），「我的同犯某某」。這簡直是在自己額頭上刻字，「我是反革命」、「我來自勞改隊」，我這是在招惹白眼，招惹是非，四個弟弟們對這個仍然不諳世事的姐姐非常擔心，非常不理解。

他們是對的，就憑我坐監獄（還有父親）這一點，就已經把全家人逼成了驚弓之鳥，出來後，我還在繼續使他們受驚，他們當然緊張，承受不住。可是我，我又有什麼辦法呢？二十歲進去，三十歲出來，這十年，是我的黃金歲月，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年華，打下了什麼烙印，那個烙印就是終生的壓倒一切的烙印。在這個十年裡，我整個兒被掏空了，五臟六腑大腦思想都被掏走了，別提什麼出國留學，當中國的居里夫人什麼臭屁理想了。我沒有價值，沒有追求，沒有見解，沒有慾念，沒有朋友，沒有去處……一無所有。剩下的，就只有這十年監獄給予我的記憶，諸如「我們孫家花園」，「我的同犯」。

我已經非常習慣自己完全不屬於自己、非常習慣自己的時間完全交由別人支配的監獄生活了。勞改隊裡每週七天，七個晚上雷打不動的政治洗腦學習，六個白晝緊張繁重的體力勞動，剩下的休息日星期天，上午監房、車間內外的大掃除，下午寫小組學習情況匯報，或者隊長要的什麼材料，或者某些臨時性的任務，比如赤手空拳跳下糞池疏通管道，把廁所底部的石板洗得黑亮，比如替隊長辦公室做清潔，這間那間，比如替張隊長長滿裂口的腳後跟削皮擦藥等包羅萬象的雜務，如果還有點剩餘時間鑲疤鑲塊補我的「萬能勞動衣」，或者上床放平補二十分鐘瞌睡賬，已是謝天謝地，絕無另外的時間做別的私事。

時間像這樣讓人安排得爆滿，既不看書報，又無文娛活動，兩年關在看守所，八年勞改隊，總共十年——生個孩子都十歲讀小學四年級了——可想而知，這十年的積習有多難返。所以，現在突然多出來的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的剩餘時間，要我自己支配，真的令我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了。

進了機修組，每天下班、週末和節假日前，我都等著負責人鄭廷貴開口，希望他交待我要加班，像只流口水的狗，搖著尾巴等主人扔骨頭。只要鄭師傅開口問，齊家貞你有沒得空，我便忙不迭開心地答應有，有。時間有地方耗費，心才有地方擱放，我感到踏實。

鄭廷貴整日東遊西逛不務正業，一天有兩個小時在組裡露面已很夠意思，沒人喊得動他加班。他問，加班？給好多數數——加班費。鄔師傅上班從不遲到早退，幹活賣力，常常不顯眼地擔當一些技術領導工作，可是，除非找不到任何推諉的藉口，他不會來加班。於是，加班是我的專利，唱獨角戲。不管路上人來人往喧聲震天，不管外面烈日當空還是風雨交加，我不為所動，專心專意忙忙碌碌。特別是長節假日，這個年輕女子沒有親探沒有友訪，油手油身地對冷冰冰的縫紉機情有獨鍾，時不時有鄰居、行人好奇地站在門口觀望，不明白好端端一個女子得錯了什麼病。

半年內，我都在得病——所有的晚上，所有的星期日和國慶節元旦春節假日，我都像個機器人，獨自在那裡，做，做。

在「十紅夾一黑」群眾專政的社會裏，雖然省二監釋放我的大會上宣布不給我戴反革命帽子，但是，無形的帽子，無形的號服仍然穿戴在身上。附近地段的居民人人皆知我坐過牢，走在街上，有人禁不住要回過身子多看我幾眼，好像我頭上長了角，與眾不同；禁不住要眼眨眉毛動地議論我幾句，好像我過去真做了丟人現眼的髒事。也有人謠傳我是臺灣特務——大概沒那麼能幹，解放時我才八歲。幸好，我固有的「馬大哈」性格救了我，它像一層厚膜，把我框在裡面，既保護我順利度過獄內的十年，也使我本能地對社會長期的歧視與壓力不予理睬，天兮兮（傻乎乎）地生活在自己的膜裡，並不感覺比別人矮三分（儘管的確比別人矮三分），也不認為自己少長了一匹肋巴（儘管真的是少長了一匹肋巴），自以為還是十年前的我自己（其實已經不是），你嚼你的嘴根子，我過我自己的好日子。

日子開始不平靜。

一次加了晚班，已是半夜十二點半，走過米亭子，一群人熱熱鬧鬧開過來，押著一對男女遊街。女的頭髮蓬亂，只穿了內衣內褲，乳房在半透明的汗衫裡隱約可見，男的上身赤膊，只穿了一條三角褲，胸前挂了一雙皮鞋。當時已是初冬，這兩人都冷得發抖，看來是剛從被窩裡拽出來的，這就是所謂「捉賊要拿贓，捉姦要拿雙」了。我認為，侮辱他人就是侮辱自己，不論他倆做了什麼，這種侮辱人格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更令我無法容忍的是那群興高采烈的圍觀者，好像在慶祝「九大」召開。我很失望。

還有一次也是下了夜班，在瓷器街口，四五個叫花子跪成一排，每人面前鋪了一張用石塊壓著的大紙，解釋每個人乞討的理由。在灰暗的路燈燈光下，我很難看清紙上歪七倒八的毛筆字，但是，這些跪著的人，他們枯瘦的身體在襤褸單薄的衣裳下瑟縮則顯而易見。這種前所未見集體下跪的情景令我非常難過，非常納悶，而過路人的冷漠無情和見悲不憫令我震驚。

我參加過一次地段群眾對轄區五類份子年終的評審大會。混在革命群眾裡，我這個勞改隊的釋放犯，親自體會一下監外管制犯的日子。

戶籍一聲吼叫「滾進來」，於是從一群蹲在地上，個個爛眉渣眼穿得黑黑破破的人堆裡，彎腰駝背地「滾進來」一個人。他畢恭畢敬念完自己的年終總結後，群眾開始揭發。一個言辭激烈表情憤怒的女人說：「他壞得很，根本沒有改造好。他說‘吃得好，屎都要粗節點，油光水滑的，吃得不好，屎都是渣翻翻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哪個吃得好？哪個吃得不好？大家都是一樣的。」她轉過臉，質問那個深深勾著頭以示接受批判的五類份子，「你說，你說，你是不是在污蔑我們社會主義？」接著，另外一個女人上來，先哮喘了一陣才開始講話：「你說，文化宮的防空洞裡有個人遭殺了，你是在造謠！我們的國家治安好得很，哪裡殺了人？哪有這回事？大家說，他是不是在造謠？」人群裡稀稀落落回應了幾聲，好像癩子頭上不多的幾根毛。後來，還有幾個人發言，沒有一個不是狗屁不通，沒有一個揭發出了名堂。批完一個，「滾出去」一個，又「滾進來」一個，再「滾出去」一個……望著這堆倒霉的黑五類，我覺得他們比監獄裡的犯人更不是人。

治平告訴我他親眼所見的一件事。

凱旋路下面的看守所，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未決犯，從二樓監房窗口跳下來企圖逃跑，一條腿摔斷了爬不起來，群眾專政隊員從裡面追出來，氣喘吁吁地罵道：「你個龜兒子，這麼會跑，跑了好多次，這回啷個不爬起來再跑耶？」說著，眾目睽睽之下，舉起手槍朝扑在地上叫痛的小青年開了三槍，他身子抽搐幾下便不動了。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六一年九月入獄，七一年九月出來，那場風風火火進行了五年的觸及人們靈魂的文革，怎麼像魔棍把當今社會攪得是非顛倒廉恥喪盡。十年前，大陸一片飢餓，那是肚腸的譏餓，今天，仍然是一片飢餓，卻加上了精神的飢餓。我發覺自己坐牢十年，人被掏空了，成了行屍走肉，可是回到社會，我的所見所聞告訴我，社會上的人也被掏空了，好像掏得比我更空，更像行屍走肉。

在獄內，獄吏老是教育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革命人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犯人如果不加速思想改造，出獄後跟不上社會前進的步伐，將會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弄得不好，還會吃「回鍋肉」演「二進宮」。可是出獄已經半年，我看不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看不到他們的勞動熱情，甚至看不到做人最起碼的正義感、同情心，倒是我這個從監獄勞改隊出來繼續接受改造的人，反而比他們有政治覺悟，有勞動熱情，更有人的味道。

監獄理的敵人好過監獄外的人民，這是怎麼啦！

一九七四年秋，父親被釋放，在省二監就業隊當就業員。週末，他請假回家，跨進房門，發現床上沒睡人，牆上掛著母親的黑框照片，這才恍然大悟，媽咪不是重病在身，而是永遠離開了我們。不算以前軟禁、坐牢、就業，就只這次和女兒一起，父親整整蹲了十三年監獄，眼睛望穿了，望來了刑滿歸家，迎接他的竟是與愛妻死別的噩耗。父親老淚縱橫，媽咪呀，我回來晚了！全家抱頭痛哭。死者不能復生，母親已經逝世兩年。

第二年底，政府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的待遇，把父親從省二監就業隊釋放回家。他，也面臨日圖三餐，夜圖一宿的問題。

政府發給他「飯票」——被安排在「重慶長江儀錶廠」，一個集體性質的合作企業噴漆組當工人。七六年三月，噴漆工「上任」之前，書記廠長召集科長、車間主任、小組長開會宣布，廠裡即將有一名戰犯齊尊周（戰犯，太抬舉他了）來此上班，大家回去通知各科室車間小組全體幹部工人，不准叫他同志，不准叫他師傅，只准稱呼名字。

本來嘛，名字取來就是給人叫的，有的人常常不喊對方的名字，喜歡用「同志」、「師傅」、「廠長」、「書記」這樣的方式，來表示對革命上級的崇拜，同一營壘戰友的親密，志同道合的戰鬥友情，那是他們的自由無可非議，就好像狗與狗見面，用聞對方的屁股來表示親熱一樣。只是，領導同志們興師動眾，專門開會規定只准叫齊尊周名字，那就有點畫蛇添足小題大做了。

父親搞噴漆是有毒工種，沒口罩沒帽子沒圍腰，勞動下來他頭髮裡滿是油漆，穿的衣服件件給塗得斑駁陸離油亮油亮的。解放前，父親在南京公共汽車管理處當處長，由於「交通難」是首都的大問題，他每週末每個節假日從不休息，親自到樞紐大站第一線調度車輛，拿著話筒維持秩序，安撫焦躁的乘客們。解放後，他成為階下囚，前後二十三年裡，一直在磚瓦廠、筑路大隊、碳粉機上做最骯髒最勞累的活路，現在安排他當噴漆工，雖然與他的鐵路運輸專業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是，想想監內繁重的苦役，想想解放前當官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操心勞力，現在的工作一點不煩人，還有星期天休息，簡直是社會主義祖國對父親天大的關懷，他還有什麼奢求？

在噴漆組裡，父親做的活數量高，質量好，其他人不願做的事都扔給他，他從不挑肥揀瘦，少說話多做事。每年，小組一致提名他為先進工人，每年都被廠領導舉手同意一致刮掉。

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改變不了一個人的氣質，那是老天給的。父親當噴漆工，穿布衣布鞋，一米八的個頭依然儀錶堂堂，鶴立雞群。知道父親從何處來的人說：「哪裡看得出你坐過牢喲，比沒有坐過牢的人還要神氣。」不知底細的人則說：「哎呀，齊師傅，你啷個到噴漆組來了喲。一看就曉得，你該去當大官，坐辦公室。」後來成為我至交的李方健說：「第一眼看見你父親，我就曉得他是個非常好非常善良的長者。」廠里許多人根本不理睬上面的警告，照樣叫他「齊師傅」，私下裡還對他表示好感和尊敬。

飯票有了，拿 「米發梭」（三十四元五）工資，還有宿，這是中國人最頭痛的問題，它不存在私人渠道，和飯碗一樣，全靠衣食父母——政府賞賜。父親的住房只能指望有關部門落實政府對國民黨縣團級人員的政策。很快，有了響動，收到民生路房屋管理所寄給父親的分房通知，我們全家狂喜，立即前往較場口小米市三十五號查看。

面對分給父親的新房，我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這，怎麼能叫房間！它在這座舊高樓底層的廚房裡，用粗竹蔑席在進門右側圍出了一個四平方米的地方，蔑席上面沒有封頂，離天花板還有兩尺距離，蔑席中間剪了個口子朝上卷起來叫做窗戶，腳下是坑坑包包的老泥地，頂上是被煤煙熏得漆黑的天花板，整幢摟厚重的大門就在「房間」的前面，左邊是好幾排整整齊齊的爐子兵團，再過去，便是樓梯。早先，當工人前去「圍造」這個「房間」的時候，因為侵佔了公用廚房的地盤，遭到主婦們的抗議。工人說：「給一個拆遷戶暫時住幾個月就還給你們。」現在，民生路房管所負責這次國名黨縣團級人員分房的許海榮，把它作為正式的永久性住房分給了父親。且不說這麼小的房間安放一張小號雙人床（單人床父親睡不下）後連屁股都打不過轉，只消想一想，晚上清晨，人進人出嘰嘰嘎嘎不停呻喚的大門，上樓下樓咚咚敲鼓響的腳步聲，來來去去人們的吆喝，女人們三餐煮食的哄鬧，這支噪音交響曲長驅直入「房間」，白天黑夜的打擾人，能有多麼恐怖，完全可以把人的神經弄成有病。加之，打開爐門掏煤灰的灰塵，生爐子時的濃煙，沒有充分燃燒的一氧化碳，不分晝夜肆無忌憚地從「窗戶」，從開口的「房頂」自由進入，人像生活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不短陽壽二十年才叫怪事。分配這樣的房間，豬圈狗窩不如，比監獄裡的小監房還小監，把人作踐到這樣的程度，虧他們做得出！

我們憤怒已極，找到該所分房管理人許海榮，我生氣地說：「把根本不能住人的所謂房間分給一個六十四歲的老人，實在太不適當了，簡直不把人當人！」瘦狗似的許海榮，亮出他滿口咖啡色的稀牙，一副鄙薄的神情：「什麼不適當，適當得很！革命群眾還沒有這樣的房子住哩，你還要嫌，不要就退回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講話有持無恐的那副凶像，他強調「革命群眾」，就是暗指父親坐過牢——坐過牢的傢伙你識相點！這樣，他才敢如此欺侮人。我心裏詛咒他不得好死！
「房間」不能住人，又不願放棄居住權，只好空在那裡，每月繳房租九角六分，任憑油煙煤氣自由貫通，讓它像積錢罐那樣存積煤屑灰塵。父親只得加入我們十二個平方米的「和尚廟」，他要早起鍛練，起床時會因床架搖曳作響弄醒旁人，他說睡地板最好。

多年來，父親不停地到市中區房管分局求告，他們最後兩次通知下屬的民生路房管所重新調整。最初「民生路」以沒有房子搪塞，後來書記所長開恩，說是等節約旅館修好後，在頂樓分一間。夜不長夢也多，旅館修好了，民生路房管所領導大換班，在討論節約旅館頂樓分配時，有人提到拖得太久的齊尊周的房子，新的實權人物張向東書記說：「不管他的。」他口袋裡有自己的名單。

大失所望的父親，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又去市中區房管分局求說，雖然一無所獲，但沒有空手而歸，意外地，有個人向父親泄露了機密。他說，民生路房管所有個叫何方正的同志告訴他：「全市他們這批人分的房都能住，就是齊尊週一個人例外，齊尊周分房的全部經過我都清楚，只不過我們不好說出來。」這就是說，許海榮將房子掉了包！他利用父親在政治上說不起話的機會，把本應給父親的可以住人的房子給了他自己的關係戶，然後用那個「適當得很」的「房間」抵數。知情人誰敢幫坐過牢的人說話。

無奈，父親數次去信重慶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狀告許海榮和張向東，要求紀委出面干預，信等於寫給了死人，屍首單位哪會有回音。

許海榮的「適當得很」，張向東的「不管他的」，使父親從六十四歲等到七十二歲，八年來，他始終沒有自己的住處。父親睡了五年和平路地板，然後是窮搬家，白象街、紅星亭坡、通用廠宿舍。

八二年春，謝銳強先生從洛杉機到中國探親，受他堂兄謝文龍之托來重慶看望父親，可是失之交臂，父親去廣州會晤堂妹夫林道宏先生了。沒有見到父親，謝先生要求去看看父親的住處，我們這些馴服的工具，主動馴服，為了不丟國家的面子，轉彎抹角地拒絕了他，使這位不遠萬里來中國的謝銳強先生，失去了千載難逢大開眼界之機，沒有看到這個「適當得很」的住人的狗洞。

最後還是「開後門」解決戰鬥，過去八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現在「得來全不費功夫」。小弟媳一個親戚在七星崗房管所當科長，瞭解情況後很生氣，他利用手上的權力行善，把那個「積灰罐」為父親在和平路六十九號二樓換了一個雖然奇小但可居人的房間。「開後門」真的是威力無窮啊！

我明白了「逼良為娼」一詞的含義，也體會到毛澤東關於「走後門不見得都是壞人」論斷的偉大英明。

(待續）